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春柳就知道叔在北京当兵,并引以为豪。他经常在同伴们面前拍胸脯说:“我叔在北京,你小子惹了我,我叔用勃壳枪崩了你!”
春柳因为叔在北京而当上了孩子王。
叔在北京是全家人的骄傲,父亲时常在闲时与左邻右舍聊起叔来,说:“我弟方正这小子真有福气,原来体检有个小毛病,脖根有块红斑,光着身子看得到,穿了衣服看不见。带兵的硬看中他小子的机灵,破格带上了他。”爷爷总讲破格这件事,因为叔特殊才破格,因为叔肯定机灵得讨人喜欢才被带兵的要了去。破了这格就有可能破那格,果然,叔在北京当兵一当就当了六年,再当下去都成老兵油子了。第七年,叔就破格提了干,穿了四个口袋的军装回家。顿时,家里的亲朋好友,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看春柳叔的四个口袋的军装。全村人都在猜测,是排长呢? 还是连长呢? 是营长呢? 还是团长呢? 甚至有人猜到师长、军长了。师长、军长的军装也是四个口袋呀!
父亲说不知是什么长,反正四个口袋的军装就穿上去了。一时间,叔在全村就出了名。叔探亲假10 天。10 天就让父亲忙了一冬天的块柴烧光了。每日的开水从早上烧到晚上,家里的条凳总是被坐得歪了脚。左邻右舍的桌凳全借过来了。(叔走后,左邻右舍辨认了半天才把凳子看清楚。)有些人来了一次又一次,听了一遍又一遍叔讲部队的事,叔讲北京天安门的事;有些特意来看我叔长的模样。外面的人说我叔长得标准,长得帅气,反正晚上没事,那时没有电视,与其看天上的星星月亮,不如看这个地上的名人。
春柳记得来说媒的来了许多。人家说媒都是男方出鸡蛋彩礼,他叔倒回来,媒婆揣鸡蛋来说媒。弄得春柳一家每日都辣椒炒蛋,饭总是不够。大姑娘羞怯怯的进了一拔又一拔,大多数背地里说:“我们哪有这命,不要说嫁个当官的,能嫁个当兵的就梦里偷笑了!”
虽然说媒不成,见个面也好,说不定这当官的某日犯了错误,自己能捡个漏呢!
倒是叔忙坏了,也乐坏了,成天张着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笑迎八方客。
叔的婚事当然没有被谈成。爷爷说:“你小子要胸怀大志,讨个北京姑娘作老婆。今后要到北京生根发芽呢! 你恋泥土就没出息,我家祖祖辈辈十几代都是种田为生。”
弄得一位与叔相好的邻村女,捂着干净暗香的手帕,从春柳家里哭着跑出去了。
叔便走了,这一走就很少回家。
春柳每到过年都问爸爸:
“叔回来过年不?”
“不晓得!”
问爷爷:“叔回来过年不?”
“不晓得!”
叔就象嫁出去的闺女,只有嫁出去的闺女才会不常回家。但是全家人、全村人都一直希望着,等待着,准备着。
每次送信过来,全家人都要聚在煤油灯底下,请我们语文老师( 堂叔) 逐字逐句地读。村长来了,又读一遍;族长来了,再读一遍。后来,叔的官不知做到了多大,反正信越来越少了。最后,是他在北京成亲的那年,寄了十张相片回来。叔果然讨了一个北京姑娘做老婆。北京姑娘的大盘脸,烫的是齐耳的卷发,乐得奶奶说那像上海丫拉的头发,端详了一整夜,煤油灯还换了几次油。
然而,叔结婚后就少来信了,到底他做倒多大的官,只让春柳一家和全村人去猜了。
春柳高中毕业就跟父亲商量,没有考上大学就到叔那里,让叔找份事做。
父亲狡猾地打起了算盘,被爷爷发现了训斥了一顿:“你春柳,不能去麻烦他,他是国家干部。咱再穷再苦都不能让他犯错误!”
“犯什么错误? 顺嘴的事!”父亲不耐烦地顶了嘴,还蹦出一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气得爷爷的花白胡子直发抖,严肃地说“: 国家,国家,往往就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
春柳差点被爷爷的话语笑岔了气。他几次在乡邻面前学爷爷的样,抖着手指着别人激动地说:“国家,国家,往往就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
老天爷,叔是多大的官啊! 种了一辈子田的爷爷,竟然有这样的深明大义及爱国热情。“国成了家里的国了!”
虽然这样,爷爷的话语,春柳笑后便变得刻骨铭心。他毕业后没有去找叔。但似乎,他一家似乎对叔记上了仇,原因是爷爷在约束,再次是父亲的牢骚。父亲说:“有什么用呢? 侄那么大了,从来没有一句关心的话!他自私呢! 春柳你要有出息,就自己找事做!”
十八岁的春柳高中毕业后便去打了工,但他心里,一直叨念着:“我叔在北京。”
以致现在,晚上休息时他与四川工友不知谈到什么话题,扯上了叔,说:“我叔在北京,官大着呢!”
四川佬听了说:“啥子官哟? 我亲爹还在北京呢! 格老子的!”
春柳自己也说不清叔到底是什么官? 只知道转业了,是什么处的处长。处长有多大呢? 大了! 人家说县处级,已经是县一级的大官了,况且还在北京呢!
家乡县上许多人每年都有人来找一些信息回去,或者抄个地址,或者留个电话;把他家的几口人,甚至连几头猪都问寒问暖了,然后放心地走了。又听说,县上有几拨人找过叔办事,还办成了事。爷爷听到很矛盾,他每次都不乐意有人来找叔的电话号码及工作单位。办正事那当然应出力,问题是办的那些事,是不是事?
一年春节回家,爷爷托春柳写了一封信给叔,信中说:“正儿,国乃家之国,家乃国之家!皆事必是事方办事,非事办事即非事! 国字如磬万斤重,时刻警惕留芳名!……”
写得春柳大骇,他好奇自己的爷爷如高人隐居于农舍一辈子。春柳问父亲,父亲也说没见过他有文化,只知道爷爷识得几个字。
春柳在东莞的一家家具厂做喷涂工,他原来做了两年杂工,深得班长欢喜,便得到机会干上了喷漆学徒。半年就出了徒,工资涨到了两千多。但是,他经常一边喷漆一边想,找个机会去北京找一找叔,说不定真能给自己找份如意的工作。喷漆这工作又脏又累,而且久了还伤身体,每日下班他都咳几口浓痰肺部才舒服。虽然工厂发了口罩,可是口罩也挡不了油漆味,加上车间闷热,没人愿意戴。
父亲说得有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说他们A线的喷漆车间,课长任自己的弟弟为组长,任自己的表弟为班长,人家没文化,倒深刻地认识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课长时刻地警告那些不服气的员工:“怎么着? 怎么着? 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是签个名字的事( 离职书上)。”春柳听到心里不服,他说:“奶奶的,一个打工的课长,算什么鸟! 我叔在北京呢!”
喷漆线上百人员都知道了春柳的叔在北京。不知是自己讲出去的,还是别人给他宣扬出去的。反正许多人高兴都爱在春柳面前丢出一句“: 我叔在北京!”
言外之意——“他奶奶的,怎么还在这里受窝囊气!”
一日,春柳被课长狠狠地训了一顿:“吴春柳,你瞎了眼! 你喷到什么部位去了? 你以为这枪是你的生殖器,想射到哪里就射到哪里! 他妈的重来,没补完就别想下班。”后又丢来一句:“不想干就滚! 他妈的滚到北京去吃国家的饭!”
春柳心里可以承受任何脏话。在这个地方打工,打工的人蛇人鬼,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是看那喷手一个月比其它工种多一千元钱,才在这里呆下去,要么他真的上北京去了。
这天,被课长骂出这样的话,春柳却无法忍受了。他一丢喷枪,心里一边说:“狗日的,离了你课长我没地方找吃的?”他立即去了办公室拿辞工书,半个小时就办完了一切手续。
虽然工资要到下个月末来取,春柳感觉到从来没有的一身轻。在外打了三年工,每月休息一天,一共休息三十几天,今天及以后,想去哪就去哪,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了!
经理在签字时对他说:“真想走?”
春柳说:“是!”
经理又说:“他妈的! 你做错了还不服? 课长这鸟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如果想做,我当你的面骂他妈的一顿!”
春柳叹了一口气说:“经理,算了吧!”
经理不快地签了名,边上一个小姐说:“他叔在北京呢! 人家要到北京上班了。”
“上班”这个词说得特别重,与打工有本质的区别: 打工不是一天八小时,而是包括加班十二小时;没有双休日或者单休日;打工没有白天及黑夜;没有五险一金;打工一句话就彼此告别。上班不一样,上班的人受人尊敬;不会犯了错误说叫滚蛋,顶多批评几句;有大小礼拜,有国家假日;过年过节照拿工资,还有社保,有养老退休金……
春柳在离开这个厂时,就被“上班”这个词折磨了一整天。他住在旅馆里想了许多,决定还是去一趟北京,说不定叔真能给他找一份事做,做的那份事叫做“上班”。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走出火车站时,春柳的心脏就扑通扑通地跳得紧张。
紧张什么呢? 春柳往胸口按了按,让那颗心平静下来。这里是首都北京,小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北京。春柳理解这种紧张,那是神圣的紧张,与国家心脏贴近的紧张。
“国家”这时在春柳的心头闪现出来,爷爷“重如磬石”的比喻也冒了出来,感觉背上的行李压得春柳有些气喘,虽然行李才十几斤,里边除了换洗的衣服,日用品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东西。
他喘了一会儿粗气,按压乱跳的心后,在火车站买了一份北京市地图,找好了公交车号,便歇了一口气。他吃了一海碗面条,又啃了一根羊肉串,坐上公交车,便左顾右盼地打量这个祖国的“心脏”。
大城市都这个样子,车多人多噪音多,楼多路多立交桥多。他希望能途经天安门广场,但今天是不可能,公交车不是的士。坐了一个小时的路才抵达香山新居。
当叔骑自行车过来接他时,春柳心里凉了一截;当叔载他至香山新居背后的普通民居时,春柳心里又凉了一截,以致觉得秋天的北京有些冷,春柳想身上加上毛衣;当见了未曾见面的婶婶脸上的表情时,春柳几乎想拔腿走人;当看见堂妹那副高傲的表情时,春柳就从心底作出了决定——此地不宜久留。但出于对叔的尊敬,春柳不敢造次。
“他是春柳哥! 这个,你春兰妹。”叔这样介绍。春兰妹用京片子舌头说:“哦,我的名字原来有这样的来头儿?”堂妹斜视着他,仿佛与她一脉相承的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皮黑且瘦,眼睛没神,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牙不平整,话语不多而显木讷。看得春柳嘿嘿像油画上的农民一样的憨笑。
到吃饭时,春柳看见一家人的饭,才一小盆。饭盆只有春柳读高中时用的饭盆一样大。他饿的时候一个人的饭量就是现在这四个人的。
春柳小心地盛了一碗,手捏着筷子在叔不停的“吃,吃,吃”的催促下,不知如何下手。
吃,吃,吃,吃什么呢? 五盘菜,像喂鸟一样,一下筷子一碟菜就会没了,四块豆腐,几块鱼,几片小白菜,几根猪耳朵,一碟酱香菜,每盘菜数都数得清。
饭桌上如此,屋子里也不显富裕,彩电还是二十一寸的康佳, 国产货;厅里的沙发也坐白了; 几件家具都是旧的,竟然还有缝纫机,而且还在用;家里贵重的是一人一辆自行车,( 后来春柳看到,一辆堂妹上学用,两辆叔婶上班用)冰箱、洗衣机呢? 酒柜呢? 壁橱呢? 高档烟呢? 哪怕是空的月饼盒也可以显示出叔工作的重要性。
没有! 那些该有的都没有!两居室的屋子被春柳饭后像用贼眼扫了一遍,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
这就是北京处长的家! 春柳心凉得直冒虚汗。他掀其衣襟抖动着,以掩饰自己的失望。
更让人失望的,春柳的手机已经接了三个电话,叔的手机半晌无音,让他不由地猜测——他是不是十三陵守陵处与鬼魂打交道的处长? 怎么连个电话都没得联系?还指望他找份工作!
春柳正纳闷地坐在沙发上按电视遥控器。叔洗好了碗筷,解下围裙过来说:“北京这地方没有珠三角长三角那么好找事。”于是谦笑, 满口整洁的白牙还在,只是那张脸不是当年细嫩的小白脸,皱纹也爬上了额头,鬓角现了几根白发,像早春的路边月季一样,躲躲闪闪地开放。
“抽烟吗?”叔象记起了什么突然问,又谦笑说:“我不抽烟,家里也没烟。”
春柳说:“我也不抽。”其实他会抽,但烟瘾不大,不敢乱抽,家具厂禁烟,禁得习惯了,他不好在叔的家里吞云吐雾,污染这小屋子的空气。
“不过,事情可找到来做,不知你乐不乐意?”当叔坐在春柳身边,搓着洗碗筷的处长的手说。春柳听到惊讶又兴奋地说:“做! 有什么不乐意!”
叔便掏了手机,按了几个键,一会儿用土话说:“田生,我是方正,你那饭店要帮手吗? 我侄过来了,多少钱一个月? 好,好,好,再见。”
“我们镇坳上田生在北京办了一个餐馆,他要一个洗碗工,一个月一千。你去我下午就带你过去。”叔对春柳说。
“洗碗工?”春柳失望地说,眼瞟着叔的双手,说:“一个月才一千! 我在家具厂喷漆一个月二千多呢?”春柳说不下去了。
叔也皱了眉说:“你二千多的工作不干,来北京找什么事? 我才二千多呢!”
“能找事就找事,找不到事出来散散心。”春柳解释说。
“散散心好! 散散心也好!”叔高兴了,为侄没有给他出难题而高兴。
春柳看得出来,也嘿嘿嘿地笑说:“在广东,我那喷漆的手艺也是一门技术。是怕患上职业病。”
“那你得戴口罩。我有空给你找一找哪种更适合喷漆的口罩,到时我寄给你。”
叔只能在这方面热情帮忙了。
一会儿,叔抬手看表,春柳看到主动说:“叔,你要上班就去,我也去转一转。”
“转一转,好。”叔应和说:“要不等到明天,星期六叔陪你去逛逛。”
“我先转转,一下午呆在屋子里看电视会憋得慌。”春柳说着起身,他虽然有点累,但年轻人没有累得躺在床上歇息的道理,他便与叔一并出门。
在大门口,叔指给他搭车的地方,春柳说“: 叔,你放心。我一个人行李都没带,哪个角落我去不了?”
春柳不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下了车,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往四周张望。
广场上人不多,有几拨人照着相,春柳的胸口似乎又被什么东西填满。天安门在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跟前,一方国旗在迎风飘扬,春柳耳畔似乎响起了耳熟能详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国歌庄严、雄壮,让人热血沸腾及热泪容眶。
广场安静极了,春柳胸口被填得眼泪几乎溢了出来,一种虔诚的膜拜几乎让春柳匍匐在地,用心去贴大地,去贴祖国的心;从来没有的高尚情怀也涌现心头,春柳索性席坐在了广场上,沉思良久。
吸足了广场上的地气,晒足了广场上的阳光,心里回荡着无数次的国歌,春柳有了一种满足感。他打开手机,拔了家的电话。是父亲接的,“喂,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叔? 上班去了。没有,我是请假来的。叔帮忙? 叔帮忙!”春柳撒了谎,“不麻烦他,他忙呢!”刚讲完。不一会儿,手机响了,是家里的。
春柳忙打开手机,爷爷激动的话语就传过来了:“你在北京? 谁叫你去北京?忤逆啊! 忤逆! 亏你是读书人,你去烦叔做什么?”
“爷爷,我没有烦他! 国家是叔的,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叔叔! 我就不可以上北京吗?”
春柳心里也有些生气了,好像叔是国家主席,他是跑来要个省长当当一样。
“没有,你去北京做什么?啊?”
“看一看就不行? 我明天就回家。我没有烦叔!”
“没烦就好! 没烦就好!记得,不要麻烦他哈!”爷爷在那边舒了一口气,得到他的保证,才挂了机。
春柳想笑,没有笑;想喊,没有喊。两眼已是热泪盈眶。
他几乎成了蹲在柱上的那只朝天吼,无声地蹲在柱子上面。本来很好的兴致,让爷爷的教训冲淡了许多。春柳索性搭上了去长城的车。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不容易来了一趟北京,说不定明天真的回家,不上长城让人惦记。
来到长城脚下,几堆人都失望地谈论什么? 春柳上前一看,“游人止步。”
“禁止游人! 怎么轮到我来北京就禁止上去?”春柳有些急躁地问。
工作人员在解释说在修护这段长城,再上去就全要塌了。
有一个激愤青年说:“那你们干脆用绸布把它包起来好了!”
有人嚷:“长城俺也有份! 今日俺来咧! 凭甚不让俺上! 俺上去摸摸砖不行?是甚理?”说话的是一群民工。
无辙,来一批撤一批。春柳返回叔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他在外吃了饭才回去。刚到叔家门口,就听见婶对叔发牢骚:“用你的被子吧,那里住一晚要五十呢!”
春柳后悔回来,他应该自己找个旅店住下才对。正犹豫间,门开了。叔仿佛有第六感应知道他回来,搂着他的肩进来说:“将就一下,睡大厅,厅里还有电视看。”
“叔没关系! 没关系!”春柳说,心想我什么地方没有睡过? 在广东找事做的时候,睡在树下,睡在山上,睡在桥底下。这里是厅内,还有沙发睡,比以前要好多了。
一夜,无话。春柳努力去回忆叔在自己记忆中的影子,怎么寻找都与现在的叔对不上号。
夜里叔陪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官不大,但为家乡也做了一件事,批建了一黄江水库电站。我帮不了你们,感到惭愧!”
春柳说没关系的。他知道黄江水库前年被政府卖掉了,什么国企改制,那老板每年要赚上千万。政府为何要卖? 为什么有钱就什么都可以买?这些叔肯定不知道,他还在自豪为家乡办了这件好事。世道都变了,叔似乎没变。
这一夜,春柳彻底长大了。那句“我叔在北京”的话语躲进骨缝里去了。春柳想找都找不出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便睡着了。
第二天,春柳提出回家。叔问:“天安门,长城你都去了?”
“都去了,那段长城被禁止游览了。”
“我陪你去故宫看看吧,来一趟不多住几天?”
“不了! 我不稀罕旧时皇帝的东西! 更不想看那些落满膝盖的地方。”春柳说了一句很哲理的话。
叔惊诧这个侄儿的话,心里一定很欣慰,一脸的欢喜及无奈,也没有挽留,说:“那我,送你去火车站。”
“不了!”春柳说:“北京我都快熟了。”
“给爷爷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吧!”叔掏了半天,掏出两百元钱。
“我带了几千块没花呢! 我会买。”
“你买的是你的。”叔把钱塞进了春柳的上衣口袋。
婶一边格外地热情起来“: 怎么就走?不多住几天?”一边帮春柳提了行李袋。
“我回去了,我那边工厂催我赶快回去。”春柳很快撒谎说。
“下次有假再来北京玩儿。”显然婶认为这次接待这个亲人最省事。
春柳还是让叔陪他坐上了去火车站的车。在火车站,两人找着送给爷爷的礼品。最后,两人同时来到有国旗的摊位前,春柳决定用叔的钱给爷爷买一面鲜艳的国旗作礼物。
叔惊喜地看着春柳的举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春柳说:“我就不买皮鞋回家!”( 十年前,春柳的父亲上北京找他。回家时叔买了几双皮鞋送人,春柳父亲回家后分发叔的礼物,结果发现皮鞋是大余县章江皮鞋厂制造的。章江皮鞋厂就在自家县城,这个笑很快传遍了大余县。)
叔顿时笑了,说:“你还笑叔! 叔是觉得那几双皮鞋亲切,才给你爷爷他们买的。”
接着,叔捧起国旗说:“你长大了! 爷爷一定喜欢这礼物。”
“他肯定喜欢!”春柳补充说。
“春柳,你不怪叔没有帮你吧?”叔问。
“怎会呢? 你如果违规帮我,我回家会被爷爷的拐杖敲死!”
“唉!”叔似笑非笑,似叹非叹。
因为是周六,叔休息,他一直送他上了火车,才离开。春柳的心,像北京的香山秋枫一样火热。对叔的误解全被叔的目光冰消云散了。
在火车上,春柳拔了电话给公司,说:“李经理,我是喷手吴春柳。我可以返回工厂上班吗? 谢谢! 但我有个条件,我不去A 线,到B 线去。那行,我先回趟家,过几天就来。”春柳的部门经理很爽快的答应了他。喷漆毕竟也是一门技术,每个厂家都需要。这一点让春柳心里踏实。同时,对自己说:有一技之长,怎么老想着北京的叔呢?
春柳回到家里,捧着鲜红的国旗递给爷爷时,说:“爷爷,这是叔送给你的!”
爷爷洗了双手,擦干水,捧着国旗,山羊胡子抖了半天,两行老泪淌在了苍老的脸颊上。
最后,春柳按爷爷的吩咐将国旗挂在爷爷的床前。这样,爷爷每天早醒来都能看见。
挂好国旗,春柳的眼前也是鲜红一片了。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