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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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认识他也是一个偶然的场合。
那是30年前的一个飘雪的冬日，我从上海浦东的一座兵营调往那支部队的指挥机关工作。初到首脑机关报到，对于我这样一位只有一年军龄的新战士来说，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
我提着两只大大的绿色帆布袋，肩上还背着一个急行军背包。公交车停在虹口区花园路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路名），一出车门，扑面而来的寒风使我打了个寒颤，鹅毛般的雪花，一会儿便给我来了一次“素裹”包装。我拍拍头上的积雪，发现自己的头发乱而长。不行，这幅模样到司令部机关报到，哪像一个兵。
我开始在路旁寻找理发店。由于才是早上七点钟光景，加上漫天大雪，连续找了几个理发室，都尚未开门。失望之中增添了焦虑。
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了老弄堂拐角处有老人的咳嗽声，接着便见有位老人在一户人家的窗户外，吃力地搭盖白色的塑料编织袋顶棚。出于军人的习惯，我赶紧上前帮他一起搭好那个简易的塑料棚。
老人微笑着搬来一张凳子让我歇歇脚，并问我大雪天上哪儿去？我说，去部队报到之前，想把头发理一下。可是，街上的理发室一家也还未开门。
老人哈哈一笑:“巧了，我这棚子呀，就是一座简易理发室。来，小同志，今天我为你服务。”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高兴地坐在了那张黑里透亮，已经十分破旧的老太师椅上。老人从箱子里拿出来的理发工具也十分陈旧，可他理发的动作却很麻利，不一会儿功夫，便理就了一个标准的小平头，看上去干练清爽，完全符合部队战士的要求。末了，经过再三的推让，老人只收了我五角钱的手工费。
后来，我经常去这座简易的街头理发店，老人和我无话不谈，从中我知道了关于老人的一些故事。
老人，七十有三。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老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一家外国人开的美容院里当学徒“小鬼”。师傅虽然是中国人，但一些旧式手艺人对徒弟的苛刻，无异于使唤小奴隶，动辄拳脚相加。所谓的学徒其实不过就是小童工，所有的重活、脏活，都由这些发育还未成熟的孩子来干。早晨四点多起床，晚上零点以后才打烊，他曾看到有的孩子经不起长期的劳苦而累死在病榻上。老人说，解放前他曾跟随师傅，给过许多当时上海滩的达官显贵们服务过。那些人当中有孔祥熙、陈果夫，也有黄金荣、杜月笙……及他们的太太小姐们，饱受过这些骄横跋扈的贵族大老爷们的凌辱。
老人说，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陈毅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上海市区时，全城老小无不欢欣鼓舞。从不会饮酒的他，那天晚上足足喝了三两多白酒，居然没醉。
解放后，老人凭借自己精湛的理发技术，当上南京路上一家国营理发店的经理，还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后，老人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到宝山钢铁厂当了一名炼钢工人，直到60岁退休。此时，老人在美国一所大学里任教授的儿子和在日本经商的女儿同时请他去他们那里安度晚年。可老人分别给儿女们写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老了，再也经不起异国他乡的颠簸，我生于斯地，亦当魂归斯土。”寄完信，老人从衣柜里捧出珍藏多年的理发工具……从此，虹口区花园路的小街上便有了这家简易理发店。不论刮风下雨，老人总坚持为群众理发，一干就是十几个春秋。
老人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催我上进。一年过后，我因工作需要借调到上级集团军机关，离开了虹口区。又过了一年，我被派往北京学习。再后来，我考入了军事院校，几年中我再也没有机会去那家简易的理发室，但那位老人的身影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军校临毕业的那年寒假，我怀着寻访故友的心情来到了花园路。路，还是那条熟悉的小马路，那户人家的窗户依然敞开着。可是，却看不到那座熟悉的白色塑料棚了，老人的身影已然不见了。
我在失望中走出花园路。路人告诉我一个并不令我吃惊的消息:“老人已经去了。直至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为群众理发。”
生命本是一种缘，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识又何必相伴到永远，只要曾经拥有一位朋友，那么心中便会珍藏一份永恒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