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府街话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在二府街待过两年。是单位派出业务学习的，经过选拔考试后定向培养。学校总部在友谊路，分校则在二府街原市中院办公大楼后边的一栋两层楼上，就一个班级。周末全天学习，周内有三个晚上上课。那时大家似乎都很想学些知识，上课都是很认真的。

那个年代汽车还没有普及，人们上下班大多都是骑着自行车的，二府街平时就没有现在这么拥堵。不过拿当时的情况比较的话，因为财贸大院、市中院等单位都在这条街上，它的南侧又是市政府，人流量相对来说还要算是多的。中午休课时间，同学都是上街游逛，顺便找馆子吃个便饭，中心城区，好玩的地方毕竟太多，大家的幸福感亦比较高。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赵，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应该有六十多了，对大家都很好，气氛是宽松的。他的眼睛老是眯眯的，用力都张不开，给人的感觉总是在笑。

我喜欢去北大街上的天德书屋闲逛。出二府街东口，左拐不远，就到了。这是一家很有名的书店，店招是贾平凹题写的，我曾经为它写过一篇文章，岁月沧桑，可惜它早就不存在了。上学两年，我在这个店里买过不少书，消磨过不少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买过一册周振甫撰写的《钱锺书

班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郊的，有一个雨天，打了一把透明的塑料伞，其实就是现在街头常见的应急用的雨伞，但那时很少见，很潮，我觉得很美，和她苗条的身材以及白净的肤色很搭，就把她赞美了两句，她高兴了半天。我们后来多有联系，直到毕业很久以后，她带着外地的男朋友到单位找过一回我，还一起吃了饭，此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那天她还在我的书柜中拿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余秋雨的《行者无疆》。每每想到这件事，想到二府街，我的心里就有些失落。

二府街街名的来历，肇始于明。有些方志资料上说，因为驻守西安府的秦王朱樉在原来唐承天门内侧修莲花池以斩断唐朝龙脉，又在这一片区域修建了私家花园，他还是太祖二子，所以得名。实际上颇有商榷处。以西安城现存的四府街与九府街的街名推测，应该是朱樉的第二个儿子保安郡王府邸建于此地，因以得名，《关中胜迹图志》中即持此说。另外，以历史情况看，除了坊间传说朱樉凿莲花池其意在斩断唐朝龙脉外，修建王府及萧城需要大量土方，就地取材恐怕也是缘由之一，因为二府街以北就被取走了大量的土方，财贸大院那一处所在在清时的地图中标注就是二府坑。

文化名人蒋勋一九四七年出生在二府街，一年后即因战乱随父母出走海外，但他的记忆中一直保留着母亲讲述给他的有关自己家族以及二府街的轶事。四十年后旧地重游，早已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让他颇为失望。不过他在媒体上所公开的家世以及住所的情形，确有偏离历史实际之处，有学者专门就此进行考索，公开指缪纠误。这是几年前发生过的一次有关二府街的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古今一理，蒋勋亦复如是，真是内心甘苦更与何人说了。

然而二府街终究为亲权近贵之地，隋唐以后是一直紧邻权力中心的，因而这条街上的住户就不乏蒋勋世祖这样的显赫门户。远的就不必说了，清末民初以后有几户重要的人家却可以粗略说说，如杨虎城的两位部下韩望尘、李焕卿就曾在这条街上居住，韩氏解放后还担任过副市长；西安市长徐步从南京市长任上转任，曾居于此，也许是受了南方城市气质的熏陶，此公很重视绿化，曾邀请南京、杭州等地绿化方面的专家指导，确定中槐、法桐、毛白杨等为城市行道骨干树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直至现在亦让西安人念念不忘；另外，红霉素眼药膏创始人白敬宇，抗日名将关麟征、张自忠，西安事变时期省政府代主席王一山等人亦曾居于此，王一山的儿子王愚后来还成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都为过客，花是主人，也许只有路边的树、街上的土依稀还记得一些旧事。写这篇文章的间歇，我专门到二府街上走了走，这条东西走向的街巷，不到四百米，走完它并不需要多长时间。那些深宅大院，一座都不存在了。东口不远处路南原王一山公馆，以及它的西邻韩望尘府邸，现在已经是一座大楼；再往西是原徐步宅院，文革初期徐氏跳楼自杀后，院落为市机关房管局征用，现在是一栋大楼，局机关搬离后二级公司仍在此办公。东口路北第一家原工商业者张曙光宅邸现在亦为一栋大楼，拐角，邻北大街与二府街交叉处；二府坑位置为市政府财贸大院，这里曾走出过副国级领导干部，市行政中心北迁前后院内单位陆续搬离，现在正在改造为一家酒店；白敬宇宅邸方位大致亦在此处，对面则为徐步宅院。西邻市中院已搬离多年，几栋楼大门紧锁，荒芜着，我顺着当年走过的路进去，原来上课的教室都找不见了。再往西走则是二府园，一条更为窄小的半截巷子，北向，南口在二府街上，车都开不进去，巷内建筑俨然是城中村的模样，各种架空线酷似蜘蛛网一般在半空交织着，这里曾有李焕卿与张自忠的宅邸，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可以想象，蒋勋当年走进二府街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和心情。

倘若从上学那时候算起，我和这条街的交往亦是有三十多年了，还应该算是熟悉的，除了以上想写的内容而外，还想再写一家小小的面馆。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单位就在附近，中午饭口时黄二狗常常会约我到街东口附近的一家面馆吃饭。这是一家夫妻店，在一栋大楼的一层，操作间也就三、四个平米，以玻璃门隔开，店内仅摆得开五、六张小桌子。男的几乎全天在操作间里站着，女的则在外应付，还雇有一个年老的女帮工。他们有一女孩，上小学，吃饭时也就放学了，会坐在最里边的一张桌子上做作业，但大多时候是为客人让位置的。这孩子天天面对这样的场子，所以就显得比较麻木，对人爱理不理的，但随了她妈，很是漂亮，个子也是高高地。黄二狗比较牵烦，每次吃饭都会找点理由与这女的搭腔，不是说盐多了就是说韭菜放少了，有时还要刻意地加个蛋，总之，要释放释放他的情绪。常常是，刚出店门，就要叹息一声，哎，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她要跟着他卖一辈子面吗？

这个店后来突然消失了。消失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缘由调整到城外去了，就没有去过这家店，有一天见了黄二狗，黄二狗说，那家面馆的小婆娘有几回吃饭都问到你，说你那个伙计怎么好长时间不来吃面了？我给她说，那货被人家发配到城外去了。听得我还有些感动，想着无论如何都要隔三岔五过去吃个面的，不想还没有去，面馆就不见了。我问黄二狗说，他们就没有个搬迁告示么？黄二狗说，没见。

我想，我对二府街的感情，这家小面馆也是应该占有一份的。我对那个小婆娘是充满好感的，当然，也许还有那位打着透明雨伞的女同学。

二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裕堂写于长安南郊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