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初冬,忽然有了兴致,想去董子祠看一回。
这个地方在明城墙内,距离碑林很近,但从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是一个午后,阳光较好,几个人在书院门分别后,独自一人便前往了。沿城墙行至文昌门,顺着城墙向东的一条巷子,街牌显示“下马陵”,自然是要一直向前走的。约是有十分钟,还不见踪影,就向一位正在扫地的保洁工人打听具体位置,回答说就在前边。其实已经是到和平门了,董子祠就在路北,正对了城墙。
朱红的大门紧锁,青砖蓝瓦修成的门楼安静地伫立在斜阳中,门楼东侧的围墙嵌进了文保碑,可以清晰地看见碑上“董仲舒墓”几个字。隔几米紧挨着的,却是一个部队干休所的大门,从大门往里看,原来董仲舒墓仅仅占去了部队院落临街的很小一部分,用铁栅栏隔离了,墓前的一处斜坡式的厦房是主要的构件,里面传出哗啦哗啦的搓麻的声响。
干休所的铁栅门亦是关着的,等了少许,身旁来了一位快递哥,这时有位稍胖的中年女人从门房走了出来,与快递哥说话,身后穿着制服的门卫亦跟了出来。我便对门卫说,想进去看看,请关照一下。他显得很不耐烦,说,就一个土疙瘩,有什么看的。态度很坚决,不给一点机会。胖女人看了看我,亦是不说话,从快递哥手里拿了一个包裹就向院落里走了。这时门口就只剩下我与门卫两人了,还有就是不远处厦房里传来的麻将声。
我还是再次请求他让我进去看一看。他说话了,你来的机会不好,你知道那女的是谁?是所长老婆,我一个月挣多少钱?一千八,因为你丢了工作?嘴里说着话,还是不搭理我,却转身向院落里边走去。走到不远处的一栋楼侧,侧过身子和人说话。那人忽然探头走到路边来了,是所长老婆,又向门口望了望,我们的目光有少许的对视。她拧身走后,门卫才朝着我走了过来。这时恰好有一位老太太亦是进不了大门,低声问我,你是这个院子的?我说不是,想进去看看董仲舒墓,人家不让进。她小声对我说,你等等,我经常来这个院子,我带你进去。我说,非常感谢。谁知门卫也是不放行她的,问她要去谁家。她打了一通电话,门卫才放行她进去了。门卫终于还是让我进了院子,尽管不停地发着牢骚。
这是一处独立的小院落,铁栏环绕,可以随便出入。董仲舒墓不大,正所谓一个土疙瘩,被青砖从四周箍了起来,有一人多高,坟顶长满了小树、荒草,周围绿树森森。墓前有一桩石碑,用玻璃罩罩着,斑驳中能看出“明董仲舒之墓”等字样。石碑前一两米即厦房,这一侧没有门,屋檐下沿墙的台基上堆放着一绺儿残碑、磨盘等石物。树间可以听见几声清脆的鸟叫,厦房内的麻将声仍然是不绝于耳。厦房,后来知是正殿,现作部队干休所老干部活动中心,至门楼亦即十来米的距离,绿植其间。嵌入墙中的文保碑,背面的文字写道,“董仲舒,西汉哲学家,其大一统的政治理论,对于西汉的统一与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传于世。昔汉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马,故世人称之谓‘下马陵’,明正德时陕西巡抚王珝修建陵园,称为‘董子祠’。清康熙六年咸宁知县黄家鼎重建祠堂三间,并于大门前立石,上刻‘下马陵’三字。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又对陵园重加修缮,以示对这位西汉学者的纪念。墓现存封土高约二点五米,直径约六米。”关于这处董仲舒墓的来历就是交待得很清楚了,可以追昔抚远,让人生发出对于这位大儒的崇敬之情。
不过,有关董仲舒的安葬之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这一处董仲舒墓,从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是从明朝才有记载的,而它的东南方向,唐时的常乐坊东侧,现在西安交大兴庆校区内,更早就有董仲舒墓的记载,如唐元和年间,任翰林学士的李肇在《唐国史补》一书中就说,“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后语讹为虾蟆陵。”所谓“讹”,大致是说关中方言读“下”为“虾”,以讹传讹了,连大诗人白居易亦在《琵琶行》中说,“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而史学界把“虾蟆陵”的地理位置是确定在常乐坊附近的。这样看来,这一处董子祠就只应是明人修建了。当然,在兴平,亦有一座董仲舒墓,以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身份出现,后人对它的确认度亦是高于城墙根下这一处的。
从干休所走出,门前的下马陵街巷是冷落的,高大的城墙堵在眼前,使人的视野只能沿着东西方向游走了。这实在不过是一条城墙根下的普通街巷,但因为一位远去的大儒却烙上了沉重的历史印迹,他所提出的倡教化治国理论、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价值原则,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何曾有多少能摆脱得了?和平门是畅通的,门内门外是奔走的车辆与行人,太阳发出煞白的光芒,这是雾霾中度污染的样子,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息。路旁是高大的梧桐与国槐,黄叶铺地,落叶在车辆与行人的气流中,飞来飞去。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来瞻仰这位大儒的祠堂,是最为熨帖的了。
这真是一次值得记下的探访之旅。
裕堂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