打烧饼

每一次下班接儿子回来路过小区北门，总会听到熟悉的喇叭声“芝麻烧饼，五元四个”。儿子总是会央求我是不是给他买上一个，我总是可以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

有一次老板把刚从火炉案板把烧饼取下来，儿子已经急不可耐的要上手，我赶紧制止“太热，不要烫着”。儿子说“阿姨，你家的烧饼真香啊”，做烧饼的事个女人，中等身材，皮肤有些黝黑，但是健康的很，尤其那双大手很快把一个又一个面团打成圈抹上油均匀铺上去。妇女打趣说“那干脆你别走啦，给你爸爸商量下，留在我们这跟我卖烧饼吧，阿姨一定管够你可好”。儿子看了看阿姨，再看看我早已把那双不安分的手缩回来，我趁机帮腔道“是啊，你就跟着阿姨学着做烧饼卖吧!”，儿子的反应还挺快，嚷嚷道“我才不在这那，我要回家”。说着扯上我的衣服就要往回走，妇女冲他笑了笑“放心吧，阿姨那是逗你哩，再说养着你还要花钱哩”。

回来的路上儿子问我“你真舍得不要我啦，舍得我跟着她卖烧饼啦？”，“你说爸爸舍不舍得？”我故作镇定地回复他。儿子回头审视着我说“那干脆我以后不吃烧饼啦，或者咱们不去她那买啦”，看着他那好笑的神情，和那滴流乱转的眼睛我终于忍不住笑啦“爸爸怎么舍得哪”。

一个烧饼是否可以诱惑到一个孩子？对于现代的孩子来说大多数不为所动，毕竟现在好吃的东西很多，随手拿在手边的并不缺。但是回到我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一块烧饼却是要稀罕的多啦。

我老家那里烧饼这种面食很常见，但是那个时候却并不能时刻得到满足。我们那里制作烧饼的过程叫“打烧饼”，如何体现在一个“打”字上？或许跟制作过程有关。我们那里打烧饼用的是吊炉，这在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多见，如今这种方式为了区分路边的各种由头，冠以“吊炉烧饼”。那个时候我们村做这种吊炉烧饼的就是一对夫妻，论起辈分我管他们是本家的“大爷、大娘”。

通常他们出摊也只是选择在秋收完全结束之后，那个时候地里已经没有什么活收拾。闲下来的他们早早开始出摊，那个时候我经常会在一个早晨眼瞅着他们，推着车子出摊，在某一个地点固定，把吊炉平稳地放下来。吊炉的外形很很类似刚刚出露地面的蘑菇未开伞的那部分，吊炉的外边粉上白白的石灰泥，耐烧密封性也好。整个吊炉的高度接近一人多高，炉口与大娘的肩膀齐平，这样方便快速把将要上炉的烧饼甩出去，正好粘在炉火的内壁。打烧饼的炉火要需要碳性好，最好少烟，这样出炉的烧饼不会熏染杂味。

那个时候大娘是个做烧饼的好手，大爷只是在一旁吧嗒着旱烟辅助，招呼着前来搭腔的生意。经常看到大娘在那忙忙碌碌，已经醒好的面在她的手里来回翻飞，甚至随着一声声响亮被摆放上油案。灵活的手圈起来五指来回研磨每一个面团，直到烧饼的外圈不断撑大刷上油撒上芝麻，就着手掂起来打着滚甩进炉火，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往返循复。那个时候的孩子多是早已围拢过来，眼瞅着炉口，直到烧饼像吃了魔法，很快胀气甚至开始撑肚子，那个时候烧饼的外皮一种金黄黄的感觉已经完全展现出来，诱人的芝麻香味跟着从炉口溢出来。大爷大娘心势头不错（心好），最先出炉的那个烧饼也大多会给围观的孩子分上那么一块。然后会说“好吃不，小？好吃让您娘来买”（小，是我们当地土话对男孩子的称呼）。

那个时候下乡做各种生意可以不用现金，只要家里有粮食就可以，按照斤两折算过来，甚至要比现金顶用的多。毕竟那个时候钱会“毛”，但是粮食自然好的多。那个时候想要买个什么东西，就是回家扛粮食上称，而这种交换方式甚至在前些年还依然存在。

那个时候想吃上一口烧饼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毕竟谁家的粮食都紧张，家家户户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都难免要吃上两掺或者几掺面，所以大多数时候也只是看看，饱饱眼福而已。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家里来个客人，最好带着孩子过来，通情达理的父母看到进门的孩子就张罗着拿出好吃的。那么烧饼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清楚记得每次去姥娘家走亲戚，每次进门没有多久，姥娘就会督促舅张罗着从外面买回烧饼分给我们，就是那口香回我无穷。那个时候周边打烧饼的也就我们村那一家，他们大多时候也走街串巷。所以，每次姥娘总会说“这就是您村里谁谁谁打的烧饼，看看多好，多有本事”。吃饭的时候当然有烧饼和白面馍，当然白面馍也只是用来招呼客人。甚至那个时候这些面食都可以记账，直到需要周转的时候，或者某个年尾的节点统一上门结账，那时候的人心是公平的，没有谁真的会磕着脸皮赖账。当然也会有不济的，大多都可以缓缓。

作为孩子的我们吃上一个烧饼，喝上一碗菠菜鸡蛋汤，还会放上几根粉条，再搭配上年头吃到年尾的海带人造肉，如果稍微有那么一点肉更好。就已经算是满满当当的一顿饭啦，所以那时候每次走亲戚回来，别人会问我“三，吃的啥”，我也总是说“烧饼，鸡蛋汤”。

那个时候的烧饼大概是2角钱一个，后来涨到3角甚至5角，5角钱徘徊很多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后来的时候大娘大爷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做啦，那个时候已经有另外的生人插手那档营生。

“二发面”是从东北过来的，据说是在东北混不下去，再次折回老家，他卖的烧饼更加厚实顶饥。二发面，是个胖胖厚实的人，宽大的脑门，一张大嘴能说会道。那个时候每次去我们村往街上一站就是半天，凭着厚实的烧饼和那张猪都能上树的嘴赢得很多人的欢心，当然大多还是打趣他。有人说“二发面，你这这么能说跑东北啦，咋又回来”，他总是苦笑“哎呀，没法啊，没有地哪里活不成”。

有人又接着问“那你到底结没结？”，这里的“结”就是指结扎。那个年月为了要个男孩很多夫妻被迫躲避，二发面就是这其中的一位而已。据说他有三个闺女，最终还是要到男孩之后选择回来的。那个时候像他那种“逃难”的人是不受村里欢迎的，政策管制也比较死，几乎没有出口。因此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一旦人走，老家的房子大多被拔掉，院子荒芜起来，更有田地也一并被勾销（地被收回集体）。所以二发面回来后的日子并不好过，那个时候靠土地谋生的人失去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经常看到穿的一身破衣的他走街串巷吆喝，大多数乡邻都知道其中缘由，甚至不免同情起来。好像记得有谁说过，他甚至偷过谁家的玉米白菜等，来人跟着他甚至到家，看到那一家子生活境遇又折返啦。究竟又能会有谁会主动告发一个被生活所迫的人？人心毕竟是柔软的。

但是他的烧饼只是厚实，并不好吃，口感上差的太多。时间一长也开始油腔滑舌，渐渐开始失宠。也正是那个时候大娘大爷再一次开始重新拾起他的家伙什，但是后来已经有各种外部村庄同样后起来的人面对的竞争，生意已经大不如前。直到后来有一天回家，我看到他们两口开始卖山里红，似乎已经完全丢弃他们自己的行当。我甚至曾经以为可惜，我太惦记那口焦酥麻香的味道。这里顺便提一提，就在他们卖山楂的那段时日，我们家已经是最困难的时候，爹和妹妹甚至虚心向他们讨教了如何做好一顿好的山楂葫芦，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上高中。甚至我清清楚楚记得，有一次回家看懂爹和妹妹在家里吧啦山楂，一遍又一遍试着糖的成色等。

当然那个时候读高中，每次回去接近一个月，大多时候我是很难碰到剩余的葫芦，似乎不愁卖。至于怎么卖的，我并没有亲眼见到他们的吆喝声，但是所有的情景可以想象就在那里，就在那段岁月里深深烙下沉重的影子。我仿佛看到以前的路，还有不能磨灭的的难忘记忆。每一段是故事，更是亲情，也是家的烟火，深深浅浅一次又一次走过再走回。

如今已经离家很多年，每一次儿子央求我给他买个烧饼，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对比，有没有家乡的味道。其实哪里有啊？无论是产地还是制作方法，都是天壤之别。

去年的时候回老家过年，听说做烧饼的大爷也已经去啦。大概我们都是如此，在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中不断走远，困苦也好，欢笑也罢，希望那盏灯火一直在前方，指引我们无往不前。

有些事必然将要走进故事，可以是你的我的，也可以是他们的。有些人也必将在每一个巷陌的尽头难以再遇，直至永远站在时光里，而我们也会同他们一样，只是在生命的宽度上依然灼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