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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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有一位在供销社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同学告诉我，近几年来，他们县里的供销社又起死回生，业务蒸蒸日上，利润成倍地增长。我听后，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我四十多年前也在供销社工作过。那时候的供销合作社作为国内零售网点最密集、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垄断特性的系统，是计划经济到目前为止仅剩的产物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偌大的中国农村，靠着供销社的“统购统销”运行了几十年。供销社“一手托两头”，在稳定物价、调控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靠统购统销包揽了中国几亿农民的买与卖，“金字招牌”无人不晓。直到市场经济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供销社才渐渐淡出了百姓视线，好像“消失了。”随着“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广袤农村地区的商业零售市场开始培育起来，农村地区潜在的消费需求也是各大零售业巨头觊觎的目标，鉴于供销社定位村镇市场的独特之处，其前景依然被看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供销社工作过几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很想抽时间去看看那个我曾经工作过两年的承坪供销社。
那年的初夏，乘回湘南探望岳父岳母之机，专程去了一趟承坪乡，来到了承坪供销社。很可惜！此时的承坪供销社已经是面目全非，其情形让我震惊甚至有点难过，供销社几个门市部的大门紧闭，门前杂草丛生，后院围墙倒塌，一片荒凉、凄楚的景象。原来红红火火的供销社，几十年不见，竟然成了这个样子。我站在承坪供销社的门前，心情久久不能够平静，那些工作场面，那些生活情景，那些同事和农民朋友们的音容笑貌，犹如昨天，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难以挥去。
小时候，我就十分喜欢去那间位于村子小河边的供销社。村里的供销社实际上是公社供销社的一个分社，虽说是供销分社，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市部设置了日用百货、文具用品、日用土杂、布匹等柜台，以及生产资料门市部。凡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供应和服务项目，几乎全有。商品琳琅满目，整天顾客盈门。那时候，供销社商品虽然品种繁多，但很多都是计划供应的，有钱也买不上。比如沙糖、煤油。供销社有个巨大的仓库，儿时的我，对供销社满了神秘感。记得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往供销社跑，长得还没有柜台高，却愿往柜台里的货架上张望，看不到就两手攀附着柜台，两脚翘着，仰着头，抻着脖子，使劲往前上，望望供销社里都有什么东西，仿佛柜台里有无数的商品，里面奇妙无穷，只有翘起脚来看一看，才能满足刚刚撩拨起来的欲望和童稚心理。由于没有钱买，面对自己想要的放在柜台中间位置的那些糖块和连环画，眼珠子也只能绕着看来看去。上小学后，父母亲或是一些亲戚偶然会给我三、五几毛钱，我就会到供销社买铅笔、铅笔刀、橡皮、圆珠笔之类的学习所用的必需品或者是连环画。中学时光，常常去公社供销社的书店里买连环画和小说之类的书籍。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供销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美好的回味。
国家恢复高考之后，我考入了一间财经类的院校，一九八二年七月从学校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承坪供销社。供销社是一排砖瓦结构的坐北朝南的长方形房子，分设百货、副食品、日杂、农资等门市部。百货门市部包括日用品、文教用品、服装鞋帽和布匹几个柜台。副食品门市部，东边就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食品专柜了。木头柜台上边有几个大圆孔，依次地嵌着几只大缸，分别装着酱油（那时叫清酱）、醋、白酒和豆油，都是用各自特制的不同度量单位的“提斗”来量的。里边靠墙还有货架，摆着有包装的烟酒糖茶一类的东西。最底层的货架，则是一些用秤来量的“散装”的货品，有五颜六色的“糖球”、各色各样的糕点，还有可以论个卖的红枣和黑枣。
曾记得刚去供销社的时候，单位领导同我讲起了“背篓精神”的电影故事。“背篓商店”是北京市原房山县周口店供销合作社的一个分销店，也是原黄山店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一家分销店。电影故事的主人公原型是王砚香，北京房山区周口店供销社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一九五八年，因交通不便，为了方便社员购买东西，这个山乡小店职工在负责人王砚香的带领下，一改过去坐等客来的做法，常年背背篓上山，又收购又卖货，一年四季，从不间断。被群众们亲切地称为“背篓商店”，而供销合作社职工这种不怕吃苦、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精神被称为“背篓精神”。 他们的事迹被拍摄成电影故事片《红色背篓》，象征着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背篓精神”在全国广泛传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为供销合作社宝贵的精神财富，“背篓精神”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供销合作社人奋发图强、积极进取，使供销合作社成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时候，我们承坪供销社老职工比较少，青年人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县城的城镇居民的子弟，是正式职工，也有少量的从大队一级选拔上来的，属于“亦工亦农”人员，他们不是正式职工，每月拿工资37.5元，交队20元记公分分粮食油料。个人有17.5元的生活费很充足，杂用很少。供销社的商品明码实价，不允许营业员随便涨价。一月一盘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我们经常搞下乡活动，支援农业生产，送货下乡是农忙季节的一项重要任务。供销社不仅卖东西，也买东西。农民的农副产品，通过供销社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一手买，一手卖”催生了换购，农民用自产的棉花、烟叶、茶叶、鸡蛋等很多农副产品到供销社换购商品，在当时非常流行。用杆秤给农产品称重，原始的交易中透出浓浓的乡亲情。收购员负责收购废铜乱铁，破布书纸等。不怕脏是收购员的素质。收购农副产品时事忙，冬季事少。相比较，门市部的营业员就比较辛苦，几乎一年四季都很忙。
最辛苦的是到其他乡镇去赶集赶会摆摊，几十里地，我们坐在满载商品的手扶拖拉机或者是农用车上，不管是顶风还是顺风，不论是晴天雨天，都会按时出现在集市上，虽然很辛苦，可大伙却没有半句怨言。后来，供销社购进了一辆“嘎斯”汽车，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服务范围更加宽阔了。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交通工具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赶集、赶会是供销社主要工作之一。
每到墟日，由于摆摊的地方，车辆不能驶入，我们就只能是将满满一大车商品用人力搬到集市上，支上床架，将货物摆放整齐，从早晨八点多开始营业，一直到集散人疏。如果赶上来点新鲜商品，或者布票减半，那就要着实忙碌一上午了。有时候中午饭都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吃。当时正值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过去一直处于饥寒状态下的农民是供销社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商品销售的主力军，他们口袋里揣着大把的票子，进城来看见眼花缭乱的商品就愿意掏腰包，什么涤卡、的确良、凡尔丁、大花被面等大路商品，一上货架就被抢购一空；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高档商品也成为农村青年谈婚论嫁的首选条件。特别是一些名牌电视机和名牌自行车，十分紧俏，不要说农民难买得到，就是我们这些供销社的职工也要排队等候指标。不论是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天，营业员都会忙的满头大汗，虽然辛苦，但心情却是由衷地舒畅。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就连买红糖都需要用糖票。商业部门是当时的热门单位，承坪供销社虽然是地处农村，但由于供销社是吃“皇粮”的单位，因此能被分配到那里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承坪供销社两年，我当过物价员、出纳，还兼任单位的团支部书记。一九八四年八月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承坪供销社，到县供销社工作，两年之后，被调去县委打击经济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虽然我已经离开供销社三十多年，但对供销社的感情却仍旧一如既往。
供销合作社在我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不仅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而且成为联结城乡、联系工农、沟通政府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对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物价、保障供给、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是供销合作社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遗留问题、加强基层社建设、推进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全面对接市场，供销社又开始焕发生机，我为她明天的涅槃重生而祈祷、祝福。
我与供销社有情缘。供销社，不仅裹胁着我童年里细碎的往事，也记载着我的青春年华。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的记忆里也渐行渐远了。供销社带有时代的烙印。如今尽管在许多农村地区，超市、店铺取代了供销社，可我总忘不了过去供销社的影子，忘不了儿时逛供销社深切感受和浓浓情感……更忘不了初次到供销社工作时，单位领导讲述的，那种不怕吃苦、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背篓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