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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笃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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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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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生

疾人生                                                肖笃勇

                  1

19785月的一天凌晨,天色微亮,一位早起割草的妇女发出一声惊叫,撕破了我家附近一条山沟的寂静

  我的父亲从山岩上跳下来,在山沟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来了,不上半天,关于父亲死亡的结论就出来了:这个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对大队园艺场与他家对换老屋的安排,以及生产队分派他养猪的工作,都抱有抵触情绪,偶然受到刺激,跳岩自杀。

父亲走的地方,在半山腰。

父亲的人生也还在半山腰,就一头栽了下来。

              2

父亲生于1935年,先天带着残疾,上唇裂,俗称兔唇或豁嘴。父亲能够苟活下来,全靠他的婆婆在祠堂里抽到的一支签。他的婆婆前后生养了八个子女,依然不能舍下这个面带残疾的孙子。                

父亲穿开裆裤的时候,家里要是来了有身份的客人,他就得躲起来,直至客人离去。他从小就知道,自己长了一个羞于见人的兔唇,却又不能像兔子一样打个洞钻到地下去。

父亲跟着他的三个哥哥,将书念到了高小。按说,带兔唇的人吹不了笛子,但父亲在十来岁时,偏偏就用自己的方法学会了简单的竹笛吹奏,还会模仿女声唱《夜来香》。

尽管如此,也没有换来人们接受他那一张特别的嘴。

一次,父亲将一个当面叫他“豁嘴”的同龄孩子推下了高坎,挨了爷爷的一顿暴揍,家里还向那个受伤的孩子一家赔了不少口粮。

渐渐地,父亲的话少了。

1950年开春的一天,人民政府通知拘押在区公所的大爷爷,第二天他将被押往县城接受人民公审。大爷爷要求家人前去见一面。大爷爷当过区团总,先后娶了三房老婆,养育了七个儿女,却都为一个“怕”字,没有人前往。父亲当时十五岁,他提着一罐子炖肉和半瓶老白干烧酒,独自一人去了。春寒料峭,父亲看着他的大伯坐在满是老鼠屎的地面上,发出响声地吃光了肉,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最后连一点汤都没有剩下。酒,却是一口也没有喝成。站岗的武装民兵不准大爷爷喝酒

父亲说过,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大伯临别时看他的眼神。那眼神令他恐惧,又让他着迷。父亲说这话时不知道,他自己也只算勉强地活了半辈子!   

3

    父亲结婚成家时,他的大哥早已经过世,二哥被抓了壮丁不知所终,三个举家去了新疆。                          

三年“困难时期”,婆婆得了水肿病,父亲端汤送水、扯草药、偷集体的瓜果以尽孝道,应了爷爷对婆婆说过的一句话,“送终莫嫌眼前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给予儿子的,更多的是严肃和苛刻。

每当我犯了错误,我就得自己趴在长板凳上,露出光屁股,让父亲用他那一米长、黄荆树木规制的石匠量尺打。父亲最多打三下,只打屁股,据说是爷爷规定的。

姐姐上小学四年级了,父亲咬着牙,从商店给她买了一双塑料凉鞋。那凉鞋柔软,轻便,漂亮。而我继续穿父亲用废旧轮胎和帆布角料做的手工凉鞋,生硬,笨重,粗陋。

父亲从未亲口对我说个“好”或“行”字。我考了班上的第一名,得了一张奖状和一支圆珠笔,姐姐兴奋地向父亲喊叫。父亲仅仅摸了摸我的后脑勺,又拍了拍它,嘴唇嚅动了两下,干活去了。

当然,在我的纠缠下,父亲会抽空给我讲些故事,就像爷爷常常要给独孙子说些古话。渐渐地,父亲肚子里的故事被掏空了,他只好忙里偷闲给我做些玩具,比如废旧铁丝圈成的铁环,木制乒乓球拍,鞭打的木陀螺,还有“合成”材料的冲锋枪和四轮滑车。

我和姐姐同时得了肝炎,要走几里山路去区医院打针。父亲用一个大篾背篓背着两个儿女,爬陡坡时手脚并用,却还是摔倒了。我们都受了擦伤,反而坐下来,喘着气,一块儿无拘无束的乐了。父亲将责任推到一块小石头身上,说那块石头阶级立场不坚定,还说“勤人跑三遍,懒人压断腰”,这样陡的坡,他该把我和姐姐分开背上去。

那一次,我看见了父亲的笑容,像一个孩子。

             4

父亲面带残疾,手却灵巧,石匠活、木匠活、篾匠活、上房盖瓦以及打算盘写书信,样样能露一手。队长常和父亲背地里商讨农业生产。父亲少年时读过《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一些章节,成为方圆左近最能摆龙门阵的人。渐渐地,父亲成了队上的参谋长和“文化人”,这或许带给他了些许愉悦。

父亲还有的快乐,大概要数在家里和爷爷一起偷着喝酒的时候了。

爷爷虽然是地主分子,人本分,没有文化,左腿还有点瘸,平常时,干部们对这样的老人并不格外为难。我家四围生长着茂盛的竹林,爷爷就地取材,编了篾货上街卖掉,除了买盐,还可以托人弄点廉价的酒。

爷爷过世以后,父亲少了快乐,也少了约束,和母亲发生矛盾时就打她。母亲还不了手,骂却是少不了的,包括情急之下骂父亲嘴唇的残缺。

一天,邻居家请来一个算命的瞎子。母亲瞒着父亲,将我领到这家阴暗的小屋里,让我顶着一口倒扣的锅。瞎子摸索着,宰杀了母亲带去的公鸡,不知用鸡血给我作了什么法,说是大鬼小鬼再也近不得我的身了。父亲默认了,按约定称给瞎子老人四十斤小麦作为酬谢。不料,母亲背着父亲,回扣了几碗小麦。父亲看出来了,坚持把小麦斤两补足。母亲既委屈又心疼,不依不饶。父亲一急躁,将吃饭的瓷碗扣向母亲的面部。母亲脸上流出的血是热的,心却冷了。第二天一早,母亲背上一点口粮,拿上几套换洗衣服,离家走了。父亲向姐姐使了眼色,姐姐抱上四岁的妹妹,带着我,把母亲追了回来。

父亲却真的离家出了一趟远门。他跟着队长为集体买猪仔,坐客车去了七十公里外的县城。那是父亲一生中走得最远、见得最大的地方,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走进城市。队长独自租车将小猪仔运了回去,准父亲一天假访亲友。父亲费了不少周折,见到了在县税务局工作的二姑夫。二姑夫将父亲挡在办公室外,匆匆塞给他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自己要出趟公差。父亲当天便坐了末班客车,摸黑回来了。后来,父亲知道了,他的二姐夫哄了他,是嫌弃他这个小舅子面有残疾。                          

父亲上嘴唇那个小小的缺口,就这样把他的人生一点一点地撕裂了,就连他的妻子儿女也不得不常常为他挨着那痛。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吵嘴打架,每每到了紧要关头,只要对方用手指将上嘴唇翻露出来,做成兔唇状,哪怕是一个女生,也会让我立即败下阵来,心如刀割。

5

从我记事时起,大人们就除了忙还是忙,差不多每天都要两头摸黑。

那一年春荒,加上大旱,国家发救济粮了。母亲仗着贫农出身,又哭又闹,终于背回来一点粮食。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妹妹,煞有介事地对母亲说“谢谢领导”,再向着墙上的领袖像鞠躬。豌豆煮熟了,父亲要母亲将它们拌咸一些,以便延长咀嚼的时间。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课间休息时说了一句话,“主席一顿饭吃一个鸡蛋”。班长听见了,立刻向分校长做了汇报,可他在“吃”前面加了“只能”两个字。我说反动话了,而且惊动了公社。那天晚上,母亲唉声叹气,姐姐不停地哭,我的头皮都麻了。我瞥见父亲在背上垫了一个小棕垫,和母亲一起上路了。父亲出家门前,回头望了我一眼,那样子就像再也回不来了。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准备去挨打的,因为,一年前,邻队的一个地主寡妇在批斗夜会上差点被打死,起因就是她的小儿子在学校说了耗子在唱东方红”的话。还好,我的父亲是地主子女,替儿子悔罪的态度好,仅仅下跪,作了口头检讨就过关了。

1976年上半年,姐姐小学毕业了。那时升学读书要靠推荐,中间人耗费了我家一瓶白酒和一只母鸡,姐姐读上初中的愿望却还是落空了父亲除了捶头顿足,就再没有别的本事了。 

父亲一生经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无奈,带着遗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妻子儿女。那一年,我不到十二岁。                       

                6

今年夏天,我和妻子带着女儿,陪着母亲,一家人从省城回到老家,直接将车开到当年父亲走的那个地方。

山岩似乎不再像当年那么高、那么险了,山沟仿佛也窄小了一些。

父亲当年耕种过的庄稼地,如今长满了碗口粗的桂花树,以及野草。父亲去到另一个世界之前对土地是依依不舍的,他在那块庄稼地里徘徊了几个小时,留下了四五个叶子卷烟头。最后,他死死拽着悬崖边上的一棵小松树,直到树身被搓光一块,应该是在天快亮时,才绝然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仰面纵身一跃。

父亲走后,母亲为儿女计,一直单身。母亲为自己当年的大意而追悔终身,她在那个晚上给集体几十头猪煮食至夜深,没有留意到悲剧正向家里逼近,困在床上睡着了。

年节和父亲的忌日,我们总会谈到父亲,母亲也总会说一个字:“命!”

有一回,母亲说着父亲,却突然笑了起来。她说,若是你们的爹活到现在,你们早把他送到了医院,将他的上嘴唇补好了吧?我真想看看他一张好嘴的模样,说不定还是个老帅哥呢!

我和妻子,还有女儿,都跟着笑了。

是的,父亲离世仅仅半年,我们的国家就开始了历史性的转变。我的父亲,他要是还活着,我们或许能够时常听到,他那修复好了的嘴发出的动听的口……

 

(本文《四川文学》2016年第9期刊发,《杂文选刊》2016年第11期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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