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这篇文章大概写于他三十岁左右,是他遭贬出任陕西蓝田县尉两年后,又被召回京城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写下的。里行,有今天所说“见习”的意思,不在正官序列。这时,几乎与他同时登科的韩愈与刘禹锡,都为监察御史。还有一篇《梓人传》,亦是此时写就,其中观点,都被认为是他对于政治的认识与态度。
《种树郭橐驼传》塑造了一个残疾的人物形象,严重驼背的郭橐驼,很像是庄子笔下的人物,同样身怀绝技,树种得好,以至于很多富户人家都争相雇佣他种树。他似乎也不狭隘,坦然地向人们说出了他的种树经验,就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随后又絮絮叨叨罗列了几种人们伤害树木生长的栽植陋习,比如换新土,甚至于用指甲抠它枝干看它是否活着等。但这些却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把这种种树的经验通过郭橐驼之口“移之官理”,又琐碎地列举了一些看似爱民实则害民的摧民稼穑、摧民生产等扰民行径,从而表明自己的态度,为官治民也应“顺天致性”,这样才能“蕃其生而安其性”。
种树的道理怎样才能巧妙地类比为为官治民的官理?作者仍然是采用访问的方式,“人问之:‘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在他人的追问下,郭橐驼先是委婉地推托说自己不懂为官的道理,但随即又通过列举一些自己反对的事例来直观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还总结反问说,种树与治民有相似的地方罢?作者这样的构思,既显得自然,亦显得巧妙,一篇短短的文字,真是玲珑剔透而又谨严实密。
这篇看似人物传记的文字,实际上却是带有寓言性质的政论小品,作者想要表达的施政理念就蕴乎其中,要说也就是八个字,即执简御繁、无为而治。这也倒是符合他的身份的,监察御史,职能就是掌管监察百官事务。当然,亦可以理解为,这篇文字,是作者在深陷政治漩涡之后,对官场生态的一种反思,而表明的一种执政态度与理念。
柳宗元在官场一生都是不痛快的,才活了四十七岁,生命的最后几年,遭贬远赴岭外,为柳州刺史,是水土不服、劳累过度,患病而死的。但他的文名,却是昭著史册的。他死之后,刘禹锡为他编著文集,韩愈亦来到岭外祭祀,写了纪念他的文字《柳州罗池庙碑》。他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游记散文的出彩,著名的《永州八记》千百年来都是脍炙人口的。在散文创作成就上,人们有“韩柳”并称一说,又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都是对他的无上赞誉。
柳宗元笔下的郭橐驼,现实中是否真有其人,已不可考,但作者能为他立传,相信是应该有这个人物原型的。文中所说的丰乐乡,也不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在都城长安之西,大概就在现在昆明池以北区域。据史籍记载,柳宗元田舍就位于这个乡里。柳宗元祖籍河东,即今山西永济,但他的祖上世代在外为官,他也出生于长安,因而,可以说,他对这一带的风土人情是非常熟悉的。
约是在二十年前,我在基层的小机关里做干事,一位雅好文史的领导有天下午上班时间忽然端着这篇文章趴在我办公桌的一侧,和我一字一句地把它读了一遍,然后对郭橐驼这个人物感慨了一番,拿着书又回到斜对面他的办公室。这书是一个古文选本,已被他翻得破破烂烂的,好些页面页脚亦卷了起来。夕阳西下,昏黄的日光从窗外照进来,萧瑟无比,楼道传来“嘭”的关门声,只听他走着说着,“回家了,吃饭!”于是,我对这篇文章就更是有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好些时候,在机关冗杂的事务纠缠中,我就会想到这篇文字,想到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有时就觉得,执简御繁、无为而治,确实是一种应该正确看待的执政理念,但有时未尝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个人想有为而不得有为时,也许只有选择无为而治的策略才是最为体面的。柳宗元彼时参与王叔文革新变法被贬,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可能,在风雨飘摇之中进行深刻而清醒的反思,写下这样的文字,先生心事,后人容易理解么?但不管如何,种树能手郭橐驼,这位已经扭曲得变形的典型人物,却终是永久地留在世人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