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野史所想到的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近段时间读了一本《中华帝国野史》的书，感觉野史蛮有味道，甚至得出结论：读正史不如读野史。对此，我不能够轻易下结论。鲁迅先生在谈到读书这个话题时说：倘要读旧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为什么，在他看来，“‘官修’而加以‘钦定’正史”“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

正史是指以纪传体为编撰体例的，并且经过官方审定，甚至是“钦定”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的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正史根据著作人的不同，有的往往带有国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绪夹杂在里面，如：有的官著与官修的著作、《资治通鉴》（在三国的史事载纪里，体现了著作人强调正统的思想。当然这本只是采用的编年史体例，严格上不是正史）等。当时或者后代往往曲笔或忌讳一些政治与秘闻，不敢如实记载，故对待正史有必要看如别史、杂史加以认证，否则难免以管窥豹，不得其真。

一般来说，正史的可信度很大。如《史记》，当时著作后，在国家是本历史禁书，后来才渐渐公正。野史或可表达个人意志，功过论述可能不客观，故而一定要进行逻辑论证。野史即所谓的与正史相对的民间编撰的历史，其大部分是根据传闻、神话等编写，有的具有真实性，而有的则有待考察。如《中华帝国野史》等。它指旧时私家编撰的史书，在正史不敢写的，野史会对它进行一些补充，可一定要进行逻辑论证以免功过论述不客观或表达个人意志，与正史相对。

说到野史，我们不能不提起《启颜录》，《启颜录》多为历史笑话，似乎都是有根有据的故事。每则故事都几乎标上了时代的印痕，或秦或汉，或魏或晋，而以“今朝”隋唐居多。这说明，《启颜录》虽然讲得是笑话，含有历史意味，颇有野史、稗史的味道。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野史如屈原是同性恋者、楚宣王与安陵君有不寻常的关系、雍正以非法手段登基、杨贵妃没有在马嵬驿自杀，而是逃到日本、乾隆是汉人、李自成出家当和尚、光绪帝被毒杀等。

早几年，我读过一本野史书《蜀碧》，此书为清代彭遵泗所撰，四卷。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军在四川的活动，起自明崇祯元年，止于康熙二年，对于研究明末民变有一定的价值。作者记事多据传闻，因而所记不尽可信。本书有《借月山房汇钞》和《明清史料记编》等版本，并收入《四库全书》。作者虽然立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采用仇视农民起义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但它仍不失为研究明朝末年四川社会状况特别是张献忠入川活动最重要、最权威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因而有“磐泉《蜀碧》海内传之”之说。鲁迅评此书：这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但以马南邨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们却反对《蜀碧》中记载的张献忠杀人的说法。

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介子推因“割股奉君”，隐居“不言禄”之壮举，深得世人怀念。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后人不仅造了个“寒食节”来纪念他，还修建了大量的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就更是不胜枚举。但是其究竟是怎么死的，各种史料记载不一。《异苑》是南朝宋刘敬叔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书中记述奇闻怪事且所陈多是民间传说。其中有一段话是讲述介子推的。“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此段话说介子推归隐是逃禄，作者既承认晋文公烧山，又替晋文公说话。而《史记》的《晋史家》写介子推归隐的原因是：嫌其同亡者“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吾不忍与其同位，乃隐。”并没有说什么晋文公烧山。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对介子推的死因也有过考证，在其传世之作的《日知录》中，说晋文公烧山一事不可信，屈原之前没有人这样说过。现代历史学家林汉达在其《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一书中说，晋文公听信了别人的话，以为用烧山的办法，可以逼介子推出山，想不到火烧山三天之后，却发现介子推与其母亲相抱死于树下。《异苑》虽然是一部笔记体小说，但在民间百姓看来又是一部野史。

介子推是一个历史人物，其生活在远古时代，究竟是怎么死的，是烧死的还是寿终正寝，我们不必去管他，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其归隐正史都比较统一，即是，晋文公“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壶叔（一名陶叔狐）那样，主动请赏。他说，晋文公返国，实为天意，介子推却认为忠君的行为发乎自然，没必要得到奖赏，并以接受奖赏为耻辱，狐偃等“以为己力”，无异于“窃人之财”的盗贼，故“难于处矣”。介子推无视狐偃等人的夹辅之力是错误的，但其中丝毫没有对晋文公的怨恨，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艳羡。有的却是对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的鄙夷。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例如：竖头须）为了贪小便宜通过说些难听的话也来请赏，介子推因此很气愤，进而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宋刘敬叔《异苑》中，却将介子推的归隐的原因说成是“逃禄”，这就让人费解，难道其跟随晋文公逃亡十九年，割股啖君，晋文公复国之后，反而逃跑，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野史之野，我想有三层含义：第一，从与在朝人士相对立而言，是在野人士(或士大夫的下层人士)所作，未经官方审定，更不是“钦定”的，甚至为官方所禁，不是藏于庙堂官厅，而是流传于“野”。当然，其中某些书也流传到官厅，在流传中经过官方删改；第二，从雅与俗、文与野相对立而言，是未经人工过分雕饰的，是原始的史料，虽然显得粗鄙，但具有原始性。真实性。第三，真假不确定性。野史，没有人知道它是真是假，一般靠百姓流传下来，没有书可以考证。简单的讲，野史所说之事，是否真实在历史上发生，还待定，很有可能是杜撰的。野史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不少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刘鹗《老残游记》云：“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虚证诸实在。”相比较而言，正史的史料更可靠，更权威也更可信，由于封建的正统观念及其他种种原因，也删去了一些本该记入正史的事情。这些事情，便成了野史，并且进行夸大或缩小论述。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古人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其有价值的一面和错误的一面。野史，古代有，当代也有，今后也会有。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正史及野史时，都要抱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态度，去学习和研究。在读野史的故事中受到启迪，博览群书，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自身素质和能力就会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