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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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并不遥远，走出寨子，过了那座石拱桥，就踏上了去苦竹村的路。外婆家在苦竹村的东头，是栋白粉墙屋。
平常跟爸妈去外婆家，不知不觉就到了。这次不知怎的，外婆的家突然变得遥远，像在天边，老是走不拢，那栋白粉墙屋像一个梦幻，时隐时现，故意不让我靠近似的。
雪花伤心地飘着。那是爷爷的白胡须在空中乱飘。村庄、田野、山和树都在伤心。
远处出现一个黑点，越来越大，近了，是一个人，寨子里的聋子大伯，又聋又哑，平常都叫他石聋子。他肩上晃荡着两只水桶。我跑过去，抓住水桶不放。我要告诉他，我的爷爷走了！
我们那地方，死了老人，不说“死”，说“走”，挺委婉的。聋子大伯不解地望着我。我忘了他耳聋，他什么也听不见，说也是白说。
我哇地哭了起来。哭，他能看见。
聋子大伯吃惊地望着我。大年初一，哭什么？他当然弄不明白。
我眼一闭，身子往后一翻。这个动作，聋子大伯一下就明白了。平常寨子里走了老人，聋子大伯见人就做这个动作。
聋子大伯也做了一个手势：用右手摸着下巴，然后双手下移，托着不动。这是胡子老人的手势。我爷爷就是长胡子。
我连忙点头。他一下就明白过来。
聋子大伯呜噜哇啦一阵，是在问我什么，我不懂。他没办法，皱了皱眉头，掉头就走，水也不挑了。
我望着一个远去的背影。聋子大伯挺精明，什么都懂，只是说不出来。我知道聋哑大伯掉头回去的意思。
雪越下越紧，伴着寒风，风在幽幽啜泣。
平常日子里，快十一岁的我，喜欢下雪。去年那个大年初一，也下着雪。我家院坝里的积雪好厚，没了膝盖，屋当头的那棵苦楝树被雪压弯了，还压断了一枝桠。弟弟在雪地上小兔似地跳跃，然后打滚，我就打他。弟弟哭了，哭着向爷爷告状。爷爷拿着棍子朝我追来。我知道，爷爷不会打我，那是做给弟弟看的，弟弟看爷爷追我，就不哭了。爷爷在雪地里摔了个四脚朝天，弟弟转啼为笑。就在爷爷摔倒的那一瞬间，我第一次发现爷爷的山羊胡须白得像雪那样。过了一年，爷爷又老了许多。
今年这个大年初一，我想再看看爷爷摔倒在雪地里的情景。可是看不到了，永远看不到了，爷爷他走了，突然走了。
我是爷爷带到这么大的。在爷爷身上，能看到父母的影子。我喜欢我的爷爷。和爷爷在一起的日子，我永远难忘。
听爸妈说，爷爷三十岁的时候，奶奶眼就瞎了，白内障。那种眼疾，去省城大医院就可治，但要许多钱，爷爷哪来那么多钱呢？那时我爸不到十岁。后来，我爸我妈也打工去了，将我和弟弟丢给爷爷。我妈去打工那年，我读三年级，我弟弟只有三岁多，淘气，乱跑，爱哭，有时爷爷火了，想打他，巴掌举起来又放下了。有时，我想起爸妈了，就望着门前那棵苦楝树发呆。弟弟想起爸妈了，又哭又闹。爷爷就去哄他，哄不住，爷爷虎着脸说：“爸妈不去打工，我们吃啥？”
爷爷矮肥矮肥的，走路像皮球在滚动。爷爷有时候头昏，去医院检查了，说有高血压。高血压是什么？我不懂。医生劝爷爷少吃肥肉，他不听。我奶奶就骂他，他听了，说不吃不吃。我奶奶年轻时，有人问过她：“你怎么会看上他，丑得像猪八戒”。我奶奶就说：“丑是丑，可心眼好呢。”我奶奶果然有眼力，眼睛瞎了，我爷爷更加对她好。爷爷人挺幽默，说起笑话来，不爱笑的人也要笑破肚子。奶奶整天整天坐在屋里，心里烦，一烦就发脾气。奶奶一发脾气，爷爷就唱起来：
三十夜好月亮，
强盗偷水缸。
聋子听见脚板响，
瞎子看见进了房，
瘫子起来赶，
跑掉鞋一双。
爷爷的歌有点怪怪的，颠倒黑白。奶奶听着听着，就笑。爷爷也笑。
按罗姓辈分，寨子里有好多小孩比我爷爷大，我爷爷应叫他们叔叔或姑姑。可我爷爷老了，年过古稀了，那些叔叔姑姑们反倒叫他爷爷。我爷爷只是笑，那意思是说，年纪大了，没办法。
爷爷在村庄里转一圈，大人都想听他讲笑话，讲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听的人就入了神。懂的人就笑着骂他：铁脑壳，你尽日糊人，张飞和岳飞相隔几朝几代，怎杀？你讲的是不是两个鬼打架？爱听的人就说：别打岔，好听，讲下去讲下去。小孩呢，见了我爷爷就缠着要他唱歌。
“爷爷，给我们唱个歌谣。”
“我的歌谣多。要听哪个？”
“三十夜好月亮，强盗偷水缸……”
“不唱那个。”我爷爷脸一沉：“学生娃，要听学习雷锋好榜样。”
孩子们不依：“就要听那个，就要听那个。”
我爷爷学寨子里的聋子大伯，做了个打人的手势，吓跑了那群孩子。老远了，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铁脑壳，猪八戒！铁脑壳，猪八戒！显然，是在喊我爷爷的怪名字，很明显，报复呢。
我妈在家的日子，爷爷好好的，身体还算硬朗，不见他哪里不舒服，咳也不咳一声，也看不出任何要走的迹象。可是他，突然就走了。
发现爷爷走的那天早晨，奶奶哭着对我说：“桃子，快喊你爸妈回来。”
爸妈在广州打工。广州有多远，奶奶没出过远门，肯定不知道。我爸说过，从那地方回来，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还要坐一天的汽车。奶奶以为我爸我妈就在附近哪个村庄做工，一喊，就回来了。
“奶奶，那儿好远的。”
“我是要你打电话！”
“哪有电话？”
“借呀!”奶奶几乎恼了，“你这孩子。”
奶奶并不糊涂，还能提醒我。我连忙去找日记本，爸的电话号码在那上面，翻了半天才找到。谁有手机呢？上屋场的田叔叔，湾湾里的侯伯伯。我冲出门。雪好大。
田叔叔家的大门关着，我使劲捶门，大声喊：“田叔叔，我爷爷走了……”没人开门。我继续捶门，捶得山响，仍没人开门。
我恍然明白，前不久，田叔叔也全家打工去了，我竟一时糊涂，忘了。
我再去找侯伯伯。侯伯伯家也空无一人。我回去告诉奶奶，田叔叔和侯伯伯都不在家。
“那就快去你外婆家，叫你舅舅打电话。”
我冲出门，在苦楝树下重重摔了一跤，也许是惊吓了那棵苦楝树，树上积雪哗啦啦落下，打在我的脸上，好冷好冷。老远了，还能听到奶奶的哭声。弟弟也在哭。
舅舅和舅妈打工也没回来。外公外婆也是一大把年纪了，脚手不便，听我说了，急得不可开交，连忙找来拐杖，颤巍巍地出了门。
从外婆家回来，我又去找偏脑壳大叔。他是我们寨子里的大能人，挺受人敬重，寨子里有红白喜事，自然离不开他。
寨落一片寂静。窄窄的巷子铺着厚厚的积雪，雪地上洒下一路梅花，有一只猫走过去了。
到了，我站门外，大叔大叔的喊。田婶出来了：“是桃子吧。”
“田婶，我的爷爷走了……”我连忙跪下。
“晓得的，石聋子各家各户敲门了。你大叔带一拨人过去了，你别着急。”
田婶一把拉起我。我忍住哭。我知道，新年大节的，不能在别人家哭，不吉利。
“你知道你爸的电话吗？”
“知道。”
“快回去，告诉你大叔。”
我们那地方，谁家走了老人，全寨的人都去帮忙，不用请，流传下来的风俗，一直没变。
是偏脑壳大叔在主管我爷爷的丧事。
老远我就听到一阵凄厉的炮竹声。原来我家已聚了许多人，闹哄哄的。院坝里已用竹簟搭了一个篷子，烧了几堆火，烤火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小孩。大人说着话，那些话都与我爷爷有关。
“是不是脑溢血？”
“不清楚，反正他有高血压。”
“好快呀！”
“落气福修得好，没受折磨。”
“他儿媳呢？”
“打工去了，还没赶到信。”
这时爷爷已躺在堂屋的门板上，脸上盖着纸钱，脚前点着一盏油灯。奶奶守在爷爷旁边，哭得天昏地暗。有人在劝我奶奶：“人死如灯灭，不能复生，您老人家要节哀。”我奶奶是越劝越伤心，死也不肯离开。我弟弟好不懂事，蹲在渣堆里，寻找未爆炸的炮竹，脸弄得像花猫。我恨不得跑去狠狠踢他一脚。田婶走去对我弟弟说：“岩包，你的爷爷走了，你也像姐姐那样，去哭一哭。”岩包似乎没听，点燃一颗炮竹，啵的一声炸了。爷爷躺在门板上，我弟弟以为爷爷在睡觉，还会醒来的。
我咚地跪在灵堂里。这时候，我突然变得特别懂事。我在内心深处默默感激着聋子大伯、偏脑壳大叔和寨子里所有的人。我在向爷爷下跪，也在向他们下跪。爸妈不在家，没有他们，我怎么得了？
聋子大叔忙上忙下，挑水、烧火、劈柴，样样都干。偏脑壳大叔大呼小叫，指挥人做事。
“桃子呢？桃子你来一下！”
我去了。偏脑壳大叔掏出了手机：“快讲你爸号子。”我讲了。偏脑壳大叔拨了号，不通，再拨一次，仍不通，我听到电话里的声音，说此号码不存在。
“你记错号子了？”
我找来日记本，翻出那个号子，递给偏脑壳大叔。最后还是打不通。偏脑壳大叔火了，骂了一句粗话，没指名道姓，但听得出来，肯定骂的是我爸。老子掉气了，儿子的电话打不通，不骂他才怪。
我不知道我爸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去几个人，把老木抬出来。”
偏脑壳大叔喊了一声，自己也去了。尽是老人小孩，没几个可以下力的人。
他们不知道，我爸我妈去年没回来过年，是因为我妈出了事。
去年冬天，大概是冬月初五，湾湾里的侯伯伯回来了一趟，他跟我爸我妈在一个地方打工，特意来到我家，对我爷爷说：“桃子她妈受伤了，现住在医院里。”爷爷大惊失色，连忙问伤得怎样。侯伯伯说现在说不准。爷爷借侯伯伯的手机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我爸，能听到我爸在哭。我爷爷老是问我爸：“会不会残？”爸是怎样答的，我没听清。只见我爷爷的泪水像下雨一样。
“今年可能不回来过年了。”我爸说。
我爷爷没说话，泪雨越下越大。
可是我爸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呢？后来才知道，电话在医院里丢了，没来得及再买一个。那些倒霉的事，跟我家有仇似的，接踵而来。
“不要哭，桃子，不管怎样，人总要送上山的。钱我先垫着，每一笔花费都记好，以后再跟你爸秋后账算，秋后算账。”
我感觉得出来，偏脑壳大叔的“秋后算账”一语，带着怒气，是对我爸不满。
“几时埋人？”有人问偏脑壳大叔。
“这事得跟桃子奶奶商量。”
偏脑壳大叔去问我奶奶。我奶奶说：“等我四毛回来。”
“四毛电话不通。”
我奶奶不做声。
“还是你老人家作主，定个日子埋了吧。”
奶奶还是那句话：“等我四毛回来。”
“四毛十天半月不回来呢？再说，新年大节的，人家都有事，不可能天天守在这里。”
我奶奶不做声，没办法，默许了。
偏脑壳大叔叭着烟，不语，像在想着什么事。他磕了一下烟袋脑壳：“迟不死早不死，死在这个时候，不好办。”
“有什么不好办的？用多少，你担心他罗四毛不认账？”
“你这个卵人，开口闭口就是钱。我哪担心这个！”偏脑壳大叔有点恼火。
“…………”那人不敢做声了。
“我问你，就凭这七老八十的几个人，能抬得动那口老木？”
挨骂的也服骂了。是的，年轻力壮的都打工去了，尽剩些老弱病残，怎能抬得动那口老木。
一双双目光投向偏脑壳大叔。看他拿什么主意。
“我想了想，只有请人了，每人开两百元工钱。”
有人不同意这种办法，当面提出了反对意见：“你这是破坏千年规矩，哪有这样抬丧的？”
“这年月，什么不要钱？我怕拿钱还没人干呢？”
有人为偏脑壳大叔反驳。
争来争去的，最后还是按偏脑壳大叔的意见办。派人去邻近几个村子请人。果然找不到人，不是工钱少了，而是没有几个年轻力壮的人在家。
那又怎么办？偏脑壳大叔在着急。突然有人说：“城里有丧葬队，商业运作，主人家只要拿几万块钱，他们，什么都包了。”
偏脑壳大叔眼睛一亮：“这是个办法。”
“只能这样了。”有人赞同。
偏脑壳大叔去商量我奶奶，我奶奶也点了头。
爷爷是什么时候走的？说不准。天亮以后才发现他掉了气。
除夕那天，爷爷还好好的，只是胃口不如以往，吃饭没见添碗。他平常不是这样，他的饭量大，我爸也吃不过他。酒也没沾一滴，平日里他嗜酒如命。
我们那地方，除夕要守夜。守夜就是通夜不睡。寒冬腊月，又下着雪，冷，火烧得很旺，一个陈年大树兜，躺在火塘里，飚着火苗。我爷爷坐在火塘边，不住地叭烟。三尺长的竹鞭烟杆衔在嘴里，咕嘟咕嘟的响，一句话也不说。
以往爷爷都是守通夜。大年初一这天，等不起鸡叫五更，他就挑着水桶出门，抢头水呢。据说，谁家抢得了头水，这年他家就六畜兴旺，喜事连连。寨子里的头水，年年都被我爷爷抢走了。偌大的石水缸满了，爷爷的手脚还闲不住，又去劈柴。
可在这个除夕夜，爷爷不到半夜就睡了。他一个人睡在偏屋里。我、弟弟和奶奶挤在一起睡。
天亮一歇了。奶奶和我起了床，爱睡懒觉的弟弟也起床了，爷爷却没起来。
奶奶对我弟弟说：“岩包子，去，叫你爷爷起来。”
弟弟去了，喊：“爷爷，起来。”
爷爷不理他。
弟弟又大声喊：“起来，爷爷。”
爷爷还是不理他。
爷爷的竹鞭烟袋靠在床边，弟弟搬起来，使劲打在爷爷身上：“起来，起来，不起来，打死你。”
爷爷一动不动。
弟弟哭着跑过来了：“奶奶，爷爷不理我。”
“谁叫你平时淘气，爷爷不喜欢你呢。桃子，你过去喊喊。”
我去了，喊一声爷爷，没应。爷爷生气了吗，连我也不理。我再大声喊：爷爷！爷爷！还是不应声。我跑到奶奶那儿，说爷爷不理我。
“我去喊！”奶奶要我牵着她，颤巍巍来到爷爷床边。
“懒鬼，天亮好久了，还不起来？”
奶奶掀开被子，骂道。爷爷一动不动。就在掀开被子的一刹那，我惊呆了，大哭大喊起来：“奶奶，爷爷他，嘴巴流着血……”
奶奶一下扑到爷爷身上，悲恸声震得木楼摇晃，我和弟弟也大哭起来。雪，越下越大……
城里的丧葬队是下午赶到的。来了一大拨人，打花鼓的，煮饭的，挖墓坑的，抬丧的，干什么都有人。
“是打花鼓还是盖灯……”偏脑壳大叔问我奶奶。
“他活着的时候喜欢唱唱搞搞的，就打花鼓吧！”奶奶想了一歇，这样说。
过来，寨子里走了老人，就请道士做一种叫”盖灯”的法式，闹腾几天几夜。我爷爷虽文化不高，但挺开明，不信道士先生那一套，说那是迷信，糊弄人的。我奶奶最懂我爷爷。
花鼓唱了两夜。花鼓匠总结了爷爷的一生。
雪还在下，没有一点停的意思。到了下半夜，格外冷。有人就喊：石聋子，添柴添柴。聋子大伯忙不过来，有人就骂他：死聋子，这里火熄了。四个花鼓匠轮流唱着，一人一板，唱了那么多，其它唱词我没记住，唯独有一板唱词烙印在我的心中，我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唱的是孔子的教导。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在奉劝大家：家里有双老，做儿媳的就不要远跑。
在我们列巴寨，我妈是最后一个出门打工的。
我妈先是不肯去打工，我爸好说歹说她都不愿去，后经那个三婶娘一说，就去了。
我爸打了三年工，第一年没回来，第二年也没回来，第三年的腊月二十五回来了，人变了个样子，不是黑了瘦了，说不出那种味道，反正跟以前不一样，给我一种陌生感。正月里，我爸陪我爷爷下象棋。我爸赢了，挺高兴。我知道，爸不可能下得赢爷爷，那是爷爷故意让他。爷爷下棋跟别人不一样，不用看棋盘，嘴说，别人帮着动棋子。有人说这叫下盲棋。这样下棋当然好看。我陪着看到半夜，若不是我妈催我睡觉，爸和爷爷下多久我就陪多久。我爸不像寨子里那些打工的，好像在外找了许多钱，没处用似的，一回来就赌，输了钱，一点也不心痛。我爷爷教育我爸别染上赌博习性，我爸挺孝顺我爷爷，当然听我爷爷的话，不赌，只下棋。
我爸动员我妈也去打工，说趁爷爷奶奶不是很老，还能照看两个家伙，打工去，多找点钱，将来在城里买套商品房，一家人住在城里。两个家伙指的是我和弟弟。
我弟弟岩包在旁边跳来跳去的。
我爸骂他：“你高兴个屁？去去去！”
我没走远，希望听到令我更加高兴的事情。我爸我妈继续商量着什么。
“我不能去！”妈说。
“为什么？”
“有你一个打工就行了，屋里的阳春也要人做。”
“我爸还那样硬朗，那几亩薄田还不够他做呢。”
“你看奶奶那样子，病病歪歪的，喊声一口气不来，怎办？”
爸一时不语，好像是被我妈说服了。我真高兴。我怕我妈也去打工。妈去了，谁给我和弟弟洗衣服？
可最后，妈还是去了。那是妈自己要去的。妈执意要去打工的原因，与那个三婶娘有关。
那个夏天的午后，太阳好大，热得很。我娘正在堂屋里剁猪草。大捆大捆的苕藤堆在屋里，我妈埋着头，菜刀在她手中上下跳跃。
“剁这样多，喂了几头肥猪？”
有个女人突然进屋。我妈抬头一看，是三婶娘。
“哎呀，几时回来的？快坐。”
“几天了。我娘身体不舒服，回来看看。家里有老把式，不放心。”
三婶娘三十多岁了，穿着时髦。她跟我妈仿佛年纪，我妈看起来就比她显老。
我妈停下活来，陪三婶娘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打工那上面去了。
“喂猪能挣几个钱呢？累死了。”三婶娘说。
“是呀，喂猪的不如打工的。”我妈说。
“在家做一年，不如在外打工一月。”三婶娘停了一下，又说：“你怎不去打工呀？”
“不去!屋里丢不得。”
三婶娘说着，诡秘地笑了一下。我妈看着三婶娘，知道她有下文。
三婶娘移动一下椅子，靠近我妈，压低了声音：“四毛哥在外打工，几年不回来，你就放心？”
“他品行好，我放心。”
“不见得吧？”
我妈不做声了。
“不瞒你说，那地方遍地是鸡，好多打工仔挣几个钱，就往鸡屁股里塞。”
我不懂三婶娘说的是什么。
“四毛不是那种人。”妈说。
“我问你，四毛打了三年工，存了多少钱？”
“存是存了点，不多。”
“是的啥，你还不相信呢。你要去，两个人在一起，免得他……后天是初九。七不出门八不归，九里出门一大堆。后天，我要走，跟我去吧。”
就这样，我妈在三婶娘的怂恿下，决定也去打工。我恨死那个三婶娘。
那天，我妈突然对我说：“你和弟弟以后读高中、大学，要的是钱用。”
我不知道我妈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妈又说：“桃子，岩包不听话，爷爷又舍不得打，你是姐姐，就打。”我“嗯”了一声，其实我怎肯打我的弟弟。妈又说：“要钱用，就给爷爷说一声，要爷爷往镇上的信用社走一趟。”
我妈说这些话的意思我明白了。
我不做声。眼窝里一下噙满泪水。弟弟岩包不懂事，眼巴巴地望着妈。
“岩包，要听姐姐、爷爷奶奶的话，啊？”
弟弟抱着娘不放，问：“要去哪儿？”
“你爸那儿。”
“爸在哪儿？”
妈不做声了。她不用说，说了弟弟也不懂。
弟弟大嚷起来：“不许去！不许去！”
妈哭了。我也哭了。奶奶在嘎嘎嘎地咳嗽。灶屋里有响动，是爷爷在往锅里舀水，做早饭。
我妈打工去的那天，天麻麻亮，雾好大。弟弟似乎早已觉察妈要走，不像平常睡懒觉，老早就醒了，妈起床，弟弟也起床。妈一出门，弟弟就哭喊着“撵脚”，我跑上去，拉不住，爷爷跑来才抱住他。弟弟的哭声吵醒了整个村子。
我恨死那个三婶娘。
爷爷入殓的时候，我奶奶哭得撕心裂肺。有好多老人也跟着抹眼泪。奶奶想起与爷爷生活过的那些时光，她怎不伤心呢？
我奶奶喜欢晒太阳。
“扶我出去！”
听到奶奶这样喊，爷爷连忙去了，对奶奶说：“今天没有太阳，看样子，明天会有太阳的。”我奶奶就不做声了，坐着，一动不动，像一个树兜。
果然第二天就天晴了。在晴朗的春日里，奶奶坐在院坝里，闭着眼，慵懒的样子。爷爷守在她身旁，奶奶坐多久爷爷就守多久。
一会儿，爷爷的眼也闭上了。我弟弟就去摇他。爷爷故意不睁开眼，还打起了鼾声。我知道，那是爷爷假装睡着了。
“爷爷，你的眼也瞎了吗？”
“死岩包!你乱说什么呀。”我骂弟弟。
爷爷睁开眼，一把将岩包抱在怀里。“爷爷眼也瞎了，谁陪你玩呢？”
岩包躺在爷爷怀里，双眼紧紧闭着，说：“我的眼也瞎了！”
拍拍！爷爷的巴掌落在弟弟屁股上：“你这个傻东西，人口有毒。”爷爷的脸涨得通红，气极了的样子。我从没发现爷爷这样打我弟弟。
我连忙叫喊：“岩包，快睁开眼！快睁开眼！”
弟弟不睁开，闭得更紧。
“不睁开，眼真的要瞎，什么都看不见了。”
拍！爷爷的这一巴掌有些重。弟弟大哭起来。
眼瞎了，是什么感觉呢？舒服吗？我在弟弟那岁数，有一回也闭上眼，学奶奶看不见的模样。什么都看不见了，像突然掉进一个黑咕隆咚的大窟窿。我紧紧闭着，故意坚持下去。感觉这个世界越来越黑，真难受，渐渐地害怕起来，我怕真的一下看不见了，连忙睁开了眼。
如果我的双眼真的像奶奶那样，我会整天哭泣，甚至不愿活了。
屋外有脚板响。是偏脑壳大叔来了。爷爷的象棋下得极好，寨子里的人都下不过他。偏脑壳大叔是找我爷爷下棋来的。爷爷下棋的时候挺开心，一边看棋，一边轻轻敲着桌子，轻轻地唱：“三十夜好月亮，强盗偷水缸。——将军！”
城里的丧葬队，人多手快，七手八脚就将我爷爷送上山埋葬了。回来，吃了饭，那个大胡子高声问：“谁结账？”
偏脑壳大叔就从一个黑色的旧皮包里一叠一叠地掏钱，掏了多少？我不知道。
“钱是贵了点。新年大节的，来乡里办丧事，难找人。”
大胡子收了钱，笑嘻嘻的。偏脑壳大叔没搭腔，显然是不高兴。有人悄悄骂一句：“发死人财啊。”
偏脑壳大叔摆摆手。“别骂，没有他们，还不行呢。”
待丧葬队走后，偏脑壳大叔满脸疲惫，拿着一个笔记本晃了几下，高声说道：“当着大家的面，我把当大事的开销账目宣布一下，然后来几个人签字证明，我好交账。”
“交给桃子吧，谁还不相信你？”
“那不行，”偏脑壳大叔说，“账目要清楚。”
偏脑壳大叔用嘶哑的声音，一笔一笔地念着各种开销……
守夜的人带着满身疲倦渐渐散去。偏脑壳大叔是最后一个离开我家的，临走时对我说：“莫哭，你爸得信了，后天能赶到家。不要怕，桃子，我回去睡一觉，明天再过来。”我哭着，忘了再给他磕个响头。
偏脑壳大叔的背影消失了。我望着屋当头那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寒冷和寂寥一齐向我袭来。
夜里，我弟弟岩包哭起来了，要找爷爷。我奶奶就满眼溢着泪水，哄他：“别哭，你听，爷爷从外面回来了，在唱歌呢。”真的，我也听到爷爷在唱：
三十夜好月亮，
强盗偷水缸。
聋子听见脚板响，
瞎子看见进了房，
瘫子起来赶，
跑掉鞋一双。
那是幻觉，或许是我在梦中听到。爷爷永远不会回来了，我永远也听不到爷爷唱歌了。
雪还在下，没有一点停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