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书店在东大街的门店,门脸并不大,就是一般楼梯宽的样子,街面上没有它的场子,它是在一栋楼的二层经营,面积大约在二百平方左右,因而,门脸直接就是楼梯,这对寸土寸金的西安东大街来说,是很容易理解了。大致的位置,是在开元商城东侧,原外文书店对面附近。它虽然相对于周围的钟楼、外文、邮政、万邦等书城来说,规模很小,但在读书界影响却很大,因为它做到了精、高、新,图书以文史哲为主,少而精,质量高,新书能及时上架。
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去,拐弯已快要上了卖场的时候,抬头就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方英文的字,方老那时应还算作是书法上的票友,书法不过是写作之余的消遣,他一定没有意识到后来他的潜能竟然会得到超常的发挥,书名都要超出作家的声名了。不过那时,读书界津津乐道的还是作家方英文,因而他的还没有出名的书法作品多少为他,还有书店,增色总还是免不了的。记得墙上还挂有一幅谁的作品。楼梯正对是少儿、旅游、饮食等书籍,书架都较低,从楼梯口靠墙的收银台向整个卖场看过去,视野就很开阔。楼梯左侧放置了两张方形桌子,有凳子坐,靠墙两面的书柜中全是精品图书,平时不大有人翻动。往里走则书架林立,书籍分类插放,不时有服务生来回走动着整理。窗外是繁华的东大街,室内则是安静无比的读书净地,现在想起来亦是让人心生美意。
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那天,我起得大早,在行知书店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张万起、刘尚慈编著的《<世说新语>译注》,厚厚的一大本,要四十八元钱,真是贵得要命,不过当时高兴的样子,后来是很少有了。记得拿着书走出书店,匆匆地就要赶着回家,从其它书城门口经过,也没有要进去看看的意思了。几年里,在这里我相对买书较少,但买回的书,一直都让我非常喜欢。
解放路西安书林二层有一家华夏书店,面积也不大,最多也就三十平的样子,好些年前去的时候,对它的印象就非常好,它经营的书籍,以三联、中华书局和各古籍社出版的为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山东画报出版社有一段时间新书层出不穷,这家书店跟进得很快,因为这里做批发,但你单买,图书价格亦以八〇折扣价出手,因而有空总喜欢到这里来买几本书回家。后来慢慢地发现,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公务员考试类书籍也成为它的主营业务,其它类别的图书所占份额就相对少了,但还是能买到一些新出的好书。华夏书店在搬进西安书林之前,在东六路市场时的方位,现在没有一点印象了,不过自己一定是那里的常客,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只是时光匆匆,回忆总是衰老期的嗜好,偶尔想起,总为悬念,亦算是为岁月逝去的哀叹。
二〇〇五年冬天,应该是圣诞节那天,青女士出门,我说如果方便可到书林华夏书店为我买一本新出的陈传席的《画坛点将录》,因为电话咨询过了,让他们留一册放着。晚上青女士回家就带了回来,并说收银台的女士服务态度很好。大致常去,电话里就能听出是那位读者的声音,因而书店为读者提供一些便利条件是能想得到的。一直只是习惯于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购书时间和地点的自己,这天却在扉页写道,“二〇〇五年末小青女史购于西安书林,寒冬之际甚慰人心矣。是为记。”记下了这件事。而有一套王世襄的《锦灰堆》,以至于《二堆》、《三堆》,不同时期都在华夏书店里看见过,总是下不了决心,一直也没有买,这种念头,很让人有嚼食鸡肋之痒,每每闪出,也会想起华夏书店。
终于有一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华夏书店即为行知书店的批发总部,行知书店在世纪金花、兴正元广场等大型商城中都有,或者都曾有过分店,是一家大型连锁企业,不管消息是真是假,还是让人有些吃惊,因为东大街上的行知书店不存在了,但自己一直在它的总店里晃悠,多少,心理上还是有些安慰吧。
十三年二月二日,裕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