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木饭桌

老家的旧屋里有一张杂木饭桌，大约有一米二高，并配有四条高凳。父母在世时，因我们兄妹都已成家且住居在四面八方，只有父母俩人住在旧屋里，吃饭的人很少，父母他们吃饭用的是一张杉木做的小饭桌。于是，这张杂木饭桌，多数时候便用来摆放盛装米饭的木桶，以及用脸盆装有的白粥。

不过，也有时候会例外。比如过年我们从四面八方返回老家与父母团聚，家里人突然多了很多，这张杂木饭桌便会重新启用。又比如村里谁家要办红白喜事，饭桌不够用，需要向左邻右舍借，这张杂木饭桌也会派上用场的。一年里，至少有几次被借用。为了避免搞错和丢失，父亲在这张杂木饭桌的底部用毛笔写上他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话，即使有类似这样的饭桌，从桌子的表面无法分辨，但只要看一下桌子的底部，便能知道是谁家的桌子。

我幼时家贫，杂木饭桌是家里仅有的一张桌子。这张桌子，既是一家人吃饭的餐桌，又是我们兄妹做作业时的课桌。而母亲，则会在疲倦的时候，趴在桌上打个小盹。我的家庭课桌有两个，其一是家里二楼装稻谷的大柜子，其二就是这张杂木饭桌。有时候，我放学归来，干完家务活吃完晚饭之后，如果弟弟妹妹们，不在杂木饭桌上做作业，我便会坐在饭桌前写作业。如果他们要用饭桌写作业，我就会转去楼上的大柜子上面做作业。

在杂木饭桌上做作业，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表情或者是搞点小动作。如左思右想做不出题时会狠拍桌子，无聊时用笔尖在桌上面乱画，有时候还会做一些过分的事，如用小刀在桌上划下杂乱的线条。为此，我们都受到过父母的严厉警告。好在这些线条划得不是很深，父亲是一个“该刀木匠”(老家方言，意思是没有拜过师的木匠)，他会将这些杂乱的线条处理掉。在父母严厉警告过我们几次之后，这种过分的事没人再敢做了。

这张杂木饭桌，好像还有一点历史，制作年代可能是民国时期。是祖父祖母留给父亲的唯一财产。

杂木饭桌的主要功能还是用于吃饭，而且排座位有说法。老家的杂木饭桌可以容纳八个人。面朝门的方向座位为上座，即“上半椅”（老家方言）那是家里长辈的座席。长辈的两边，也有上，下首之分，一般的话，右手边为上，左边为下，大家依照辈分依次而座。家里的规矩是等大家都坐齐了，才能上菜，等长辈先动筷子，晚辈们才能开始动筷子。吃饭的时候不许讲话，吃东西时不能有大的响声，菜也是只能挑自己眼面前的吃。平时家里没有客人时，虽然也有点讲究，父母亲坐“上半椅”。其他位置我们小孩就随便坐。但实际情况是执行得不太严格。这不是说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守规矩，而是现实生活中不可操作。因为父母他们有时候有这样那样的事，时间不一，常常是难以同我们统一开餐吃饭。但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是做喜事摆酒，那就一定得按规矩就座。长辈坐哪里？晚辈坐哪里？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是长辈人数较多，那我们这些小孩就不能够上这张杂木饭桌吃饭，只能够在厨房随便夹点菜，找条矮凳坐着吃。如果是凳子不够，那只能是站着或者是蹲着吃。

杂木饭桌，还见证了一件酸楚的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活儿多，我们家负担重，家中六口人，就只有父母他们两个劳动力。由于家里劳力少，吃饭的人又多，尽管全家人节衣缩食，可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每年的三、四、五月，是老家农村许多家庭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不够吃。我们家也是这样。母亲煮饭时，会在饭里掺杂一些干红薯丝，我们称之为红薯丝饭。就是这样，有时候也会不够吃。记得有一次到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干农活还没有回家，母亲已将晚饭做好。等了很久，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们个个饿得肚子咕咕叫。母亲开口了，叫我们先吃。于是，我们每人装了一碗红薯丝饭坐在杂木饭桌边吃，可是当我们准备去装第二碗时，大家发现所剩饭不多了，都没有装，而是不约而同地放下碗筷离去。因为我们都知道，父亲是干体力活的，饭量大，如果我们每人再装一碗，父亲肯定是不够吃的。母亲见我们都放下了碗筷，问：“吃饱了吗？”我们的回答都是说“吃饱了。”

不知道是谁在吃饭时掉了一片菜叶在饭桌上，我发现后，立即捡着吃了。这一过程被母亲看见，她来到饭桶边一看，见饭桶里还有很多饭，她眼里含着泪水，大声地问我们“都吃饱了没有？”我们回答说“吃饱了”，“你们都在撒谎，都吃饱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饭？”我们几兄妹你看看，我看看你，都不作声。最后弟妹们把眼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是老大，看来只能由我来回答母亲的提问了。我说“父亲饭量大，我们应该让他吃饱。”“他哪能吃得了这么多？你们现在长身体，需要吃饱，每人再吃一碗。”母亲发怒了，下命令要我们再吃，我们只好拿起饭碗再次装饭，坐在杂木饭桌边吃。我的碗只装了三分之一，大弟的碗只装了一半，其他两个弟妹也只装了七、八成。我们都希望给父亲多吃点，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几乎忘记了，要不是上次回老家大弟弟提起，我哪里还记得起这样辛酸的往事。

老家的这张杂木饭桌，虽然平凡普通，但它却承载了一段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