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来看,唐人的论述中并没有“以胖为美”或者较为类似的观点出现。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后人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多是来自于感性的认知,理性的分析则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且说法不一,似无定论。而所谓“后人”,亦似乎无明确的界限,并不能可以具体到哪一朝哪一代,只是一种模糊的说法。
后人对于唐人的这种感性的认知,主要是从观赏唐人的艺术作品中感悟到的,如绘画、雕塑、陶俑等,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都是“丰肥浓丽、热烈放姿”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唐墓葬中的陶俑等。更有绘画、文学作品中的杨贵妃形象,广袖短襦,长裙曳地,低胸宽背,体态雍容,在民间无疑亦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更为抽象一点的还有,比如颜真卿的书法,肥硕、庄严、浑厚,以及唐王朝的气象,繁荣、丰实、开放,都会给人留下“以胖为美”的印象。
艺术反映生活,审美反映时代,唐人的“以胖为美”正是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但这种“胖”,并不就是普遍意义上“胖”,臃肿,而是壮硕、高大、力量的混合体,是有“丰韵”的“胖”。这种“胖”,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并不局限于人,尤其是妇女,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取向,可以是牡丹,可以是骏马,都会表现出富态而容容华贵的精神气质,马路亦是宽阔的,宫殿亦是高峻宏伟的,都城亦是无与伦比的,体现的是一种有力量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而且,这种“以胖为美”的精神气象,并不贯串于整个唐王朝的始终,应是以安史之乱为界,初、盛唐时期是“以胖为美”的,中、晚唐时期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谓文运紧随国运,国势衰落了,艺术与审美亦是发生了变化。
后人对于唐人的“以胖为美”曾有多种理性的分析。比较普遍的观点有,初、盛唐时期,国家繁荣昌盛,丰衣足食,百姓吃得饱,亦才有健壮的体格;唐人强盛开放,兼容并包,充分自信就有了这种眼界开阔、热烈放姿的审美心态;李唐皇室的鲜卑血统决定了唐人对于健硕体魄的亲近。当然还有说法是,唐王室一直提倡胡风,这种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审美观;佛教的影响,唐时佛教兴盛,丰腴的佛像在默默地影响着唐人的审美趋向。不过,可能亦与唐人的服饰有着紧要的关系,如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从天宝后,唐代寄食阶级贵族妇女衣着,官服既拖沓阔大,便服也多向长大发展,实由官服转为常服的结果,同样近于病态”,后来以至于国家不得不发出禁令来限制了。阔大的服饰难免亦给人一种“胖”的印象。
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倒是有一种比较大胆的说法,在《中国人形象及艺术形象考略及其他》一文中,他先是否定了种种的论点,而后说是“上行下效的结果”,而这种上行下效,不是上文所说的李唐王室的鲜卑血统,亦不是朝廷刻意倡导胡风,而是一则传说,说李渊做皇帝后,李世民找到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寻求长寿之法。孙当时已九十多岁,告诉父子二人说,自己是医生,有钱,娶了很多小妾,皆“肥而白”者。于是就全国选美了,便以“肥而白”为标准。于是举国上下皆知美女就是“肥而白”之女,后来男人也以肥胖为美了,“这就是唐人以胖为美的根源。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刻雕像或塑像以及绘画、陶俑等,唐人皆是胖的。实际上,除了‘胖’,还有‘白’。”可以令人莞尔一笑,不知道他的这则传说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可以说,唐人的“以胖为美”,是国力自信、文化自信的表现。
(发表于2021年9月15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