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记马治权先生

中秋节回了鄠邑一趟，顺便到小妹家里小歇。是原来的旧房子，由去年开始重新装修，似乎现在才拾掇停当。门前有一个大院子，可以栽花种草，很为可人。在客厅看到了新上墙的马治权先生的书法作品，去年作为贺礼送去的，效果不错，于是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记得十年前写过一篇《记马治权先生》的文字，现在想来却似乎单薄了，多年的交往，经事渐多，人物形象亦更为鲜活，因而就觉得可以再写一篇文字，以记交游。

在小妹家的这幅作品，想来想去，已不记得是在怎样的境地中向他索要的，因为这些年，经常去他的工作室，不是拿了作品，就是提了别人送与他的土特产回家，多得已记不清数。是一幅四尺整张，内容写了“君子不器”四字，用他的特有的好大王体，字下则有长长的行草题跋，“语出《论语·为政》，又《易传》有云：‘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君子不器，实人生修为之至高境界也。然此至高境，却与人之性格有关也，属强者之选择，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者难以企及。”

这些年，常见他以作品送人，大幅的，以隶书为多，小幅的，以行草为盛。他应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稍为正式的相送，都会自己装框，郑重其事。几年前就曾得到过他的一幅尺牍作品，是装了框的，他称之为《无事帖》，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房。他曾多次书写过刘炜评为周燕芬与张艳茜书写的诗词，乐此不疲，装框多次，书写内容虽为私家定制，但多因太过于精美而在饭局中被友朋相互抢夺了。也许，这也是他组织饭局的一种方式，可以增添一些嬉闹的氛围。还见他较常写的内容是《心经》，安静的好大王体端庄肃穆，正是入了禅定的意境，充满了静气的安顿。周围的好几位朋友都曾有过拥有一帧的想法，实际上他以为理想的作品并没有几帧可以拿得出手。

我的外甥上了几年书法班，渐渐地可以写些作品，我以为此子可教，为了鼓励他，有一年就拿了一幅他的作品，到马先生的工作室，让他补跋，说些鼓励的话，他是丝毫不加推脱的。中秋节前夕，他与朱贵泉先生在浐灞兖煤集团王总家里组织笔会，邀约参加，其实就是几位相好的朋友节前见见面，聚一聚。我在他的鼓励下，亦献丑写了两个字，显然力有不逮，题款的事就又落在了他的头上，他是何等地世事洞明，欣然地为我补了台。人多的场合，只要有他在，他总会“调情”，让人都觉得体面，氛围是活泛而欢乐的。

记得有一次在同盛祥吃饭，是李宗奇先生的新书出版了，难免三朋四友就烧火着要闹腾一下。在饭桌上，他与画家马河声先生“机锋”了，亦为当晚的一大亮点。人谓马河声为“马老”，他有意见，当场宣布，“有我在的场合，‘马老’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惹得众人哄笑。书家遆高亮过来与马河声喝酒，马氏此时身体欠安，正在医院检查，不能饮酒，遆高亮开玩笑说，“那咋成，酒色财气四个立马就少了两！”这时马治权先生接话说，“那不成了宫廷画家！”众人复大笑。饭后至懒园喝茶，豪爽如马河声者就叹到，“今晚就马治权‘宫廷画家’四字最为精彩！”马治权善调理气氛的手段可见一斑。

我想这是与他的经历有关的。他年轻时就在大机关里为省部级领导服务，甚至为领导一走进办公室就能马上喝上一杯水温合适的茶水动过脑筋，后来仕途受阻，又扑下身子办起了《各界》杂志，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刊终于办成了闻名海内的名刊，他采访过的人，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艺术家等都有涉猎，吴仪、冰心、王蒙、张艺谋等不乏显官政要、明星大腕，可谓阅人无数，经见广博，自然会人情练达。但他是不得志的，直至退休，才得到一个厅级的待遇，黯然退场了。不过，造化总是弄人，我们不能看到一个政治家的出场，但却拥有了一位书法家与文化名人，得失总难评说。马治权声名闻于天下，以至于有人调侃着说，在陕西、在西安，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影响，是否算个文化人，方法很简单，问他：你认识马治权吗？

马治权对于书法是用心用力的，也许仕途的失意，倒成了他终生追求的动力。他从年轻时就写字，一直写到退休还不停歇。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到家里去拜访他，看到他早年写的一副对联，很有颜体的味道，笔墨功力真是令人绝倒。后来他致力于《好大王碑》，日夜琢磨，洗心革面，在隶书创作上不让前贤，终于形成了自家面目，成就了较为稳定的书风书体，亦为人所共识。他的书作，隶书的安静与行草的飞动，一张一弛，阴阳协和，构成了理想的审美意象。所谓用心用力，一方面表现在潜心习练上，另一方面还在于求诸自然，行万里路，多年前就见他深入东北腹地，探访《好大王碑》，还曾见他驱驰陇南、汉中一带，追寻汉摩崖石刻三颂碑碑群，师法造化，完善自我，用心是良苦的，用力是坚毅的。他的题跋与手札得行云流水之妙，文辞清简，形意俱佳，自是不同凡者。

十多年里，马治权先生还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字数在百万左右。这两部小说，都曾认真地读过，因为有写读后感的任务。两部都可以看作是官场小说，但主人公的身上，却都有着作者的影子，它们在描写社会衍变、反映社会特征、揭露社会现实方面，都较为成功，对于社会矛盾与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小说虽为虚构，但它距离现实不远，也可以看作是两部不可多得的带有纪实性质的小说。小说出版以后，在各地作过几次签名售书活动，反响据说不错。

现在他在北郊有一个工作室，较多的时间是在工作室里待着，平时有几位和他一起习字的朋友有空就会过去，当然这里也是他会客的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但在微信上很早就看到过这个工作室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工作室的人，我亦大多认识。说来亦是伤情，我在陕西文艺界认识的好多师友，都是通过“马治权”相识的，但以我的寡淡与呆板，却很少能有交际的热情与技巧，因而大多是隔膜的，这是天性所致，无关其他，那种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情形，于我还是太过于疏远了。我亦安然自适，但却心底里边，对于马治权先生，是感激与钦佩的。

他终于是退休了，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他的逸事来。是几年前的一天中午，许多友朋在他的召集下聚餐，好像是他组织的活动，从王羲之兰亭集会的地方回来，再庆贺一下成功，酒席之后，按惯例大部分又去了他在办公大楼的工作室喝茶。嬉闹中就有人问，马老师工作室怎么还没有搬走啊？他以带着浓浓的陕北方言味道的普通话刻意拖着滑稽的腔调回答说，搬什么啊搬，我在这里就是潘某人在上海！大伙儿一阵狂笑。自然，这样的逸事，是不能简单地以《世说新语》式的故事解读的。

写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改，裕堂在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