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儿

在中国人所有的节日里，最让人心动的就是春节。无论是官家，还是百姓，经商的、唱戏的，对过年都不敢懈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年意味着一切新的从此开始。在这种时候人们祈求吉祥、祈求富裕、祈求安康、祈求一切顺心如意，一年快快乐乐。过去满意的继续祈求满意，过去不顺心的希望从头再来。这是迷信的但这不是落后的。人要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同时人也要活在梦想的天地里。无论什么人如果只让自己活在现实的世界，那会很累，很烦，甚至会活着活着就变得没有信心了。这决不是诳语。你想想，真实的世界总是时好时坏，时冷时热，最特别的是人这号尤物，好不能好的太久，好的太久的日子会生腻，会寻思出各种毛病，“福兮祸兮”；坏不能坏的太多，坏日子过得长了人会失去生活的信心。人虽有智慧但也是热血动物。热血动物是情绪的物种。个人的好恶，心情的喜忧都会生出许多的是是非非。安逸久了产生厌倦情绪，痛苦时间长了又会生出绝望念头。所以，人有时候要活在一个心灵天地里，带点梦想，带点憧憬，带点不明不白的“痴意”，会轻松许多，而且有可能更潇洒。所以让中国文化薰陶久了，人心中就有一些如梦如痴的东西。重视过年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农村生活单纯也枯燥，城市生活丰富也复杂。所以，尽管离开了家乡，尽管农村人走向了城市，总也忘不了家园厚土。城市乡村对接这么多年，年年外出务工人员往返都成为“春运”高峰。谁都明白症结所在，有些时候政府也出面张罗――分期回家，工作单位上过年，还是解决不了情感造成的拥挤，还是有人明知道路程中要吃一番苦也不肯放弃回家。“大雪纷飞，写信去归（回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结。中国人讲究的是一种年味儿。

老辈人经历的那种年味儿没有体会到，但从父辈们的讲述中我又感觉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了好些年我才出生，幸福生活的词儿已经烂熟于心。我们有饭吃有衣穿，过年可以和家人、村里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不为吃上一顿好的操心，不为新年上学发愁，仅此而已，但父辈们也羡慕不已。你们逢上好时代了。年年都是这样夸赞我们命好，生逢盛世，但比较起现在的孩子，我们又该说：你们逢了好时代了。在老辈人心中，吃好穿好就是神仙日子。现在的父母亲恐怕很少会对孩子们说这样的话，至少我就不会这样去比较。要说年味儿在现在的孩子们心中实在淡多了。我们小时候总盼着过大年，那是为了吃到一些平日里不能随便吃到的东西，那些稀有食物过年时父母亲才会想方设法弄一点来表示年意。而且过年的时间长，一般来说不到正月十五元宵罢灯，新年是不会结束的，过年时的好光景也不会告别。那段日子是玩得最开心、最散心的日子。虽然玩不出很多名堂，也没有多少花样，但心里什么都不需要去想。在场地上打陀螺，几十个孩子天天比赛，把那片地都踩得光溜溜的，像被石头碾子碾平似的；天天口袋里藏着拆散了的爆竹，手里握着一根点着了的红香满村子、满田野的去奔跑，去嬉闹，一会儿点上一个爆竹扔到空中，一会儿塞一个爆竹到土墙缝里炸出个小窟窿，如果想使坏就将爆竹插在牛粪上，一点着炸个牛屎开花……那时玩得人最疯狂，到了晚上钻进冰凉的被子里几分钟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连梦里也在疯狂地玩，玩得又笑又吵，玩得随地撒尿，尿湿床上一大片……而现在的孩子呢？

大年初一，我赶回已经成为市区的老家给父母拜年。父母二老己是耄耋之年，与读书放假在家的孙儿们一起面对电视机。我问父亲：“电视里的节目好看吗？”父亲说：“眼睛不行，只听得清里面讲话声。”父亲算是有点文化的人，能听懂普通话。母亲却要困难的多。母亲说：“看不清什么，只见红红绿绿的菩萨子在里面晃动。”父亲当过村里会计，见过世面，如今退休每月也有500多块钱的退休金。他非常热爱生活。他说，现在的生活真是进了天堂，神仙一样的。他对国家非常热爱，不管什么政策他都说好，坚决拥护，而且特别能理解，即使一些大盖帽来了，在那农贸市场上，在村民建房工地上引起争吵……不管他们是因公还是因私父亲都支持，他说他们是政府派来的。我问母亲，母亲却有不同的感受。母亲说：“过年跟闲常素日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母亲认为：过年就是过年，应该比平日里的生活要好些。标准呢？怎样比较出来呢？比如：应该吃些什么菜？穿些什么衣服？母亲又提不出要求。不过两老坐在空调房间里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总觉得没有过去围着一盆炭火爽气。他们说：这空调房里叫人空荡荡的。老人的年味儿标准远远超过了，唯独就是没有儿子、孙子们围绕着他们坐一阵，聊一阵。而那些孙子辈的人呢？不在盯着电视屏幕上一会儿笑一会叫吗？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年味儿了。

我告诉两位老人：我本想利用休息日全家出游，但没有去。母亲说，才休息7天，能去哪儿玩呀？时间都花在路上了。父亲说：又不是用脚走，坐火车。我说，我是准备坐飞机。两个钟头就可以到达。父亲说，如今真的是可以腾云驾雾了。过去都是用脚走，最有钱的人家才骑马。现在马也比不上了。父亲的耳朵有点背，说话时需要大声音才能听清楚。这时那帮小子们便把电视音量加大，掩盖我和两位老人的交谈。我说，你们把声音关小点。弟弟的小孩立刻反对：“你们大声讲话，吵得我们听不清。”这就是当代的孩子。要是过去，父母之命是必须服从的，现在却不行。即使我那一辈子威严的父亲也只是看看孙子的表现，无可奈何。我能说小家伙们的要求过份吗？与我们的那种时代相比，他们的乐趣也许更有意义。他们也渴望过大年，他们过大年也是放松的日子，然而他们平时读书的负担已经不是我们孩提时代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女儿在读高二，还有一年考大学。高二的学习是关键。别的年级都放假到过完元宵节，而她们高二和高三的学生和我们一样的假期，而且在这些休息的日子里我们也怕她玩的忘了学习，耽误功课，还跟在后面时时催促她注意看书。她们过年能是什么滋味？

年味儿渐渐淡了，父母亲感觉的年味儿是一种什么样式的呢？我印象中的春节也不是现在的味儿。就说对联吧，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特有模式。它的出现也许就是为了过年呢。写对联是过年最要紧最能体现文化水平的平台。五代后蜀主孟昶一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题桃符成为中国楹联文化的滥觞。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诗句将春节写对联的情景跃然纸上。“门对千根竹，家有万卷书”。明朝江西神童解晋出口成联成为千古佳话。想我小时候常见的，父亲因写的一笔好字使他在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成为全村最受尊敬的人。我受父亲的影响练了几天毛笔字，后来也成为忙人了，再后来也学习自创对联。那时人很累，但也很出色，自己书写的对联赫然贴在村里许多人家的门口。如今呢？对联是印刷的，红纸烫金字，哪有点灵动的感觉？缺乏生气！但现在又有多少人愿意自己买纸磨墨去写呢？像我这样曾经非常出色的写对联的人连自家门上的对联都不写也不买了。

俗话说：“大年初一，翘起屁股乱作揖。”作揖是一种文化讲究，是相互祝福，是为了讨个吉祥。所以，中国人过年很讲究是因为在新的起始时刻，都喜欢生活在心灵天地。一句吉祥的祝福让人喜笑颜开，如果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可要被人记恨一辈子哟。我小时候看多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大年初一早早起床去邀请小伙伴们一道去拜年，来到那人家见门还没有开，便学着参谋长少剑波的样子敲了两下门，“老乡，我们的医生来了。”谁知被他的母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医生是给人治病的，大年初一来医生不是好事。直到现在那位大婶还提起此事，说那时我小，一点也不懂事。我们家乡流传一个笑话：一户人家上一年不顺利，为了新年讨个好彩头，大年三十的晚上让小孩在自家大门前拉上一堆屎。在家乡的方言中“喜”与“屎”是同音的。他希望新年初一早起时来一个开门见喜。如果有人大惊一声：“呀，有（屎）喜！”那就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小孩早起时发现一堆屎后急忙告诉父亲，“爸爸，门前不知是人死（屎）还狗死（屎）”。小家伙上学时让老师培养得喜欢讲普通话却又不标准，屎便变成了死了。原本是希望得彩，却盼来一句不吉利的话。这是笑话。新的一年过得滋润与否不取决于一句话，一句不吉利的话并不会引出多少不吉利。但新年爱听吉祥的话、恭贺的话，是中国文化传授给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如今，生活在现实中的日子多了，原因是人的智慧改变了生活状态，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许多现代化的物质使人心中的期盼能够实现。人对生活的享受与生活对人的装点常常在一个结合点上。所以人们觉得生活的节奏更快了，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圆了人许多的梦。现在人们对过年还保持着重视，是基于传统，基于生活紧张之余的休闲诉求。但这种诉求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拜年，由过去的登门祝福发展到打电话问候，现在更简便了，发条手机短信，无论天涯海角声声祝福都能及时传达。那些全家团圆的丰盛宴请也渐渐由家庭改在了餐馆。今年又出现了新说法：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去锻炼身体）。

年味儿淡了，这不是文化的消解，而是内涵的扩充。珍爱生命，祈求健康已是新的时尚。以往那种渴盼吃饱穿好的生活诉求越来越远离了人们的心空，越来越觉得低级趣味，追求新的而且是生命本质的需求成为人的新一个目标。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年味儿还会淡成什么样子呢？既然如此越来越淡离传统，那么我们就转变观念，换一种思维：新的扩充也可以说是年味儿转浓，浓成一种新的年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