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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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坡编撰的《学画记》，是黄宾虹、刘海粟、陆俨少等十三位画家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文字的结集，有的很短，有的很长，但都围绕了一个主题就是，“我的艺术生涯”。几天里，把何海霞的文章翻来翻去看了好几遍，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下来，对画家坎坷的人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对长安画派的理解就似乎颠覆了以往的印象。画家在长安城中生活了三十三年，衰年却出走长安，长安城成就了他，却也无情地抛弃了他，真让人万般滋味，不知从何说起了。
解放初期，画家从重庆来到西安，“人总是要活下去，只好到西安卫生局去当宣传员，画无痛分娩插图，登梯子画大油画、水粉画，原来写过‘二王’、‘颜柳’，今天又练起美术字。我的领导说：‘老何你过去的一套本领今天用不上了。’将近五十岁，真是老大徒伤悲。处处受到人们的歧视白眼，我深感一个身世凄凉、流落在外乡的人，只有低头苦干，坚持自己的特长，还要把现实工作做好，只有这样才有出路。”夫子自道，似乎道出了一种冥冥之中的命运的底色，此后的日子，就只是底色上色彩的涂抹了。
没有多久，赵望云、石鲁等美协领导把他调进省美协工作，用画家的话来说，就是“归队画画”了。不过，自尊、好强的人好日子却并没有来，他的内心的痛苦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对于艺术的挑战和追求。文章中写的很多细节都妙趣横生，如在三门峡创作时与黎雄才、刘旷在一起构图时的争强好胜与苦思冥想；自己不擅于画人物，每次只好请求方济众帮助画个人，方有时一放就是好些天，觉得这样太耽误自己，于是就从赵望云的话中有了感悟，下功夫多画速写，终于也能弥补自己的不足了；“另一回是赵望云画人物先从肩膀起，再加上脑袋，画驴子从后退往前画，最后加上个驴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知要走多少弯路”；在一次业务会上，石鲁看李梓盛一张四尺创作，拿在手中七折八折，最后成了一张六开小画，石鲁说这就够了，有的大画只是小画，有的小画其容量是大画，不能以大小来说明问题。这让何海霞亦有所思考。
“长安画派没有长安人，但长安画派不是以地区来标榜的土特产。”赵望云和石鲁，“他俩在政治上与业务上结合得很好，同时也团结了协会内外的美术工作者，把中国画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美协，从表面上看非常平静，但在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包藏着复杂的矛盾，处事上、生活上、思想上各有差异，有差异才有竞争，才有比较。”“提到长安画派的影响，国内外都说赵望云、石鲁的贡献肯定是不可磨灭的。如果说到长安画派对我的影响，我是得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的。作为老画家，如果没有新鲜血液充实注射进去，最后就摆脱不了旧观念的束缚。”是的，赵望云是河北束鹿人，石鲁是四川仁寿人，何海霞则是北京人，还有满人血统，早年就随张大千学画，古画作假的功夫连黄永玉亦佩服不已。同样作为长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语气，显然是过于低调了。
画家的出走长安，是在一九八四年，画家亦是七十六岁了。文章说，“‘文革’中，我流落到外县，家不成家，单位已无可依靠，心理上的压力非常沉重，家有病妇，呻吟了两三年，最后失去老伴，我狠狠心一走了之，去了四川。”但似乎并不畅快，还是沉没在苦难的日子中，“在逆境中解脱自己的苦恼惆怅唯有画画”，而后，“家务的干扰、内外矛盾加上心理上消沉，我意识到只有离开这复杂的局面才能另辟道路，于是决定去北京。又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战斗，结束了在西安三十三年的生活历程，我和石鲁、赵望云两位先生在一起生活过的西安告别了。”是的，在文革的日子里，石鲁精神分裂，疯了，赵望云的日子亦并不好过，何海霞则被流放在陕南了。
在西安书院门街，有一处大宅子，称海霞天地，原来一楼卖红木家具，二楼经营着一家书店，三楼是画廊，最常去的就是这家书店了，它也是西安城里售卖书画文房书籍规模最大、最为专业的书店了。几年前，整栋宅子进行了改造，纯粹变为画廊，何海霞的儿子何纪争“八十抒怀”作品展展出期间，上去看过一次，难免让人产生今夕何夕的感喟了。何海霞一九九八年去世，生年九十岁，算起来，他晚年在北京又生活了十四年。说是漂泊、坎坷的一生，想来又何尝不是呢？
不过，显然，以现在的眼光看，只有出走长安，海霞天地才是真正地大了的。
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裕堂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