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徒

我的书柜中现在大约有三千余册书籍，这些书，以文史哲和金石书画类为主，要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绝大多数是我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陆续购置的。我的生活很单调，工作之外，基本上就是读书，因而，买书和读书就打发了我人生的许多时光。如果再活若干年，我想，我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读书仍然会占去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岁月。我也向往这样的读书生活。

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读书，小学的高年级，大哥从一位姓黄的同学家里经常能借到书，我如饥似渴地读，很上瘾。记得当时有一套上下册的《三国演义》，因为太新，还用硬纸包了封皮，防止弄脏，书中鲜活的人物故事让我读得废寝忘食，那段日子家里的电灯总是没有规律地忽明忽灭，母亲怕浪费电，就常常休息不好。还有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印象也深。《水浒》的下册被一位堂叔拿去看，他要当兵走了，却还不还给我，我在雨天的泥地里哭喊着向他追要的情景而今如在眼前。父亲常年订阅的杂志《无线电》，我也总是看，但现在内容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封面上拿着收音机听歌的女子很是漂亮，小孩的心里，想着以后要是能娶她为妻,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上中学以后，镇上有一家书店，店主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他还自办了一个油印的小众文学刊物《重阳文艺》，上面连载过他写的长篇《祖庭演义》，小说是以王重阳的故事演绎而成的，后来似乎没有正式出版过。那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崇拜还是很严重的，他的店就成了文学沙龙，店里经常能聚拢好多人，谈论文学之外，也买他的书。记得他当时离了婚，又娶了一位文学粉丝做妻子，常常帮他看店，那女的很是和蔼，见人总是笑，说话和风细雨的，对她有好感的人很多。孙犁的《书林秋草》和老舍的《出口成章》就是那时买的，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这是两本对我以后读书生活影响很深的书，读书的基调和习惯是基本形成了。

大量的买书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对于书的选择，也没有特别的苛求，只是随着性子买，但现在看看书架，实际上却很是挑剔，出版社和书的层次都是不低的，几乎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书，多的是经典之作，经过了大浪淘沙的选择，民国以前的经史子集占到了全部书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新文化运动时期及后来的书籍，大多是最近几年才买的，数量和质量上则严格控制。即使这样，书与人争夺空间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到处摆放，案头、茶几、枕边，直到影响正常的生活了，才不得不重新打理收拾，我有时心里和自己开玩笑说，早知道第五个饼能吃饱，就不应该买前四个饼了。其实很多的书买回来以后就没有认真地读过，有些书现在也没有读它的心情了。很多的大学问家书房并没有多少书，像钱锺书、孙犁、谷林等人，但他们谈起书来却如数家珍，有一年我去邱星老人家里，看他的书房就是一些辞典一类的书籍，很是感慨了一阵子。以前看到一本书上说有人读书看一张撕掉一张扔掉，看完书也就不存在了，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对于朋友的借书，我尽管心里不愿意，但行动上还是很慷慨，我的经验，大多数的书籍，借出去之后，很少能有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也许要回来了，我会对朋友说，留下来慢慢看吧，不用还了。但我却有过重新购置的经历。向人借书或赠书，也是解决书与人争夺空间的好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生活上做减法，是很必要的。

我买书的目的很单一，就是阅读和消遣，没有想着要作藏书家或者大学问家，收集签名本一类的事情于我做来都觉得十分痛苦，当然很轻松很随意，而且能够加深友谊的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也还能顺其自然。读黄裳的《珠还记幸》，我总觉得这样的时代好像很遥远，那时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学问家好像都很傻，没有经济头脑，黄裳或者黄裳托人随口要书画作品或者作者签名本一类的请求，很轻易地就能得到满足，目下的实情，似乎是很难见有那样的道德情操和人文情怀了，人不能自找不痛快。有些书，买不到就不买了，原来很执着，想方设法也要弄到，现在心劲就松动了许多，总想着以后肯定会有碰到的机会，这样自己不累。没有宋版明刻，就看得很淡，书籍丢失或者被借不还，也并没有李后主般的挥泪对宫娥，或者钱牧斋一样的如丧考妣，人要有拖累，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也告诫自己，尽量不买全集一类的多卷本书籍，如果不做研究用，购置的意义就不大，曾经买过一套《诸子集成》，繁体竖排，十余年过去，几近于闲置；一套《宗白华全集》也没有翻阅过，翻来翻去的却还是内容上重复多多的《艺境》和《美学散步》；《鲁迅全集》购买的心思动过几次，因为太贵，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现在出现了电子书，阅读起来也很方便，还有人说以后的发展，很有些电子书取代纸质媒介的趋势，我不能作出判断，但我还是喜欢纸本的书，沏一杯清茶，握一卷在手，原本就是很风雅的事情，至于手握电子书也能让人愉悦，让人风雅，那不关我的事。高兴的时候，我也会在书的空白处写两句话，以证明我曾经到此一游，这是电子书怎么也做不到的了。

我生活在书中，书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庄子·人间世》中有“与古为徒”的话，那何妨不是一种定位，我也希望自己能“与书为徒”了。

西历十一年三月四日裕堂写，古长安红埠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