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翟荣强先生

翟荣强先生今年就八十岁了，我觉得应该写一篇文章来记录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认识他那年，他还不到六十。那一年春夏之交，我到了新部门工作，工作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和政协委员打交道，他就是政协委员。我仍然不能忘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深冬，办公室里的暖气开着，我趴在桌上昏昏欲睡，有人敲门，转头看时，他就进来了。一个老头子，背头，戴着金丝眼镜，背已是有些驼了，讲普通话，还有些河南口音，文绉绉的，很亲和。

对面的同事正好不在，他就坐在了对面，始终是笑着的。他拿出了一叠纸让我看，我翻了翻，是以他的名义写的申请书，申请住房。申请书的首页顶部空白处有崔姓市长的批示，要求房管部门协调一套住房给他，改善他的住房条件，缘由是他作为画家，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为西安市做出了贡献。我看完后告诉他，事情应该没有问题，市里一把手批示了，就是个迟早的事，只是走错门了，应该到市里的房管部门去。他很高兴，又和我闲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房子很快得到落实，是西门里迎春巷附近的那套房，现在是画院学生们的据点，翟先生亦常去。他和家人曾经住过一段时间。

翟先生的单位是特种工艺美术厂。这个厂子比较有名，市场还没有放开的时候，西安市比较上档次的工艺品，比如红木家具、油漆屏风等，大多从这里出。是涉外企业，有外国人来了，政府部门就把它作为窗口单位向外展示，可以现场参观工艺制作，厂内就有市场，还可以进行交易。国家领导人也来参观，临街的厂名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题写的。好几位大画家曾经在这个厂子工作过，崔振宽、江文湛、郭北平、王炎林等，现在名气都非常大。我认识翟先生那一会儿，这个厂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工作关系，总会过去走一走，情况比较了解。记得厂长姓谢，办公室很大，桌椅文具等文雅古气，感觉和旧时人家里的氛围差不多。清晨里阳光很好，大家说着话，喝着茶，一位老年女士就在旁边擦拭着明式桌椅及摆件，一句话不说，只是干活，让人觉得这个厂子的空气亦和别处不同。那时厂子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工人，都下岗了，显得空荡荡的。翟先生应该是退休了，厂子临街的一栋楼上的一层，他利用了起来，办起了牡丹书画院，画院的招牌，是王子武题写的。

我和翟先生的交往渐渐密切了。那时他几乎天天在画院里待着，要给学生上课，我随时可以去，因为距离单位很近，三两步路就到了，去看他在画室作画，或者在课堂为学生授课。他也喜欢和我漫无边际地聊天，聊人生、聊艺术，聊到激动处，亦有血气上头、拍案而起的情景出现。我在他面前也是放松的，可以随随便便地发言，确实与他的想法不一致了，他也会调整一下话题，且并不会因为意见相左就生我的气，我觉得他心底里边对我萌发着一种父辈的爱意，可以让人明显地感觉到。有回去他那里，没有吃饭，他非要煮方便面给我，用的是小电炉，还从冰箱里拿出袋装的鸭肉佐餐，说是张渝从海关带回来的。当时的情景，十余年过去，犹在眼前，是让人不能忘记的。张渝是他的女婿，书画评论家，那时已出了书，在评论界小有名气。他还叮嘱我，办公室平日须放半盆干净的水，可以随时洗手，很方便，直至现在我亦坚持着这样一种生活习惯，颇为受益。

他与邱星老人交好，知道我喜欢他，就特意创造机会让我接近。我曾经拜访过邱星老人两次，他那时亦是九十岁了。翟先生请邱老为我写过一幅三尺的条幅，内容是“暗香浮动月黄昏”几个字，我非常喜欢。等翟先生和我一同再去见邱老时，指着我说上次的字就是给他写的，邱老拍着我的后背说，什么老弟小弟的，很年轻嘛。大致翟先生请他写字时说是写与一位老弟的，邱老才有这样的话。翟先生一直说我们是忘年交，这是他在好多场合说过的话，但我心底里却是视他为长辈的。

他后来搬家到南郊蓝溪花园了，我去的机会亦较多，但见面的机会还是不如他待在画院的时候多了。他的画室较大，我们可以坐在画桌前，或者阳台的花树边，喝着茶，絮絮叨叨聊好长时间。几乎每次见面，我要离开的时候，他都会劝我说，不急，再聊一会儿。他总是会和我说起以前在画院时候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记忆力是非常的好。也应该是十年前了，在他的画室，焦文频、费秉勋、商子雍、景德庆等老先生，相约着有过一次相聚，承蒙老先生们厚爱，就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总会有一些见面的机缘。倒是画院时期，画院举办一些画展等活动，他也会刻意地让我与一些省、市领导接近，过去了就过去了，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可见，我也是辜负过他的一番好意的。

翟先生是画花鸟的，尤以画牡丹出名，曾有人说他是“长安牡丹王”，他未置可否，只是微笑。他是叶访樵的弟子，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着老师的风骨，连落款亦用“伴枫楼”的斋号。有一年夏天的午后，我突然去画院，从画室半掩的房门看进去，就见屋子里烟雾缭绕，他独自一人抽着烟，呆呆地坐着，看着挂在对面墙上的一幅画。我不敢打扰他。稍后进去观看，才搞清楚他在研习叶访樵的一幅花鸟。他早期的牡丹，人谓风中牡丹，动感十足，一洗牡丹柔媚无力的姿态，是他独有的笔墨所擅长的，所谓花大如斗、胆大如斗，是他让笔下的牡丹有了刚健而又雍容的风姿，改变了传统的面目。晚年以后，画风一变，以泼墨的笔法重新尝试，又使笔下的牡丹一改过往的容颜，变得含晖大雅起来，穆如清风，隐忍却又富贵气十足。当然翟先生并不是独擅于牡丹一门，他的紫藤与金鱼，亦是活泛泛地可人，是很多的朋友所喜欢的。我觉得在目下的长安城里，就牡丹而言，翟先生与肖焕二人可以拔得头筹，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的。张渝曾评论翟先生说，他是属于“地方粮票”一类的画家，是说他还没有完全地走出去，虽然在德国、日本等国多次办过画展，而就艺术影响力来说，我们还是为他感到惋惜的。

我结婚时，翟先生致贺，送我一幅四尺的牡丹作为贺礼，专用的纸袋后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价值人民币五千~六千元”。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画当时就值这么多钱，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婚礼现场他要发言，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并自降身份，称我们为忘年交，褒奖之下，我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好的另外一个人，实让人感佩不已。我初年和他交往，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随便的一个朋友央我向他要一幅画，我说与他，他都会满足我的需求，并不会要一分一文，这都是情分所在。后来的这些年，我是不好意思向他张口了，但他见面还是会说，要画就过来拿。这些年社会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他的画，价值已非昔日可比，而且年岁大了，精力有限，我怎么能张得出口。记得一同去拜望邱星老人时，邱老对他说，荣强你给我画幅牡丹，要小，艳一些，我要挂起来。我觉得那种口吻，是亲切而真诚的，有着特定的历史、人文背景，是目前这个社会所缺少的。

翟先生画过很多画，但没有题过款的，大多是没有画完。有人过来要了，才见他重新审视一过，拿起笔来，会在根部、枝桠间再添上几笔，才算完整，这时再题款上去，就是出手了。装裱师小田每每对我说起这个细节，都会神秘地一笑。在我与翟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小田亦为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牡丹书画院曾经有过几间房子，专门做装裱活儿。他的手艺很好，现在仍然坚守着，但一般的活儿他已不再接手了，旧画修复是他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很来钱，当然也要工艺水平过硬。我们相互之间，都是很好的朋友，真诚与友谊在岁月的长河中一直不曾减淡。

时光过得真快，和翟荣强先生的交往，一晃已是二十多年了，今年他就到了八十岁的高龄，真让人思绪万千，不知所言。他的身体仍然是硬朗的，每天也会在楼下走动走动，坚持着作作画，过着节制而有规律的生活，这都为十分可喜的事情。他于我的关怀，是沉厚而长久的，实非文字与语言所能尽述，岂能以“报答”二字敷衍。倘有时间，能拨冗相见，海阔神聊，是所愿也。

十七年九月二十日裕堂写于北院门旧署南窗下；癸卯夏，先生辞世，复读旧文，为之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