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滥”

新刊《北山楼随劄》整理了施蛰存生前研究古代文史所作的一些读书笔记，零星的笔墨读起来也是颇有意思的。翻开目录，可以看到“滥”字条目前后共有两条，但记录的内容却是不相干的，都可以拿出来品评品评。

其一，“《癸巳杂识》：‘临平明因尼寺，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往来僧官，名曰尼站。’”

依旧例，军营里可以蓄营妓，衙门中可以养官妓，有权有势的官僚也可以在宅里蓄宅妓，这都不是稀罕的事，但把行为不端的尼姑进行组织，建立尼站，以供管理寺庙或宗教事务的职官享用，倒是颇为新鲜。再说，僧官一般也是由僧人担任的，看来，任性使用权力，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可以是不着边际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生理需求方面，众生都是平等的，似乎与职业、地位等都无太大的关系。

其二，“朱晦庵欲入唐与正罪，指其与天台营妓严蘂为滥。系狱月余，蘂备受拷掠。狱吏诱之，曰：‘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科亦不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汙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按：男女私曰滥，今越中犹有此语。（《话腴》）”

这一条目，施先生注明录自《话腴》，恐怕有误，而且所录内容文字省俭较多，使文意变得不那么明晰了，因而，整理者就在条目后另加按语，订正了条目。

“整理者按：此条见《齐东野语》卷二十，非《藏一话腴》。原稿自‘狱吏诱之曰’以下，节略甚多，原作‘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耶？”蘂答云：“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科亦不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汙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这样读下来，文意就畅通多了，人物形象亦越发鲜明。

实际上这是一桩有名的公案。朱熹与唐与正，分别为宋代理学与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上有着激烈的对立，闹得不可开交。不久，朱熹出任浙东常平盐茶公事，于是借用权力六次上奏弹劾前知台州唐与正“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其中一条就是“指其与天台营妓严蘂为滥”，并指使有司拘禁严蘂，对其严刑拷打，彼时情状便是上边所录条目中的内容。

严蘂虽为营妓身份，但还是有人品、有职业操守的，性格看上去亦是刚烈无比。她的回答的语气，细细品味，也真是拿捏有度。是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怎么能胡说一气，玷污、诬害人家士大夫呢？！就是死也不能这么做！

这实在是一桩有名的公案，因为当事人都为彼时名妓、名人，因而朝野震动，后来还是宋孝宗亲自出面，以为此事实际上是“秀才争闲气”，于是调任朱熹，委派岳飞第三子岳霖为提刑司，彻查此案。结果倒还不错，严蘂脱籍成良，还嫁给了皇室宗亲。这桩公案在好几种笔记史料中都有记载，后来竟成为众多曲艺影视节目的经典素材。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件事，“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但无论如何，以男女关系为由整人，在朱熹一边，总之是不光彩的。

施先生抄录的这两则笔记，题目都以“滥”冠之，亦颇妥帖。他在第二则笔记后加按语说，“男女私曰滥，今越中犹有此语。”大致这种“滥”，特是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范畴之外的男女私通关系，不只在越地，在其他一些地域，亦有此种说法，就以关中区域为例，倘某女私生活较乱，即有此女很“滥”一说。但翻开古汉语辞典，“滥”字条目之下，却并无这种具体的解释，应该是一种引申的字义，而被约定俗成了。“滥”，大水漫出，泛滥，引申为过度、无节制，再引申为男女私通，大略如此。在《齐东野语》卷二十“台妓严蘂”的条目下，确有施先生所抄写的“为滥”一词，“滥”字此意，应该是古已有之了。

日前读《西京杂记》，有“赵后淫乱”条目，读后颇觉类似。“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著轻丝履，招风扇，紫缔裘，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赵后自以无子，常讬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軿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怠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全文虽无一“滥”字，但读后却让人觉得很是“滥”得彻底，亦更能读出约定俗成的“滥”字的本意来。这位赵后，她的需求竟那么旺盛，实在应该算是一位超人、悍女，一位滥人、性变态患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