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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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这部志人小说，资料来源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同类的记载人物言行的轶事小说，如西晋郭颁的《魏晋世语》、东晋裴启的《语林》等；二是当时的史书，如《魏书》、《蜀志》、《晋阳秋》等；三是当时的杂史类书籍，如《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等。清人叶德辉曾经整理过一个《
裴启的《语林》，对刘义庆的影响，从一些资料看，是超乎寻常的。裴启生活的时代，和谢安、王珣等几乎相当，他的事迹《晋书》中没有记录，而墓志碑牒、金石尺牍中也没有看到关于他的片言只语，但他所编撰的《语林》，在当时却是蜚声文坛的，甚至出现了风靡一时的“裴氏学”现象。关于这部书，《世说新语》中有两则故事，记录了它的兴衰，同时，我们在刘孝标注中也才看到作者的些许境况，知道他是河东裴氏一族，父亲曾做过丰城县令。他年轻时即才气风姿卓悦，擅于品评古今人物，编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俨然已成一家之言了。
《世说新语》“文学门”中的这则故事说，裴启的《语林》刚问世就被远近的人们大为传颂。当时的风流少年无不传抄，几乎人手一份。其中载录王珣所作的《经黄公酒垆下赋》，特别有才华。故事不长，一方面可以看出《语林》勃兴于一时的热闹场景，另一方面则是赞誉裴启所选录的王珣的文章，特别能彰显作者的才华。这原本也没有什么，只是后来，关于《语林》的衰落，事关王珣的这一句话，似乎就埋下了伏笔。
另一则故事被刘义庆放在了“轻诋门”，故事说庾龢告诉谢安，《语林》中记录谢安称赞了裴启和支遁。谢安却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话，裴启不过是自己杜撰罢了。庾龢不以为然，于是就陈述了王珣的《经黄公酒垆下赋》。读完，谢安完全不表示赏裁，只是说：“你竟然要做裴启这号人的学问！”从此《语林》就被人们废弃了。这时存世的，都是先前的抄本，其中不再有谢安的话了。
因为谢安的表态，于是风靡一时的《语林》，就衰落了，刘孝标注中引用《续晋阳秋》中的话做结论说，“谢相一言，搓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一向大度的谢安丞相，为什么却有这样的表态呢，原来出自于个人恩怨。王珣是谢安的女婿，因为失和，早已离婚，互不相干，王谢两家交恶已经很久了；庾龢是谢安的侄女婿，又赞誉王珣的赋而修“裴氏学”，自然引起谢安的反感了，所以谢安就有这样的表态，《语林》于是衰落。
不过一部文学作品的衰落把原因仅仅归之为权相的打压，显然理由是不充分的。周楞伽论及《太平广记》转引《殷芸小说》实多出于《语林》时，说：“《世说·文学篇》所记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后因记谢安语，被安诋为不实，其书遂废，然读者仍欢迎不衰，传写者乃冠以《杂语》、《杂记》、《小史》等名，究其文，无不采自《语林》，故非《广记》从《小说》转引，反系《小说》从此类杂题书名中传袭《语林》之文也。”《语林》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除了权力的打压而外，和它同类的文学作品的勃兴，此消彼长，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世说新语》的问世等；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价值观的影响，著史求真，谢安本人都不承认自己所说的话，作品的真实性是不是就有所怀疑了？
《语林》最终还是散佚了，有学者考证说，最早亡于北宋，最晚亡于南宋，但它是有文史价值的，后来的学人就有人根据史料尝试着来复原它，清道光年间济南学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就有修复它的内容，后来鲁迅以它为底本，采集史料，增加了三十余条，成就了《古小说钩沉》本，收录《语林》条目一百七十九条。笔者手中收有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六月出版的鲁迅《
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裕堂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