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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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书友魏盛涛从旧书店淘得部分书籍晾晒，其中就有一册《游城南记（外二种）》，觉得稀罕，便留言可以为自己留下来。稍后几日盛涛造访，即携来此书助兴。宋张礼著《游城南记》，先前曾购得一册三秦社出版的史念海、曹尔琴校注本，为单行本，而这册所谓的“外二种”，却是包含了明赵崡所著《游城南》以及民时傅增湘所著《秦游日录》中记游西安城南的部分内容，西安地图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版。
这样选编是有道理的。正如编者在序中所说，三本游记，所记述的地区同为城南，却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读者可以从中看出自唐末到民国一千零几十年间，长安城南地区兴盛衰败的景况。更有趣味的是，赵崡的这次出游，是和外甥王允濂一起，“携张茂中《游城南记》”，沿着当年张礼的游历线路一一对照考察的，历时十三天，把他们亲眼所见而又与张礼所记的不同之处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赵崡《游城南》字数不多，不到五千字，但所记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自然风景、水域流变、历史名胜、遗址的变迁、未载入文字的遗迹以及地名与景致的纠辨等，文字简洁，但颇为生动、活鲜。时间总能改变许多东西，在赵崡的笔下，涉及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以及人物与事件的记载约有七十余条，但几乎有近一半的条目已发生了大的变故，如慈恩塔、青龙寺等非常有名的遗迹，几百年间周边环境以及自身面貌亦是区别较大的，他都做了很为详细的对比和记录。有些笔触是很有味道的，如在兴教寺文字中，有“寺僧有穴居者”的句子，很简短，却又形象逼人。不过该书第六十六页有云，“寺北有石佛寺（在祭塔村），被后人误为青龙寺。清光绪时，日本僧人加地哲定至寺，亦误认为青龙寺，题名壁间。”明人忽言清人的事，恐怕是校勘时出错了罢。
赵崡曾经三次游历过城南，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在明万历四十六年。他是陕西盩厔临川里人，也就是现在西安市周至县尚村镇大水屯村人。他在万历十三年中举，考取过《春秋》第一名，也算是书香门第出身。家有藏书楼称“傲山楼”，藏书万卷，在当时很有名。一生痴迷于金石碑帖的收藏，“时跨一驴，挂偏提，拓工挟楮墨以从。每遇片石阙文，必坐卧其下，手剔苔藓，椎拓装潢，援据考证。”集得拓摹、古碑以及石刻凡二百五十三种，刻印成金石书法名著《石墨镌华》八卷，成为书道重器。赵崡还撰有《户县志》十一卷。我最初看到这个人物的简介时，感到很亲切，因为这个村子，和我生长的村子，隔着一条河，相距也就二三里路。这个村子村名的来历，缘于元代元军在此屯田，亦作“水牛屯”，赵崡还曾写有“水云堡”石匾置于村子东门，应是雅称，据说现在还收存在他的后代手中。再翻翻文献，很为吃惊，因为这个村子真是英才辈出，明朝重臣赵鹤、重庆知府赵方立、御史赵玉奎等都是这个村子的人，皆出于赵氏一门，真可谓人杰地灵。
有时就想，赵崡的那个傲山楼能是个什么样子？据说清末民初时就衰败了，那么他的那些书籍都到哪里去了？这地方距长安城不到百里，说近郊亦能说得过去，难道都被散发于西安城了？从村名也知当初此地水多，但生态环境已发生变化，村东的白马河早已干涸了，周边自然环境亦大为变故，让人还是感到有些惋惜。赵崡的第三次游城南，从文中看，先是到了西安城，住了几日，外甥王允濂处理完家庭事务以后才一起南出永宁门游历的，他又是怎么到西安城的？
十七年七月七日，裕堂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之下，时有故园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