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里浓浓的诗意

在众多的诗人当中，唐代大诗人杜甫是我所敬佩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读了十几年的书，杜甫的诗也读了不少，对杜甫的了解随之也就越来越深。特别是高中时期学的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印象十分深刻，时至今日，尽管过去了几十年，我对这首诗仍能够倒背如流。

有人认为，杜甫草堂因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而出名，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有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杜甫草堂成就了成都这座诗歌之城的品牌，成就了一处诗歌与人文珠联璧合的圣地。朱德元帅撰写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副对联道出了杜甫和他的故居草堂在人们心目中崇高而不朽的地位。近十多年来，我去过两次杜甫草堂。第一次去杜甫草堂是十多年之前来成都出差，由于时间紧迫，走马观花似地浏览，没有对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日前，又去了一次，这次算是对杜甫草堂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时，觉得成都浣花溪一带景色宜人，便在此定居，建立了草堂，茅屋何足惜，草堂不寒酸。“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与战乱蹂躏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简直是个世外桃园。由于当时贫穷，他还写了不少诗向当地的社会名流换取一些花草树木，自己亲手栽培。在这里的七年间，杜甫过着清贫简朴的田园生活，与草堂一同经受怒号的秋风，尽管生活比较艰难，但也写下了两百多首诗篇。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不存，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称“成都草堂”。

今非昔比，现在的杜甫草堂，远比一千多年前的杜甫草堂漂亮、舒适和安逸。古木参天，植被茂盛。茂竹、绿水、草屋、鱼池等样样都有，变成了一个大公园，一派天成之作的丽景雅苑，这正体现出杜甫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诗情画意。在这里生活是何等的自在。

草堂里，清幽而宁静的环境，让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暂时的安居场所。所以杜甫的心情，在茅屋未被秋风所破时，是轻松而愉快的。这种轻松和愉快，令杜甫写下了许多赞美草堂环境幽静的诗歌，如：《春夜喜雨》、《卜居》、《堂成》、《为农》、《江村》等，无不表达了杜甫在生活暂时安定后的闲适心情。从这些诗文中，让我看见了一个热爱生活的杜甫。

在杜甫草堂里，我感受到了浓浓的诗情。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茅屋柴门、工部祠、苦竹、腊梅等，与千首诗歌同在。几竿修竹，一树梅花，从唐诗中流淌出的浣花溪，浸透了瀚墨芳香的大雅堂。我走过碑亭，看到了传说中的茅屋了。两边都有小路，竹篱将小园围住。当年，杜甫的茅屋前，有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小径，他在诗中曾写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如今的“花径”是一条为竹树掩映、红墙相夹的幽径，与毗邻的草堂寺相通。我站在草堂前，仔细地观察着屋上的茅草，茅草铺得均匀整齐，像一件精巧的艺术品，见识到了真正的茅屋了，屋顶没有加入现代的建筑材料，但早已不是杜甫当年住的那间了。尽管如此，但我的眼前还是出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情景，耳边还是听到了诗圣沉郁顿挫的号吟：“八月秋高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人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腹有诗书气自华，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接地气，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

在大廨里，我见到了一尊杜甫的铜像：双膝跪立船头，瘦骨嶙峋，愁容满面，那一袭暗色长衫仿佛随时都会被风刮走，那单薄羸弱的身姿，形象地表现出杜甫一生饱经忧患、贫病交困、郁郁不得志的不幸经历。中年之后，他似乎从未快乐过，或者说从未真正舒心地笑一回。纵使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短暂飞扬和酒醉般的狂癫，那也是瞬间梦花开落，笑里含泪，泣中带伤。透过那永恒的神情姿态，我们仿佛感觉到诗人胸中仍在激荡不平的浪潮，仍在向苍天悲怆地发问：“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又仿佛看到，诗人那一腔孤愤正化作行行诗句，从心底喷涌而出。在这尊杜甫的铜像前，人们追念先贤，抒发诗情，穿越千年时空，既有各地游人与市井小民共咏，又有白发学者与年幼学生同颂，仿佛是大伙在与杜甫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用诗歌向诗圣致敬。

诗史堂内东侧悬挂着一副对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是陈毅元帅书写的，出自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中的诗句。诗史堂为过厅式建筑，风格朴实无华，但器宇轩昂，恢弘而古雅。杜甫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的画卷，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素有“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说法，故被誉为“诗史”，“诗史堂”因此得名，杜甫也被后世尊为“诗圣”。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杜甫诗意的核心是儒家的仁政。“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的“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尽管残酷的现实无法实现其抱负，但他却能在穷困潦倒的一生中，不忘初心，坚持用他的诗来揭露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

我想可能是天府之国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深深地影响了杜甫。他在成都期间，满怀着罕见的温情与细腻的笔触，传神地描绘着成都的风光物态与蜀地的风土人情。杜甫晚年入川，在这里写下了那些世人传诵的大量诗篇，还有这座传奇的草堂遗址，一千多年来，杜甫草堂已经“演变”成了成都市的标志和一处文化的象征，成都人已经把诗圣看成自己家乡的伟大诗人了，与诗仙李白一样都让川人自豪。我两次拜访杜甫草堂，除了感受到这里处处都散发出浓浓的诗意之外，更深感杜甫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爱国爱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