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府街忆旧

四府街很有名。它是处于西安城明城墙内西南方位的一条街道，南头接了城墙，穿过勿幕门可达城外，北头则连了琉璃街，可直通西大街。琉璃街不长，也就百余步的样子，很像是四府街拖了条尾巴。琉璃街原本不叫琉璃街，叫琉璃庙街，明时街南头偏东有圆通寺，房瓦以琉璃所筑，因而得名。

勿幕门这一处城墙原本就没有门， 是一九三九年日机轰炸西安，为了方便居民疏散开凿的，最初称小南门，抗战胜利那一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元老井勿幕，就改称此门为勿幕门，并沿用至今，几年前门洞上还新加了颜书的门额碑石。不过市井间仍然称它为小南门的情形还是占绝大多数，小南门早市是这几年很火的网红打卡地，——人们叫顺溜了。因为井勿幕，这条街亦曾被称为井上将街的，解放后又被改回为四府街。

四府街街名的来历亦有好几种说法，有说是因为秦王朱樉的第四个儿子府邸在此，因而街名由此而来；有说是此地曾有好几处郡王府，所以以之概称，故为街名；有说是曾见民间的契约上出现过“柿树街”字样，敢情这条街道原被称作柿树街的，因为关中方言读音转音，便衍变为四府街了。这些都不好考究与较真，但大体上可以推测，四府街的街名最早应该出现在明代。

我对这个街名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还在读中学，吃过午饭，便会到学校小树林前的阅报栏浏览报纸，晚报的报社地址栏写着，南四府街九号。我觉得这个地址很神秘，曾经有很多次想象过它到底长的什么样子。因为喜欢写作，还试探着给这个地址写过信，投过稿，但似乎没有收到过回应。那个时段，我只有过一次走进西安城的经历，是市上组织观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每个区县推荐几名选手写影评，我有幸参加了。看电影的地方似应在南大街，考场则在市委附近，实际上已是距离南四府街很近了，但当时是集体活动，来去匆匆，是没有机会一睹报社尊容的。

过几年高考，就在西安上学，学校毕业，有幸留市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天夜里，单位一哥们忽然拉着我去了一个地方，临街，进大门是一个四合院，南向的厢房就是关中那种典型的瓦房，他打开一间房门，拉亮灯，一张双人床就几乎把整个房间占满了。他说，大杂院，这一间是我家的，平时没人住，偶尔过来看看，要拆迁了，这个院子也不会留下了。他似乎也没有做什么，就只是过来拉亮灯看了看。走出院门，才听他说，这条街就是四府街，小时候就在这街上耍大的。两个人又在黑漆漆的夜里骑了单车回单位宿舍，一路上无言无语。呃，报社，我念头闪过几回，就是没有说出口。几十年过去，隐约地知道，拆迁后就地安置了一套房，他大哥一家住了进去，四府街从此以后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是在那几年，单位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平时总是来单位拿取自家订阅的报刊，偶尔遇见难免就会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于是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她给我介绍对象。说是她的一位同学的女儿，离开县城到西安工作，同学不放心，就拜托她帮着女儿找一个好人家。我和这女孩见过面，相互感觉还不错，就来往过几回。女孩眼睛很大，皮肤很白，性格也好，在锦江刺绣厂工作，这厂子在一栋楼上，楼在四府街偏北路西。记得有一天下午快要下班了，我来找她，那时也没有手机电话什么的，就在楼下喊她名字。她和工友们刚刚下班，宿舍临街，她趴在窗口回应了我一句，谁知这一层楼的窗户都打开了，女娃娃们都朝着我招手起哄，好不热闹。不过后来，我们没有成，这个厂子不久也消失了。前几天从街边走过，在这个方位刻意地看了看，亦没有看出什么名堂。

要说和这条街道的缘分，最深的还是日报社。参加工作几年之后，单位里换了领导，他们觉得我务虚的话应该更能发挥长处，于是就给了我一个宣传专干的差事。实际上要说“专”，那只是名义上的，因为还兼着统战和政协的活儿。但这已经很好了。刚上岗没多久，区上组织宣传专干在报社办了一个通讯报道培训班，似乎是例行的，每过几年就会有一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好机缘，因为上课的老师中就有几位我心目中的大神级人物，如商子雍、赵发元等先生。商先生讲过一个上午的报刊评论写作课。有一天上午课下得晚，商先生已经在单位食堂吃过饭了，他正在水池边用开水冲洗餐具，我从他身边走过，这时一位女士和他隔了十来米说话，是调侃什么，商先生当然是幽默的，他的回答，我听着心里亦是觉得粲然的，就含笑着离场了。但我和商先生，一直没有说话的机缘。

这个培训班课时是一周时间。有天课间休息，我和另外一位学员到副刊编辑部投稿，是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编辑部好像就两位老师在，狭小的空间里徐晓红女士当时正在用拖把拖地，听明白怎么回事后就停下来接过我的稿子，另一只手里还是抓着拖把——我的稿子很短，文白相间，也就五十来字，是用稿纸认真誊写的，她看了看，微笑着说道，有点意思。就放在她的桌面了，然后继续拖地。直至现在我都觉得她的笑很好看，很美，因为我们以后再没有见过面，这一瞬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底。大概两周以后，这篇稿子见报了，虽然很短，但却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动力。

这年年底，我的另外一篇文章《魏征的墓碑》在日报“半坡夜话”栏目发表，这个栏目很有份量，仅凭“夜话”两字就能大致窥得一些渊源。发表后几天，一个特殊的机缘，是吴克敬先生，受报社安排来采访画家翟荣强先生，是在翟先生环城西路的画院里，翟先生唤我陪聊，谈话间说到我几天前发表文章的事，吴先生颇为怀疑，似乎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当时是太年轻了，还须过好几年才够得三十岁。也许想试试我的能力，说写翟先生的文章让我先来写写看，后来我写过没有，是不是到四府街找过他，真是不记得了，只记得要写翟先生的文章终究是都没有写成。再后来吴先生成为报社的领导，还出了本有关碑石方面的书，我们是再没有联系过。倒是王仲生先生为翟先生写了一篇书画评论，在日报发表，我把样报送到了南二环先生家里。

再后来，我的文章在日报、晚报上发表，就很常见了。当时培训班给每位学员发了本剪报薄，我把发表过的文章粘贴上去，竟然也不少。发表文章给我带来了荣耀，当然也带来过麻烦，有一篇文章因为太过于写实，难免让人对号入座，引起过上下好几位领导的不快，听说原本是要处分我的，但日报是市委的机关报，投鼠忌器，在它的名头的遮掩下，时过境迁，也只好不了了之了。现在，那几位领导，早已退休多年，有死了的，有病了的，还有在公园里每日打着太极的，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那篇文章中所写的情形，所要呼喊着禁止的行为，却是超前了十来年。但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却是很大的，此后导致我在写作上有了两个转向，一是文章尽量用笔名发表，二是文章内容多以书评、书话为主，与现实到底脱节了。当时投稿多以邮政信件投寄，所以南四府街九号这个地址写得人手都要起茧了，待报社转至太阳庙门街以后，我就很少投稿了。

商子雍先生从报社退休以后，因为翟荣强、费秉勋、焦文频等先生的厚爱与提携，——他们都是市文史馆馆员，馆里常有活动，见面的机缘总多，而且他们也都喜欢与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和商先生便是很为熟悉了。他会来我的博客看我写的文章，曾经有两次让我归集各十来篇文章交与商臻，——商臻是先生的女公子，晚报副刊的编辑，在晚报上开专栏，而且多次还在不同场合推介，说理洵的文章写得好。商先生给晚报写稿子，一写就是六十年；还说，晚报绝对称得上是陕西作家的摇篮，因为几乎所有的陕西作家都在晚报版面上发过文章，都是实实在在的。商先生大多时间还是在南四府街报社的家属院居住，偶尔总有见面的机缘，实在也是一种福分。他的文章中，亦多有关于四府街的文字出现，因为对于这条街，他是太熟悉了，亦太有感情了，与陕西很多的文化人一样，都有着同样的情愫，这条街道因为晚报社的存在，是充满着文化张力的。说这条街很有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缘由。

记得还曾在南四府街的编辑部里，拜访过赵发元先生。记不起来是和先生的公子一起还是单独过去的，他正忙着看稿子，并没有起身，扭过头来，双臂搭在椅背上直面着就说话了，直爽而干练，额头与眼睛是很睿智的样子。他知道我们是同学，所以话语间充满着长者的关爱。本来说是有自己的书要送的，但书都在别的地方放着，手头没有，只好以后再说。这次会面应是在培训班学习之后，会面时间很短。过了几年，赵先生因病辞世，到现在至少亦有二十多年了吧，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是不能让人忘怀的。

四府街终究还是有它独特的地方在。这条街不长，不足千米，但习惯上，人们还是喜欢以五星街十字为界，把它南北两段区分开来，虽然街上的路牌并没有这样标记，但路两边的单位、家属院的门牌还是会有南北的字样出现，比如原来晚报社的地址就是南四府街九号等。站在四府街的最北头，四个方向都有路牌，梁家牌楼、琉璃街、盐店街、四府街，各各不同，各有韵味，是一道风景，无不流露出西安人心底里对于过往的那种留不下却又忘不了的复杂情怀。这两个十字，还有西安人数十年来非常熟悉的两家店面亦非常出名，南边的海荣锅贴店以及北边的三才书店，可惜的是书店早已消失了，但海荣锅贴的分店却是布满了西安城的东西南北。作为老西安的商子雍与梁锦奎先生，诉诸笔墨，对这两家门店分别有过详细的叙述，都是能够感受到四府街的沧桑变化的。

这条街两边的皂角树亦是值得一记。树很大，高约七、八层楼高，树身粗者可容一人合抱，盖有年矣。最初并没有在意这树，是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前些天专门走过去，周详地看了看，树枝还没有发芽，好些树上，枯干的皂荚还在高处挂着，在初春的微风中摆来摆去。园林部门似乎刚刚修剪过树枝，碗口粗的分枝切口颜色还是白花花的，星星点点地沿着街道在空中延伸而去。西安城中街道两侧的树木，以梧桐、国槐、女贞等为多，皂角树还是极为少见的，记得少时，寻常人家房前屋后可以见得一两株，似多以实用为主，乡人以其果实稍为加工，便作为洗涤剂，用来洗头、洗衣。这种方法虽然古老，但却很原生态，仍然有着很惹人的魅力，招人喜欢。皂角树亦为四府街的名片之一。

去年冬天，我着意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好几次走过去，南南北北地用步子丈量过好几遭，看着街上的门店、行人和车辆，往事就在眼前迅速发酵了开来，觉得这条街才确是自己心爱的街道了，它至少在精神上是伴随了自己生命历程的大部分时光，尤其是南四府街九号，哦，现在已成为南四府街三十三号，实在是自己的命运之星了。我想走进去看一看，门口的保安用痒痒挠钩开玻璃窗，露出半张脸朝我说道，拆了，啥都没有了，现在是家属院了。玻璃窗又迅速地关闭了。——我觉得经管门牌路牌的部门，可以特殊处理一下，继续以“南四府街九号”作这个院落的门牌号码，可以体现一种人文关怀。

二十四年三月五-七日，裕堂在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