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

大雁塔是长安城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毕竟它在此安静地矗立，已是有一千三百多年了。如果仅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在佛教、建筑、中印文化交流等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所说的“之一”就显得多余，用“唯一”也许才能真正表述它所隐在的文化含量。它处于大慈恩寺内，因而亦称作慈恩寺塔，但民间还是喜欢称它为大雁塔。晚于它五十年兴建的荐福寺塔，相较于它亦称作小雁塔。大、小雁塔都是因寺建塔的典范之作，但塔名盛于寺名，恐怕也是比较稀见的情状。它们可以称作是长安城中唐代佛教建筑的双壁。

从地理位置看，大慈恩寺位于唐长安城宫城东南方向的晋昌坊，距离承天门也就十来公里，正西与南北中轴线朱雀大街隔了大业、开明二坊。自北魏时起，大慈恩寺所在区域就一直是佛教用地，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此建净觉寺，而后隋文帝在其故址建无漏寺，到了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追念生母文德皇后恩德，祈求冥福，就奏请太宗敕建佛寺于此，并赐名“慈恩寺”。这时玄奘已经西行取经回归好几年了，于是被迎请入寺担任上座法师，译经生活一直在继续，而且在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因而大慈恩寺也被认为是中国大乘佛教的圣地与祖庭。

大雁塔就是玄奘法师在主持大慈恩寺寺务期间主导兴建的。他上奏朝廷说“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希望能在慈恩寺正门外建造一座高大的石塔来安置经卷、佛像、舍利等，以显大国威风，又可作为释迦牟尼故迹垂世，供人瞻仰，并附有详细的规划图。这一奏议得到了高宗皇帝的恩准，但和最初的计划还是有出入的，地点确定在佛寺西院，原来规划的三十丈高石塔，亦改变为五层砖塔，高约六十米。此时为唐永徽三年（652）。历时两年，砖塔修成，型制上模仿西域窣堵坡式，砖面土心，不能攀登，各层均用以存放经卷及舍利。至于塔名的由来，说法较多，后来多采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佛教故事“大雁投身开悟小乘教徒”的说法，称其为“雁塔”。

以后的历史岁月中，大雁塔曾经过多次改建和修葺，如说唐高宗李治觉得砖塔建筑风格与长安城总体风貌不协调，曾将砖塔加高至九层；又说武则天执政时打破常规，改变阳性奇数层高的惯例，改建为十层，而后又在原址新建七层青砖塔；唐末以后，大慈恩寺在兵火中焚毁，只有大雁塔存留了下来，自五代以降至明，因为地震及风蚀雨淋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雁塔又曾进行过两次重大的维修与加固，现在则基本保留了明时的风貌。造型上，为砖木结构四方形阁楼式，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构成，塔基高四米余，南北稍长近五十米，东西略窄在四十五米左右，七层逐层向上呈收缩状，通高近六十五米，每层四面均有券门，楼内则有旋转木梯可以攀爬至顶，眺望整座长安城。可以登高，这种情形在唐代就有，因为能够从岑参、高适、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中看到，当然也会引出有关于大雁塔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雁塔题名。

雁塔题名应该算是在唐代形成的一种风气，稍后虽有所衰落，但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士子们参加国考，中了进士，就在曲江宴饮之后，相约来到大慈恩寺，找一个字写得好的，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及第时间写在墙壁上，倘若日后做了卿相，还须再来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的。这应该是一种荣耀的记录。不过现在几乎很难看到痕迹了，一种说法是不是进士的宰相李德裕出于嫉恨，不只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亦将题名除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题名墙毁于宋时的一场大火中。不管如何，这个成语是流传了下来，用以指荣登金榜。及至明清，这种风气又在小雁塔出现，地方乡试中的武举人也会在寺内刻石留名，现在亦能看见十余通保留下来的雁塔题名碑。

何正璜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西北艺术文物考察时，记录了自己登塔的情状，“计七层，木阶作回旋形，地为砖，角皆有小铃，每层上皆被游人题字写满。顶上尚有佛像数尊，四方皆有孔可望外。登上一望，四方迷蒙，望及数百里，鹰鸽飞翔于其旁，大地成为绿毯一片。古坟累累，直如大海罗星，并且杜陵遥遥在望，极为清晰，塔外门上四面皆题名满石，即所谓‘雁塔题名’者也。正门二旁，并有褚遂良之圣教序及记二碑，碑额及碑上浮雕佛像以及碑下浮雕之三舞人，均生动可贵。”这种登高望远的一时景况，其实还可以从唐人的诗句中看到，如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屠》，读起来是极为雄壮的，只可惜，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

现在的大雁塔周围，依附大慈恩寺，打造了好些时尚的景观，特别是它北侧的音乐喷泉广场，据说亚洲最大，每日游人如织，夜晚亦是灯火通明。它的周边，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商业化、娱乐化特征较为明显，已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了，那种安静、旷远、清寂的景况，也许是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