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费老

费老辞世有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

我总是会想起我和他的第一次相见。他在书院门的一家展厅给市文史馆员们讲课，是翟先生带我过去的，他们都是馆员。费先生那时应该刚刚退休，不去西大上课了。我是慕名要去见见费先生的，缘于易学，缘于贾平凹，给翟先生说得多了，说得久了，翟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缘。

是秋天，费先生讲完课，要走了，上了趟卫生间，出来，翟先生适时领我上前，说明来意，费先生木木地，面无表情，找了张纸片，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他的手是湿的，水渍浸在纸上，我和他握手道别，他似乎是很不情愿的样子。我的手也湿了。直到现在，我想起他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手是湿的。

费先生回家了。他骑着一个儿童玩具一般的小自行车，两只手把组合在一起，是马面型的，装着讲义的硬质纸袋就挂在车把一侧，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书院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我呆呆地看着他离去。我觉得他不喜欢我。我把自己的领带摘了下来，心里嗒然若失。后来，他写着家里电话号码的纸片亦是找不见了，估计是夹在一本书中了。

再见费先生，是零七年，仍然是秋天，距离第一次相见快要十年了。还是翟先生，邀请焦文频、费秉勋、商子雍、景德庆几位馆员到他蓝溪花园的画室茶叙，翟先生差我招呼场面，我们就愉快地待了一个上午，有说有笑地，中午出门还一起吃了个午餐。时过境迁，我觉得老先生们似乎都比较喜欢我了，费先生给每位来者各送一本自己新出的随笔集《杂家独白》，并签名留念。

后来的好些年，我们这个小团体，用商先生的话说，就是隔三差五地总要聚一下。我到费先生家里去，亦为常事。费先生独居，家人就住在隔壁，所以是很方便的。到他这里来的人很多，全国各地的都有。

他在北关正街居住的时候，是高层，有一天翟先生吩咐我去费先生处取他写给牡丹书画院画展所写的贺词，我敲开门，费先生正在看一幅一位青年画家的六尺整张山水，他嘀咕道，叫写评论，你看画得怎样？又说，啥是古人所说的“三远法”啊？我未置可否。拿了贺词，要出门，他又叫住了我，说，另一张写废了，你给你留着。我一直觉得这张写废了的，要比另一张好。

我带草木来过这里，我们是同事。他们是乡党，在网上早已相识，只是缘悭一面。很投缘的，大家一点儿都不觉得生分。后来草木与费先生，多有往来，以至于情同父子，有时一起回老家停住，各得其宜。费先生楼下是菜市场，小商贩商量价钱的声音都听得见，我不解，那天费先生笑着对我说，声音是从低往高处传的。草木颔首。我觉得他一定是深受马路噪音之苦的。

我见人话少，多少有些像费先生，所以到他那里去，两个都不爱说话的人，有时就难免有些尴尬，于是我总喜欢带人过去，哄哄场子。费先生有天和我说，你总是不说话，你看人家草木来了，斜躺顺卧，一点都不见生分。说完相视一笑，意会于心。但我不说话，他又不嫌弃我，我自己沏茶自己喝，他忙他的，我倒不觉得有什么违和感。

他后来搬到了昆明路，我去得相对少了一些，但觉得整体环境要比北关正街好多了。有一天一个饭局相邀，我去接他，他坐在车上，兴趣高昂，不知什么缘由，我谈到了我的父亲。他们同庚。这是我们之间，极为少数地触及到家庭话题的谈话。我们都有边界感，都不想触碰对方的界线。一个人的成长，家庭是不能选择的，这也是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缘由之一。

他似乎很喜欢与年轻人待在一起。喝完酒了，到了懒园喝茶，大家放逐自我，场面总被哄笑声遮掩。记得有次，懒园主人马河声高声喊道，弟兄们，好好写字作画，卖钱，弄他几千万，包场子，给一人弄个好女娃。我听着也是情绪高涨了。费先生微笑着，看着河声笑，笑得用手指擦了擦眼泪和鼻涕，有几分羡慕，又有几分爱意。是的，他喜欢河声，河声也是喜欢他的。有一次阎良有个笔会活动，冬天里很冷，午间吃饭，河声从另外一个桌子过来，他知道费先生吃素，却夹了块肉放在费先生面前，顺便大声调侃着说，跟娃一样，吃饭还要人给你夹菜！大家都笑，费先生笑得更是合不拢嘴了。也许只有河声在他面前这样没大没小、百无禁忌地胡闹才是他的最爱，他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费先生不服老。有天夜里，吃罢饭了，我差人用车送他回家，临了要关车窗了，我嘱咐送他的人说，一定要把老先生送到家门口。费先生显然不高兴，愤怼我说，没有你说的那么老！我心里一笑，这老头子。是的，这股心里充盈着的郁勃的气，一直支撑着他，成就了好多事情，易学的、古琴的、舞蹈的、书法的、文学的、养生的，几乎每过一段时间，费先生就有新的著述生成，愈是年长，愈是高昂，直至临终的前些日子，还在频繁地更新自己的公号内容。

再后来，费先生搬到了农兴路，我去的次数就太多了。这个地方停车方便，费先生所住的小区隔壁就是一个大的停车场。费先生住的楼栋，临街，是一条断头路。我经常要临窗往下看，路面上似乎是一个废弃掉的小厂子，满目疮痍，就等着拆迁。我对费先生说，这是一条主干道，要通车了，估计噪音不会小。费先生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一笑，实际上没过多久，路就通了，但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糟糕，费先生在这一点上好像也没有多说过什么。

费先生晚年，操持书法，影响也不小，但他却没有专门给我写过字。这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地方，以我们这样密切的交往，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但确乎如此。我也没有专门求他写过。他给我写的一张字，四尺对开，还是有一年，一个下午，他去老鹳的画室应邀闲游，我那时还在西华门上班，就在附近，接到老鹳的电话就过去了，在的人还有槐里才子翟旭鹏氏。夕阳晚照，蓬荜生辉，大家相谈甚欢，费先生一时高兴，就给每人写了一幅，我算是沾了光。他给我写的内容是“龙骧豹变”四字。我当时不解，后来翻过辞典，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以费先生学问的高深，他的用意是有的。后来在看一些他人所写的有关费先生的文章，很少见到他给别人再写这四个字，直到有一年，老贾的女儿结婚，据说费先生送的彩礼，就是这四字书法作品。

那天费先生还以行草笔意为老鹳写得四尺整张一纸，内容为“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落款说是魏晋人语。他现场曾经问过我们三人，此语为何人所说，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翻《世说新语》，知道是张翰的话，与这人相关的还有一个成语是“莼鲈之思”，其实很有名。费先生关注《世说新语》，亦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写过。此后我写过一篇文章，是专说张翰的，开首就记录了费先生在老鹳画室写字的事。

我想费先生愿意与我交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缘由是，我们都互不相求，这样交往起来就轻松多了。费先生本根上还是一介书生，他心底里是不愿意为世俗的机巧与利欲所牵绊的，他尽力在做着一个单纯的人。还是有一天夜里，吃罢饭了，我们打的送他回家，车内有人说到求老贾写字的事，费先生立马说道，我从来没有替人求平凹写过字。老贾的字是天价，商业化气息浓厚，费先生是敏感的，但也是性情的。

费先生是易学大家，他写的文章中记录了一些为他人算卦的情景，但现实中他却很少操作这样的事，他以为这是易学的极为低端的一种事情，拉低了易学作为一门科学的高度。我在湘子庙街与他同处一室，看着气氛较好，就求他算卦，他拿出手机，说，我这里有个软件，你把生辰八字输入进去就行了。我照着他说的做了。我知道他是不情愿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有时不得不做。一七年国庆期间，他在终南山里开讲易学，我参加了，课程设置里就有个实证操作环节，他还是展露出了自己作为易学大师的风采。

他有时也会和我说到一些与预测相关的事情。比如说，他抱着古琴，要出门了，突然觉得心绪不好，就又折返回家了。他说这是一般的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几乎就不存在预测不预测的情况，但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就被他人传得邪乎起来了。还举例说到一件事，说是一位朋友，刚买了一辆新车，要拉他去山里转转，待出城要加油，车门却被枪柱挡着，打不开，人也下不来。费先生找理由推辞了邀请。后来外界传说费先生经过预测推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费先生说，新手，车技这个样子，还敢进山？实际上是生活常识的判断。

这亦能看出他的幽默。费先生的幽默是骨子里自带的，和他熟悉的人可以经常感受到。有一次我去看他，摁了门铃，他光着身子开门，手里还拿着毛巾，我说费老师您这是？他用毛巾擦着脸说，贵客要来，沐浴一下。我差点笑岔气了。他又说学生们把房间的风水调整了一下，正对门的卫生间前加了道屏风，所以你进门觉得有些“掐”了，茶室与卧室调换了，床头的电动法轮也是整天在旋转着，他们要这样弄。他说着笑着。这都可以作为逸事看。

费先生临终的前几年，也一直在做着著作的整理和出版事宜，有些书是重新整理重印了，有些是规整新出了，最后有三本书，他看到过目录和设计，但却没有等到新书出版就辞世了。这几年，我也在极力做着费先生的《八卦占卜新解》新版重印事宜，出版合同是费先生亲自手签的，但出版环境突变，一拖再拖，费先生生前没有看到，新书直至现在也没有出版。我们后来也在一直沟通着这件事，想来费先生是心有遗憾的。

费先生和我的交往，近二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接受的程度亦是有变化的，这个看他在自己的书上的签名称谓就能看出一些迹象来。这些书，有我自己买来找他补签的，但多是他赠予我的，先生、笔名、弟，这样一路走来。称呼“弟”，我知道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但已经让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觉得这老汉是太能给别人以力量了。

去年七月，费先生从医院出来后，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也不愿意留在家里，就按佛门弟子礼停驻在香积寺了，我和草木看望他的时候，他一直处在昏迷状态，我们和费曼在室外说着话，室内传来的是超度他的梵音。我们又在寺内等了好长时间，亦不见他苏醒，就离开了。大致半个时辰后，他清醒了，由家人和学生推出室外，在阳光普照的树荫下，有气无力地写了八个字，“鸟儿喜鸣，我奔极乐”。没过多久，他终于是辞世了。

在最后送别费先生的大厅前，我见到了费先生的学长焦文频先生，他精神很好，我们一起回首着往事，心里有着很多说不出的苦楚与难过。默哀的时候，我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打在地上，亦是最后的送费先生远去了。

二十四年七月十日裕堂写于长安南郊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