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飞
网站用户
在我老家湖南永兴隔壁的茶陵县，历史上有个“茶陵诗派”。据《茶陵州志》载：“宋至清代，茶陵书院之多，在湖南名列前茅，其中宋代居第三，元代居第二，清居首位”。书院的兴盛与重文教的风气，历代以来，茶陵人才辈出。古代的云阳山书院云集，李东阳等留下了不少相关的名篇佳作。耕读文化是茶陵唐宋以来人们的高层次需求。茶陵诗派的形成受耕读文化的影响。以私塾、书院为表现形式的耕读文化的强化，使贫寒农家子弟走上仕途，成为官宦之家、书香门庭。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因该派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故名。罕见地形成了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史，李东阳和他的“茶陵诗派”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
李东阳虽然是一位从政的内阁大臣，但让人们想不到其在文学领域和诗歌界这么牛逼，居然能够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明史·李梦阳传》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他身居相位，又能礼贤下士，注重“以诗文引后进”。李东阳，明正统十二年（1447）生于北京西涯村，祖籍茶陵县高陇。其代表作《怀麓堂集》。他八岁时以神童入顺天府学读书。天顺六年（1462）中举。天顺八年，十七岁的李东阳考得二甲进士第一，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时李东阳的仕途并不顺，直到孝宗帝朱佑樘登基后才有所好转。最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并入内阁参预机务。李东阳立朝数十年，官居相位，喜奖掖后进，推举才士，所以门生满朝，以他为宗而赫然著名者有石珤、邵宝、顾清、罗玘、鲁铎、何孟春等。
明代的诗坛虽不及盛唐的繁荣，但呈现出流派纷呈、竞相更迭的局面。茶陵诗派便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流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茶陵诗派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茶陵诗派不满于台阁体，由于他自身仍较萎弱，未能开创诗坛新局面，可是它的宗法唐诗的主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尽管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因其历任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其诗多是题赠之作和咏史之作，诗风雍容典雅，平正典丽，内容贫乏，大体不出宫廷、馆阁的生活，诸如“坐拥图书消暇日，梦随冠盖入新年”之类，茶陵诗风并没有脱离典雅工丽的台阁体的影响，仍有台阁体的余波。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台阁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自然清新、意趣横生，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由于茶陵诗派对台阁体的反拨和对诗歌理论的创新，使其成为明代诗歌由台阁体向前七子复古派过渡的纽带。
茶陵派的主要成员有两批﹐一批是与李东阳同年中进士并同入翰林院者﹐主要有谢铎﹑张泰﹑陆深﹑陈音等人﹔另一批是由李东阳的门生﹐即他担任乡试﹑会试考官和殿试读卷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以及他在翰林院教过的庶吉士﹐主要有邵宝﹑石珤﹑罗玘﹑顾清﹑鲁铎﹑何梦春﹑陆深﹑钱福、杨慎等人。茶陵诗派是一个“导源唐宋，具有典型”的诗派，认为学诗应以唐为师，而效法唐诗则又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尽管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是比较贫弱并颇多应酬题赠之类，但比台阁体诗要深厚雄浑得多。如李东阳的《寄彭民望》就寄寓着真情实感，非一般应酬之作。他的《拟古乐府》道学气味较为浓厚，不过其中仍有倔奇劲健的篇章。充满贵族气息固然是茶陵派的主流风格，但作为国家大臣，他们并未藐视民瘼，关注现实仍是茶陵诗的重要主题。茶陵派其他诗人皆有一些可读的作品。如李梦阳的《秋望》诗、李攀龙的《挽王中丞》二绝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
《怀麓堂诗话》是茶陵诗派的诗歌纲领，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格调说势必对茶陵诗人的创作起着指导作用。在茶陵诗派的作品中注重讲究声律的和谐、节奏的抑扬顿挫，显示出格律整饬的音乐美。李东阳的乐府诗具有代表性。李东阳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实践，是注意突破台阁体的条条框框的。他在《怀麓堂诗话》中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於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强调了诗歌应表现真实的“情思”，应有比兴。这种诗歌主张显比“兴象不存”的台阁体前进了一大步。
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阿谀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文风不相容。对此，以李东阳为首的一派崛起而振兴诗坛，试图清除台阁体委琐冗沓的风气，端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强调诗歌对声调、节奏、法度、用字的掌握，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在李东阳的诗歌理论影响下，茶陵诗派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清新淡雅，趣味横生。茶陵诗派在其当家人李东阳的影响下，不再局限于台阁体诗雍容平雅的风格，他们对当时的险恶的仕途感到力不从心，试图寻找心灵的宁静和灵魂的出路，将目光投向下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受“野俗说”的影响，创作开始倾向于山林诗宁静淡雅的风格。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描写农家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歌格调清新自然，意境淡雅，趣味横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李东阳《茶陵竹枝歌?其十》“溪上春流乱石多，劝郎慎勿浪经过。莫道茶陵水清浅，年来平地亦风波。”还有用“小池”“凉雨”“初蚕”“青麦”“野雉”等田园景象，勾勒出一幅清新明丽、恬淡静雅的晚春图的《茶陵竹枝歌?其七》 “春尽田家郎未归，小池凉雨试絺衣。园桑绿罢蚕初熟，野麦青时雉始飞。”等等，读后让人在一种神清气爽，心灵得到净化的感觉。
其二是深厚雄浑，苍凉沉郁 。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当道，天下之大，却让太监刘瑾一手遮天。明武宗朱厚照不问朝政，宫里宫外的大小事都交给了刘瑾，国事朝政便轻易的落到了大字不识的几个太监手中。内阁大臣纷纷弹劾刘瑾，皇帝朱厚照却并不过问。无果，许多人只好含恨辞官还乡。可是其中有一位大臣李东阳却留了下来，他顶着辱骂，留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的朝廷。他隐忍着，等待着，终于在刘瑾最春风得意，毫无防备之时，发起了反攻，彻底的摧毁了权利通天的宦官集团。因为他的正义坚守和深远筹谋，朝廷终于阴霾消散，许多忠良之臣也得以重见光明。由于有这段经历，李东阳等人对国家命运比较的担忧，对人民生活十分的关注，这是茶陵诗派诗人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是忧国忧民的作品，因其深深的忧虑、无奈的感慨，形成了苍凉沉郁的风格。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代表作《白杨行》《马船行》等等。李东阳的《白杨行》描写的是荒年百姓的痛苦生活。“路经白杨河，河水浅且浑。居人蔽川下，出没无完挥。”河水的浑浊，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聚集在又浅又浑的河边，他们“俯首若有得，昂然共腾欢”，只是因为在河边挖掘到了可以吃的东西而高兴。这是多么心酸的一幕，饥饿竟把人折磨到了这种地步！“吾人未沟壑，生意谅斯存”更显得沉重，“微心不盈寸，引此万虑端。”是作者深深的忧虑。整首诗语调低沉，感情沉重，风格苍凉沉郁。
其三是端正醇实，格律谨严。《怀麓堂诗话》是茶陵诗派的诗歌纲领，其中居核心地位的格调说势必对茶陵诗人的创作起着指导作用。强调的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茶陵诗派前七子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主张模拟古人。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在茶陵诗派的作品中，十分注重讲究声律的和谐、节奏的抑扬顿挫，显示出格律整饬的音乐美。李东阳的乐府诗具有代表性。例如：《三字狱》（卷二） “朋党谪，天下惜，惜不惜，贬李迪。 三字狱，天下服，服不服，杀武穆。 奸臣败国不畏天，区区物论真无权。 崖州一死差快意，遗恨施郎马前刺。” 这首诗借助音律节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前两句以六个三字短语作为开起，形式上体现了诗歌的对称美，同时以紧迫急切的声响、抑扬顿挫的语调来传达情感上的义愤填膺，这样既符合声律的要求，又加强了主观情感的抒发。茶陵六子之一被誉为茶陵“翘楚”的松江顾清的诗与李东阳也多参差，他的诗处处体现了其赤诚的国民关怀。
有学者认为，在明代，并无“茶陵诗派”之说。明代徐泰的《诗谈》中有“西涯之派”之说，因西涯是李东阳的号。清代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称其为“茶陵一派”或“长沙一派”，因李东阳祖籍茶陵属长沙府。真正提出“茶陵诗派”的是清末陈田在《明诗纪事》中﹕“文庄（邵宝）诗格平衍﹐其蕴藉入古处﹐则学为之也。在茶陵诗派中﹐不失为第二流。”
茶陵诗派在中国古典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明代诗歌史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和创作实际来看，茶陵诗派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台阁体进行了反拨，给当时衰微的诗歌注入了新的因素，使诗歌创作朝着正常的轨迹发展。同时在《怀麓堂诗话》中提出的“宗唐”等主张，对前七子复古思想有铺垫和推动的作用。前七子多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尽管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正是有了茶陵诗派众多诗人的探索、求变、求新，才使得诗歌沿着正常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