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广播亲密接触的岁月

广播在我心目中是银色电波，它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的新闻传播工具。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广播将其对象广泛，传播迅速，功能多样，感染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银色电波往事多。久远的年代，曾经的岁月，总有远去的故事。

在同那广播亲密接触的岁月里，我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收听到广播消息的。其一是农村的小广播喇叭，曾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它始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它繁荣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农村主要的信息来源。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着一只小喇叭——有线广播。其二是高音喇叭，几乎是村村牵有高音喇叭。乡村街道电线杆上，村口的大树上都安着高音喇叭，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喇叭准时播放，被乡亲们称为“精神会餐”。大家无论是走路、吃饭、洗衣、种地，都可以听到广播，有时可以从东家听到西家，整个村庄和小镇都响着喇叭的声音。在学校里，它被老师用来播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在农村里，它把大队干部的话音传递到每个角落，这在电影里常常可见。整个村庄和镇上都响着喇叭的声音。喇叭，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传播工具，它不但为人们带来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各种信息，还给丰富了人们多彩的文化生活。其三是收音机。收音机，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的需要，他也让我有了更多的记忆。

在电视还没有走进寻常百姓家里的时候，对于住在农村的人来说，听广播是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因此，生活在农村或者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五十岁以上的人，听广播是一种难忘的记忆。一九六六年春天，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积极发展农村广播网，让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相结合。在农村的公共场所开始挂上了有线喇叭。直到“文革”中期，为了让群众及时收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搞了个有线广播“户户通”运动，由集体出资，家家户户都安上了有线喇叭。

我们村子里也不例外，每家的屋檐底下都有铁线通过，隔几家竖立一根电线杆子，电线杆子有的是水泥杆，有的是树木杆，树杆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我们叫它电弧，用来固定电线。广播喇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外边的电线通到屋内墙上的广播喇叭，另一条线从喇叭上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插进地里，浇水声音才大，地干了声音就小，所以，给广播喇叭的地线浇水是一项经常性的活。

广播喇叭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会中间产生较大的影响。村民们惊奇地发现，一根线连接着一个大碗，就能传播声音，而且可以听到从大队到中央的声音，太不可思议了。每次响起开头都会播《东方红》，结束播放音乐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每次播音开始，音乐结束，播音员会说，这里是某某广播站，现在是第某次播音（早晨是第一次播音，中午是第二次播音，晚上是第三次播音）。一个小小的广播喇叭，在农民眼里充满了神奇的魅力。

有线广播虽小，但在农村发挥着大的作用。每天滚动播出的新闻让村民们很方便的知道了天下大事，稻田病虫流行，广播里并传来了公社农技人员的“虫情警报”，告诉乡亲们治什么虫用什么药，用多少。平时《广播讲座》节目，告诉农民如何养猪、养鸡、养蚕、养鱼赚钱。遇上重大节庆活动，重大农事活动，比如春耕、双抢、秋收，县政府、公社、大队干部层层召开广播大会，传达上级安排部署精神，要求农民不误农时，夺取庄稼丰收。公社每年都要在公社广场召开“公捕公判”万人大会，公社广播站把播音信号连接到公社广场，播音人员、记者现场播音报道，现场转播实况录音，教育广大群众，震慑犯罪分子。每日傍晚，从广播中飘出的八个样板戏、花鼓戏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歌曲等，能使劳累一天的乡亲们困意全消，每天晚上，乡亲们还竖起耳朵听《天气预报》。

　 “东方红，太阳升”，天刚蒙蒙亮，家中的有线小喇叭广播就会响起来，其他时间从“铁匣子”传来的声音，也都十分悦耳动听，有当地新闻、戏曲、每周一歌、天气预报、电影录音剪辑等。每天清晨，天刚朦朦亮，伴着雄壮的《东方红》旋律，无论是含苞待放的早春，绿意浓烈的夏日，还是硕果累累的秋天，抑或滴水成冰的寒冬，一旦听到小喇叭的广播序曲，母亲就会吆喝着我们几个兄弟姊妹起床。我总是一骨碌爬起来，揉巴两下眼睛，匆匆忙忙洗脸漱口，上小学时，由于学校离家较近，用不着天亮就去上学。于是，母亲会安排我做一点家务活，如扫地、牧鹅、打猪草等。上中学时，由于学校离家有七、八里地，要赶路，起床洗漱完毕之后，吃了早餐，便背起书包，披着晨曦就直奔学校。小喇叭、星星火炬、阅读与欣赏、午间半小时、每周一歌以及许许多多的广播剧……这些我都是从广播中听来的。走读太辛苦，后来父母要我住校，早上就没有听到家中那个广播喇叭的声音了。

那年代，大多数的乡村，外界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广播得到。天天听广播，人人听广播，和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人们习惯性地说广播上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广播上说的，以此证实事情的权威性。

许多人都见过高音喇叭，自然也都知道它的功用。高音喇叭就是高音扬声器，其作用是将从分频器输出的高频号重放，其声音宏大、细腻。高章广播喇叭覆盖面广，渗透力强，是沟通政府与农民群众的桥梁。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学或者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村子里和外村的高音喇叭都会准时播音，每天早上转播中央电台的报纸和摘要节目。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纸和摘要节目里，播放的都是各地开展批判封资修、批判走资派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有的口号很响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决不能让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了70年代，主要播放各地开展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情况。

每天清晨，挂在校园里那棵古老的樟树上的高音喇叭便会响起来。雄壮的音乐、嘹亮的口号、新鲜的空气，在阳光下大家一起“做早操”，对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每一个学生来说真的是那么地熟悉，那么地亲切。在那个时代，甚至更早时候，随着广播体操音乐的响起，“众人齐做操”的场面蔚为壮观，这种场面，已经深深埋入人们絮絮叨叨的怀念里。

我上中学时，有几个学期是在学校住宿，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这个内容是不能少的。一大早，同学们就起床了，六点半学校的钟声敲响，大家都十分自觉地往大操场走去，“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踏……”这抑扬顿挫、激情澎湃的广播喇叭声，还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口号，曾经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过去的广播体操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一段特定的成长历程、一个特定的集体主义记忆，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意识形态的印迹。实际上，广播体操是一种现代身体文化和现代公民政治的一个雏形。在火热的建设年代政府倡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锻炼身体是手段，目标是更好的投入工作。你加不加入群众性的健身运动不是由你个人所选择的，这是革命的需要。对于许多人来说，广播体操更多的是一种标志，它提醒着工作，学习时间的开始，提醒人们锻练身体，把自己的身体激活。

收音机是我少儿时代最亲密接触过的广播工具。也是农村青年结婚的“四大件”（单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之一。家中的小喇叭、村头巷尾的高音喇叭都是有线广播，不能随便去摸，什么时候播放，我是控制不了的。而收音机则不同，既可以随便摸，又可以调控播放节目。上学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块小收音机，那是相当值得夸耀的事，身边会不自觉地跟着好几个人。谁家娶媳妇，收音机是很上档次的“大件”，娶亲的路上，会让它高声响个不停。那时的广播真可谓风光无限。

一九七三年，我父亲他从海南岛制种回来，带回一个较小的台式收音机，放在他那个房间里的桌子上，便反复叮嘱我不要动他的收音机。那个时候收音机很少，我当时正在读高小，可好奇心很强，初看到这收音机的时候，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就想动一动。大凡人的心理都是这样，越不知是什么东西，就越想了解。所以，我那时总想去伸手动动，父母亲在眼前的时候，没有机会，不敢动。等到父母离开的时候，机会就来了，趴到桌上的收音机前，眼里看着收音机的几个旋钮，手里就忙开了，这里动动，那里拧拧，三动两动就动出了声音，接着把我吓了一跳，以为这是什么怪物？怎么还响？后来弄了几次，听到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东西，与家里墙上挂的小喇叭和村里的高音喇叭播放出来的内容差不多，有新闻、有音乐等。

有一次，我正在儿童歌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听得津津有味，很进入神，甚至父亲站在我旁边我也没有发觉。后来，我见到父子站在我身边，心里十分紧张，担心父亲会责怪我。此时，父亲并没有责怪我，父亲问我，“你也会摆弄收音机？”我点了点头，父亲说：“你会摆弄，你就摆弄吧！但是有一条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收听台湾、外国电台的节目，否则的话，我们家就会大祸临头。”我明白了原来父亲不要我动他的收音机，原因就是这个，我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从此，我就经常摆弄收音机，以至于我练就了一个本领：一听收音机，就能知道时间大概是几点钟。父母常常为我的这一本领称奇。其实很简单，由于我听收音机的时间多，对每个栏目都十分熟悉，每个栏目的时间，又是固定的，所以，我一听收音机，就能根据栏目猜出大概的时间。每天早中晚由县人民广播站通过收音机转播中央及省电台的节目。收音机的作用得以广为覆盖和延伸。每天三次的定时广播成了群众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少儿时，从小喇叭里我知道了大寨、大庆，了解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西哈努克、铁托，懂得了走资派刘少奇、林彪叛逃、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事件，痛听了毛主席逝世时的讣告和哀乐，获悉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领略了给地主、富农摘帽与贫下中农平起平坐的政策，学会了《社员都是向阳花》、《我是公社小社员》、《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听惯了《沙家浜》、《红灯记》等八块样板戏的选段……达到了心明眼亮、红心向党。

广播引领着村民的思想行为和道德风尚。那时，村民与外界接触不多，尽管物质贫乏，但精神层面却很富有，村风文明，民风淳朴，新人新事层出不穷，都与广播宣传密不可分。

　“文革”结束后，随着经济复苏，大批适合普通百姓使用的简易和多功能收音机被相关企业生产出来，大到立式、台式，小到手提、袖珍，异彩纷呈的收音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收音机一直威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电视普及之后，人们把大部分的闲暇时间分给了电视，广播被结结实实地冷落了一阵子。但最近这些年，却发现广播又慢慢地热了起来。通讯的飞速发展，使得广播的互动性越来越强，也使得广播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另外，节目的主持风格也越来越灵活与亲切。在不方便看电视、或是不愿意看电视的场合，许多人又开始听起了广播，我就算其中之一。如今，科技在飞跃发展，中波与短波收音机少有听众，而调频广播早已走进各种车辆，城市出粗车和高档轿车。广播频率专业化巳成为城市广播电台发展的趋势，各专业广播的职能细分是一个必然趋势，移动车载广播随汽车时代的到来也是广播媒体发展的必然发展趋向。收音机仍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广播的这种“复兴”虽比不上曾经的风光，但还是让人为之一振的。娱乐形式太匮乏的年代，它的热闹有点非凡。那年月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只能听广播，由不得你来选择。在娱乐多样化后，作为信息的传播途径，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其它媒体都各有各的特点，很难说清是谁好谁坏的问题，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进行选择，于是广播便恢复了它的常态。

  时间是深不可及的海洋，无论多么深邃遥远，往事不会因为时光的逝去而磨灭。相反，越是久远，时间海洋就囊括着无数数不清的旧事。那个年月，那个非凡的岁月，我们曾经走过，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有线广播、高音喇叭、收音机，是党与政府的主要喉舌，让百姓从中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是大非，也从中感受了精神生活的愉快。点墨之笔，电波之旅。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日益发展，收录机风靡全国，电视机开始普及，收音机独领风骚的地位被彻底颠覆了，乡村的有线喇叭几乎消失殆尽。有线电视、电脑、手机成了农村普通百姓的新宠。虽说有线广播小喇叭已经确乎完完全全地退出了市场，远离了农家，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物。高音喇叭、收音机也已是昨日黄花，但它们却承载着我们那一代人的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