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口窑

很多年之后从一条路附近路过，我依然在寻找一块我开垦过的土地，我甚至为它把车子停下来，认认真真审视从东到西，总想找出哪一块属于我的土地是否依然还生长在哪里？人脑对土地的记忆是最原始的，或许始于最初的生存，有了土地才配得上生存的权利，土地上生出草，也会生出庄稼，后面生出牛羊，直到把人生出来，从此甘愿困在那里。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被困住，包括那些看似漫无目的的草，还有牛羊，总是在不经意间过界，跨过的可能是一条路，或许一道沟渠。甚至只是一只脚踩在外面，另一只脚总是不愿意缩回去，这就是人性吧。但是人毕竟不是牛羊，更不是草，不能像它们一样漫无目的。所有的生长有时候又必须是统一，那些一定要打破的人，恐怕被其他人给撅回去。

我们村的荒地很多，任意可以开坑的地头甚至比花名册约定的还要多。但是那个时候有些地头对着谁的好地，被强制挖过去大多被自然默认，那上面的一草一木，来过那里的鸟都只能默认。即使再不中干的人家也会有男人或者女人在那里走上一遭，用镰刀简单把上面的草割掉，用铁锹把堆积来的土翻起来，哪怕只是做个样子，那块地就等于是有了主人。至于上面种什么，认领它的人说了算。不是所有被认领过的土地都适合开垦种上庄稼，有些只是被挖上坑立上几根公分粗的树苗，等于给土地做了标记。

从一块荒地到生地，再到熟地，没有哪一步一个晚上就能搞定，甚至需要几年，那就是一种交易。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要看得见，有些交易只埋在土下，默默进行。你要与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生灵说话，那种话不需要第三个人在场，只需要选一个又一个黄昏，把所有想说的话对它们说出去。你要让那里的草木降服于你，让那里的生灵记住你，甚至那里的云，所有路过那里的风吹草动。只有一次次来，不厌其烦。

让那里的所有事物认识你并不容易，甚至没有什么捷径，甚至你不需要花费过多的力气，把你的铁锹撂倒，把你的䦆头放平，只需要坐在那里，要经常到那里坐坐，哪怕只是简单吸袋烟，把夕阳装进你的烟窝里，来回深吸一口气，直到把路过的云彩都点燃，知道你每一次在那里落座，所有的声音一如往常，没有谁屏气，直到有哪一只蟋蟀甚至偷偷爬上你，你并不以为然，甚至早已习以为常装作看不见。之后的时间里，那些交易才算真正成功，那些后来的交易自然从坚硬的地下开始，向地表蔓延，直到按照我们的意图。这个过程很长，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耐住性子，那些压根不能平和的人，二者相互之间只会是欺骗。

我正在路过的那块地，最初也是荒地，甚至在我们到来之前，按照它自己的脾气高低不一。

那时候甚至没有谁注意过它，甚至没有谁把它与我们的村庄联系在一起。是的，没有谁觉得可惜，毕竟距离六七百口人的唯一东西老街足够远，至少5里地的路程。有谁会为了一块没有灌溉条件的土地去消磨过多的力气，甚至一直认为上面的收成不会换来磨损的农具。要在一块生瓜蛋子上下刀子拉出口子，没有好的镰刀，没有好的䦆头是行不通的。

我们村是没有砖窑的，至少没有地面以上撑地起面子的那种高大。我还小，那个时候从那里路过，一次又一次对一口窑好奇。我好奇大老远就能听到的噼里啪啦扣砖坯的声响，我好奇来回来着一车又一车土的驴从那里经过，好奇那些驴几乎可以记着每一条小道来回穿梭过去。我好奇每一次炊烟从最高的烟筒上升起来，笔直地上升再下降直到北几只路过的鸟衔着重新扶起，最后被一阵风吹到哪里，那几乎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最大的“炊烟”。可是我的根并不能与它连在一起，属于我们村庄的那些土地与它隔着一条生产路，生产路再往北隔着就是我正在路过的那块荒地。那口窑在那个年代站的最高，它在高处俯视所有的土地，俯视每一次炊烟能到达的地方，就那么看着。

我看它的时候不知道它是否也会看着我？何止我看着它？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上的人都眼看着它，似乎看着它能把所有热的腰杆挺起来。可是一口窑如那里生长的草木牛羊一样，都是有边界的。像我们这种村庄那个时候如我那样只能望望的很多，只能是叹息。那是最早的工业吧，就像很多年之后我读《路遥文集》，遇到《平凡的世界》，遇到孙少安，遇到孙少安守着的手下那口窑厂一样，那就是那个时候村庄的希望，不过那种希望只是我们并不情愿看到的，属于别人的村落-桑庄村。

我们的土地与桑庄连着，那栋窑就处于分界线的位置，没有那口窑甚至分不出土地是谁的。当一窑窑的红砖从那里吐出来，谁又算过究竟被它吞噬了多少土地。那口窑是什么建的我并不知道，正如现在我路过曾经属于我开坑的荒地，那口窑已经藏在时光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烟囱突兀长在那里。那个时候周边的土地所卖一空，为了烧一窑砖已经开始把窑的舌头伸向更远的村子。我们村紧邻的那块荒地甚至可以延伸更远，据说直达窑场的南面。我不知道我们村是不是早已与那里签订契约，已经不知道被卖了多少年。从我第一次从那里路过那条路往北几乎被掏的坑坑洼洼，每一次下雨几乎是蛤蟆的天堂，在那叫个不停。

并不是所有的土都适合制成砖坯，那些被嫌弃来的土地反而在荒置中被保存下来。记不起是哪一年，只记得村庄的上空都在回旋一个声音，那是从远近不同的村里传来的喇叭声，由远及近此起彼伏，在那里重叠。哪一天我记住人民的好儿子，西藏人民的好书记孔繁森这个名字。一个人能被后来的人记起来，那需要多么不易，需要作出多么大的功绩。那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那个响当当的名字是与我共同生活在家乡的土地，多少年后我了解那些，已经是在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之后的事情啦。

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喊了一嗓子，我们老六队的人在同一天来到那里，我多少年后重新路过的那块荒地。那个时候村里的人口已经开始多了起来，土地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凸显出来。那些一向被嫌弃的荒地一夜之间地头涌来男女老幼，开荒占地，我并不确定是否有统一的规矩。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只懂撅着屁股听地牛叫。地牛是个奇怪的东西，我一直听了很多年，从白花菜开始听到秋收，从来没有见过它的真容，只觉着它的力气很大。在刚开垦的荒地上能种下什么？我记得几乎清一色的种下红薯。撅着屁股的那个我看着烟筒里不断往外涌出的炊烟，甚至与地牛比力气，拿着锨把头放在嘴里，试图发出那种眸眸之气。

那块地并没有带来过多的收获，所有的人只是把秧子插好浇一次水拱成土堆后，一个个孤零零站在那里，代替自己。我不记得之后有谁再去看过，我只记得那里的荒草无阔，那里甚至盛产蛇和蒺藜疙疤秧。以至于后来有些人在热情过后再次放弃，当我们放弃一块土地的时候，土地也在放弃我们，又何况是一块搁置多少年的生瓜地？

后来的年月只有那些腿脚勤快的人拉着车子在村庄与那块地之间周转，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被迫跟在后面，有时候要用一根绳子套上自己拉在前面。车上并没有太多的收成，那个时候我几次三番抱怨，应该把它也给抛弃。我哪里懂那时候的艰辛！我依稀记得绕过那块地不远，那些正摔着啪啪响的土坯的人吃着的苦力，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

多少年之后的一天路过那里，曾经属于我开过荒的土地已经躲起来，那些与我种过的红薯一起生长的草木也躲起来。整齐被统一耕种起来，听说已经被出租给那些种植大葱的新农人。

我实在不敢想象那些荒芜是如何被驯服的？所有都找不到啦，包括那口窑，那曾经俯视过村庄的窑，和那股强大的“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