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天津问津书院王振良先生寄来数册书院刊行的书刊杂志,其中的一种专以毛边书研究为旨趣的刊物《参差》第二期上,不惜版面,辟出“高信先生纪念特辑”,辑录龚明德、秋禾等人文字,着意纪念年初去世的李高信先生,读之让人怅然,难免也会产生一些贤者不在的伤感。记得成都朱晓剑兄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这都是对于逝者较好的纪念方式之一,说明吾道不孤。
李高信先生是陕西商州人,他常以“高信”作为笔名发表文章,因而有很多的读者是不知道他的姓氏的。中学毕业以后,他一直在商洛地区的文化单位工作,后来工作调动至西安,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直至退休。他早年在鲁迅研究以及书话写作方面,在国内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后在连环画史和漫画史方面又用力甚勤,也是卓有建树。如果刻意琢磨一下他的履历表,也会发现他是早慧的,在十七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了,他的聪明与勤奋,一直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读书界,人们喜欢用著名书话作家、知名学者、美术鉴赏家、研究员等头衔称呼他,虽不一定为他所接受,但相信读者是真诚的。
我与先生仅仅有过一次见面的机缘。是在二〇〇九年五月中旬,那时他的书话集《书房写意》刚刚出版,他在万邦书城开讲座,我去听了。讲座之后,我与崔文川、吕浩等初次见面却并不觉得陌生的书友们就围坐在高信先生周围,又听他续论了一番书人书事以及自己的创作情况。那一阵儿,可谈的话题当然很多,因为前一年,他的书话集《长安书声》刚刚出版,同一年,他的怀人散文集《商州故人》亦同时付梓印行,其中都有可资探究的内容。吕浩交游广泛,记得现场还购买了几十册《书房写意》,拿出书友名单,让高信先生一本一本地签名上去。我也买得一册,请先生签名留念。
其实很早就知道高信先生的大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华夏书香丛书”,其中就有一册高信所著《常荫楼书话》,这一套中大部分书籍自己都是收藏了的,由此也就知道了他早年便已爆得大名的“高信‘四语’”书话册子。不过和先生见面时说到这本《常荫楼书话》,他似乎并不是十分地满意,说排版不好,除此而外,说书名为编者所加,自己的文字还没有达到书话的标准,如果书名由自己取,肯定不会有“书话”二字。在秋禾的纪念文章中,同样也说到这本书的出版情况,因为他是丛书的主编之一,其中的不快之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是否可以作为高信先生内心深处不言而喻的注解,亦未可知。高信先生的大名还常常出现在一些比较专业的报刊上,《文汇读书周报》《藏书报》《开卷》等,时不时地总会刊载先生的大作。我阅读的范围较窄,当年订阅的,主要也就是这样一些报刊,每每看到“西安高信”的字样,便觉得亲切,因为同处一城,就常有知己之想,因而他的大名于我是熟悉而仰慕的。
不过在西安,他的大名似乎并不为太多的人所知,很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滋味。我曾经刻意问过一些西安的文化人,甚至于一些商洛籍的文化人,他们对于“高信”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后来我想,大致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为人的低调,只是一味地埋头做他的工作,很少理会学问之外的俗事;还有就是他所做的学问,不属于显学的范围,在西安城里,很多的文化人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热衷于扬名立万,搞大部头的创作。因而也可以说,高信先生生前,在别人看来大多时候是寂寞的。
曾经和商子雍先生说到高信先生,商先生呵呵大笑,讲了一则故事。说他在晚报主持副刊的时候,商洛的高信经常有文章刊发,但后来发现商洛还有一位署名为XX的作者与高信文风相近,有回碰见高信,就问他说,你们商洛的XX,他的情况你了解不?高信说,不了解。再后来,才知道XX是高信夫人的名字,高信用它作为笔名来发表文章的。商先生调侃说,鬼高信,整天和人家在一个床上睡着,还说不了解!说完又是呵呵大笑。这亦能算作是高信先生的一则逸事罢。
我们还是觉得他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