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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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和老牛住在北戴河中国化工部专家疗养所。
老牛躺在弹簧床上，粗布衣袖高高卷起，弯过粗壮而紫黑色的胳膊，两手托着后脑勺，目光凝固在天花板上。海风阵阵，从纱窗的孔隙中闯过进屋来，扫荡着七月的暑气。然而老牛感到不舒服。有两天不出汗，全身象得病似的。大海轰隆隆的滔声传进屋来，他感到烦躁，不如听机器的躁声悦耳。
身材苗条面容秀气的女服务员送来两张《疗养员登记表》，叫我和老牛填写后交上去。老牛填写这张表时，不从姓名、年龄这些开头空格填写，而是从中间的空格填上：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然后再去填写其它别的空格。“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八个字写得特别工整而又认真。看得出，这八个字他不知练了多少遍了。别的字，他就写得歪歪扭扭，还有些错字、别字。
老牛不姓牛。他当上劳动模范后，人们叫他老黄牛。后来为了顺口，便叫他老牛。起初他不答应，后来叫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他也就有叫必应了。这次到北戴河健康疗养，矿务局给我们矿下两个指标，必须是有贡献的人。矿领导把指标落实到老牛和我的头上，叫老牛来自有道理。老牛是劳动模范，为矿山做出一定的贡献。采场上那几堆废铁，就是老牛搜集的。冬天，为了在冰冻的雪地里抠出一个螺丝疙瘩，老牛光着手板，握着铁钎子，顶着冷嗖吲的小北风，一干就是一个多小时。光是从雪地里抠出来的螺丝疙瘩就装了两大筐。这两大筐螺丝疙瘩全陈列起来，专供参观团和记者看，也拍成了照片，镶在矿区的画廊里。让我来，是星星跟着月亮走，借老牛的光了。矿领导叫我当老牛的“随行记者”，了解老牛在北戴河的先进事迹，回矿后好宣传报道他的事迹。
“北大河有啥意思？”老牛半个屁股坐在办公室的木椅上，把北戴河说成是“北大河”。
人们告诉他：北戴河是避暑圣地啊，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这一说，老牛更不来了，认为这是吃喝玩儿乐。劳动模范，要大干，流大汗，不能吃喝玩儿乐。矿领导怕把指标落偏了受到矿务局的批评，便做老牛的思想工作：这是党对劳动模范的关怀，应该体现党的温暖。这一说，老牛的思想就通了，知道自己原来是没认识上去。他的大手在又粗又肥的脖颈上撸一把，憨厚地笑了，一抡胳膊：“去！”
弹簧床颤悠了几下，老牛觉得自己躺在云雾里，忽忽悠悠，不如在家里的大炕上好受。他的脑袋从枕头上偏转过来，问我：“咱到什么地方了？”
“不是北戴河吗？”
“这我知道，我是问，这是什么省。”
“河北省呗。”
“噢，河北省，河北省，这得记住，别忘了。”
我只顾低头看书，没兴致和他谈论这些小学生都清楚的常识。他开始数餐券，计算到月末还得买多少张票，每天用多少张票。然后，他又数钱，大团结票，十元十元的，一共六百多元。他比别人多长两级工资，有许多钱。老牛手捏一打大团结票，一股滚烫的热流冲进心窝，热乎乎的：这是国家的钱啊！这几天做什么贡献了？他再也躺不下去了，决定再找活儿干，为国家创造价值。
他从厨房要来一个大背筐，背在后背上，走遍所有的垃圾堆，把废纸板，破铁皮，玻璃瓶子……从垃圾堆里抠出来，一筐筐地背回去。这些破烂货被他放在窗前的花畦旁，就象过去把拣来的螺丝疙瘩堆在办公室的门前一样。检查卫生时，服务员过问这事了：“这堆破烂是谁堆的？”
“我呀！”老牛惊疑的走过来，问，“怎么了？”
“影响环境卫生，请您把它收出去。”
老牛向服务员解释：准备再拣两天，就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的钱全交给疗养院，也算他的一点贡献。老牛说他是劳动模范，不同于一般的人。
服务员“扑哧”一声笑了，说：“这没有废品收购站。”
“没……没？没有？”老牛皱眉，一字一顿，右手抓着后脑勺。
他反复打听，此地果然没有废品收购站，只好把拣来的破烂再一筐一筐地背出去，扔到垃圾堆上。回来后，老牛对我说：“你不是能写文章吗？给当地领导写封信，建议在这里成立一个废品收购站。”
我说：“他们有他们的统一规划，涉及很复杂的问题，咱扯这份干啥？”
老牛扁起嘴，摇头，挺惋惜的样子，说：“你呀，一点也不关心国家大事。”
这几天，到中餐厅吃饭，我总是躲避老牛，不愿和他一起去一起回来，更不愿和他同桌吃饭。这原因，我都不好意思说。每桌十人，由一人给大家分饭。老牛总是主动给大家打饭。他打饭时，留着长指甲的大拇指伸进碗里半截，被饭埋上。当他把盛完的饭送到每个人面前时，大拇指才从饭里抽出来，伸了舌头舔净大拇指上的饭粒，然后再给下一位同志打饭。全桌人都皱起眉头，咧开嘴，互相交换目光，但谁也不好意思说。从杭州来的那位姑娘收拢咧开的嘴唇，淡淡一笑，用不熟练的普通话说：“老师付，您休息，我来盛。”
老牛受感动了，觉得人人都在关心他，看重他，体贴他。他更应该体贴别人。于是他和杭州姑娘抢夺餐具：“我来打我来打！”
终于，还是老牛来打饭。杭州姑娘问我：“您二位是一个单位的？”
我斜扫老牛一眼，趁他低头吃饭时，我摇了摇头。这顿饭，谁也没吃多些就撂筷子了。老牛把盘子端过来，吃净剩菜，用手背抹一下嘴角，说：“一汤一饭来之不易呀，可别浪费。”
我提着心，吊着担，唯恐老牛说出我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唯恐老牛对我热情，被别人看穿我们俩是一个单位的。为了躲避老牛，我急匆匆地回到房间。
然而，我不放心，我盼他能快点儿回到房间。“咚咚！”有人敲门了，一定是老牛。我打开门时，走进屋的却是杭州姑娘。她特意告诉我，下次打饭时，叫我提前抢过餐具，可千万别叫老牛打。她咧开红润的薄嘴唇，象吃进一个苍蝇似地说：“他打的饭，没法吃呀！”
“他怎么还没回来？”我问杭州姑娘。
杭州姑娘“咯咯咯”地笑了，笑出了眼泪，说：“他呀，帮炊事员收拾餐具呢！”
“收拾餐具有什么可笑的！”
杭州姑娘告诉我：炊事员把剩下的馒头扔进汤桶里，老牛瞪眼珠子了，责备炊事员，说这么好的馒头就扔了？多或惜！炊事员解释说，这是饮食卫生制度。老牛就抢先一步，把下一桌剩下的馒头收在盆里，要端回到厨房去。炊事员说：“不行，端回也没人吃！”
“没人吃，我吃。”老牛把一个馒头咬在嘴里，另外几个馒头往口袋里揣。
讲到这，杭州姑娘瞪圆眼睛，张嘴，伸脖，调皮地模仿老牛吃馒头的形象：“哎哟，又吃进去两盘菜呢！全是别人剩的。”
我啼笑皆非，她问我，老牛是哪个单位的。我就用不敢肯定的口气说：“可能是……一个矿山的吧！”
“什么矿？”
“说不清。”
“您呢？”
“我？嗯，您猜呢？”说完我觉得应该补充一句，“不过，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本来就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嘛！到了这北戴河，住进一个房间里才认识的。”
杭州姑娘走后，老牛回来了，衣口袋鼓鼓囊囊地往下坠，就象长错了的两个大乳房。他掏出口袋里的馒头问我：“你吃不吃？”
我忍住笑：“不吃。”
老牛吹去自己床头柜上旱烟粉屑，又移塑料烟口袋，把馒头放在床头柜上，说：“够吃三天的了。”
我劝他，现在正是细菌繁殖的旺季，把馒头扔了吧。他瞪圆眼珠，仿佛要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眼珠上一样：“扔？有细菌就扔啊？”
我咬住下唇，把忍不住的笑咬碎了。
金黄色的海滩，沙子细细的，踩上一脚，软绵绵、热乎乎的。海风吹来，在无际的海面上牵来千层浪花。海浪凶猛地冲击着礁石。我又遇上那位杭州姑娘了，她穿着天蓝色的游泳衣，从海水里走出来。她的两弯细眉颤跳几下，抖下几颗晶亮的水珠：“您不下海玩儿一时？”
还没等我回答，老牛从三十米的远处气冲冲地叫我：“你给我过来！”
我走过去，老牛用老工人关心而又警告的口气说：“你搭理她干什么！”
“我怎么了？”我大吃一惊。
“挺大个姑娘，大腿白酥酥地露着，站在男人身边唠嗑。”他拧起眉毛，摇头咧嘴，“唉呀，也太过份了，你说……她还是个好人？”
“你怎么说人家不是好人呢？”
“你看她那身打扮吧，连个长腿裤子都不穿，好象个资产阶级臭小姐。”
“下海游泳能穿长腿裤子吗？”
他又讲起过去，大姑娘如何守本份，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不接触男人：“现在，也太过份了。有的男人也不自觉，偏偏愿意跟大姑娘握手。大姑娘那手，是随便抓的吗？”
海浪冲击着礁石，也冲撞着我的心。
老牛劝我：以后多接触先进人物，不三不四的你少搭理她们。
一个胸前印有“北工商”红字的照相人走过来，照相机在他的胸前悠来荡去：“师付，您照相？”
老牛摇头，照相人打开相夹，指点着照片，给老牛介绍：“这张，是穿西服戴太阳帽站在海滩上，遥望天涯海角拍下的镜头；这张，青春少女，穿百褶裙，秀发披肩，斜扛花伞，留下青春的缩影。师付，您老喜欢什么样的镜头？保您满意，今天照相明天取，价格低廉，只花一元或是两个五毛。”照相人竖起两个指头。
“没意思。”老牛转身要走。
“师付您是东北来的吧？山重水复来之不易呀！哪有不留个纪念的？”
老牛手捏下巴，嘶哈着：“来一张？来一张就来一张！他奶奶的，豁出来了！”
照相人叫老牛坐在礁石上，侧身对着他：“唉，就这样，保您有风度，海风掀起衣角，礁石上溅起浪花，我给您老人家抢一个浪花的镜头。”
老牛僵立在礁石上，两臂垂落下来，不舒服，背过去也不好受。海风掀起衣角，礁石上立即出现浪花。照相人不失时机，把镜头对准老牛：“好，别动，照了，笑一笑，笑。”
老牛直挺挺地竖着，象木桩一样毫无表情。照相人叹口气：“咋不笑呢？”
老牛为难地说：“我不会笑。”
“什么，连笑你也不会呀？”
镜头第二次对准老牛时，老牛的腮肉抽动，勉强挤出一丝笑纹。照相人失意地放下照相机，“师付，您笑得太不自然了。”
老牛不想照相了，转身要走。照相人上前拦住他，征求他的意见，对什么镜头感兴趣儿。老牛跑回房间，穿上那件胸前印有大红“奖”字的背心。这背心是在表彰大会上，矿长发给他的。平时洗背心，老牛总是轻轻地揉，惟恐磨掉这个大红字。镜头又对准老牛了，老牛挺起了胸，高昂起头来，嘴角冲开了笑纹，眼角荡开了笑纹，笑得自然，舒畅。大慨是他的心也甜透了，就象喝了海滨的杨花蜜。照相机发出“嚓”的一声响，终于拍照完毕。
老牛走过来，对我说：“你照一相不？我把背心借给你穿。”
我笑着摇手说：“不敢不敢！”
要离开北戴河的前两天，老牛又有新的感受了。他呆得十分烦躁，真要离开时，却又恋恋不舍了。他觉得这里的人十分可亲，相处近一个月了，真是有点难舍难分的。他把胸前印着大红“奖”字的照片加洗了二十多张，分别送给所熟悉的每个疗养员，留做纪念吧。来自无南海北，四面八方，再见面就不容易了。为了回谢老牛的好意，得到照片的人每个人掏出两元钱，找老牛一起到饭店喝上几杯。起初，杭州姑娘不同意，怕老牛的大拇指头往饭碗里抠。后来一商量：没事儿，到饭店了，也不用他打饭，怕啥的？去饭店的路上，杭州姑娘走在最后边，问我：“你到底跟那个老牛是不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啊！”
她笑了，揭穿了我的骗局：“他说了，他和您是一个单位的。”
我的脸红了，向外放热，同时也心情慌乱起来：“是吗？我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吗？”
酒桌上，充满热情的气氛。人们谈论着一个月来结下的友情。有一个小青年对钳工技术挺钻研，听说老牛是钳工出身的劳动模范，便借此机会向老牛求教一个技术问题：渐开线齿轮分度圆直径与圆周的关系。老牛糊涂了：渐开线？齿轮怎么能渐渐地开线呢？裤当能开线，衣服能开线，齿轮根本就不能开线呀！这一钳工的基础知识，老牛一窍不通，就摇手笑了笑，回答小青年：“问这些没用，开线了，回家叫你老婆缝上就算了，好办好办。”
小青年纠正了他的错误回答，讲了几句专业术语。别看老牛说些似懂非懂的话，可一到酒桌上，也能唠几句实在嗑。他告诉小青年：学这些反倒耽误进步，有文化，有理论，叫领导发烦，你就干不好工作了。要是入党，大老粗考验一两年就入上了；你要是有文化有理论，七八年也考验不明白。老牛吸几口烟，又觉得失言了，说：“你呀，还得积极工作，争取能评上先进生产者。不是有一个词，叫朝气蓬勃吗？唉，你就正是这个好时候，好好干，错不了哇！”
小青年斜了我一眼。我忙转移话题，说回走时，到山海关那下车玩儿两天，看看长城。老牛把酒杯一顿，说：“长城得看，毛主席率领中国的同胞，修了一个万里长城，了不得呀！”小青年笑了，说万里长城不是毛主席修的。老牛不满了：“你反对！不是毛主席修的，还是苏联大鼻子修的？你没听《国歌》里唱的：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点儿事都不懂，真是！”
哄堂大笑。
从饭店里出来，我们来到海滩上。
海风叠起海水，苍茫的大海象一排排涌动的大山，从远处涌来，化为一排排烈马，抖开雪白的鬃毛，呼唤着向岸边猛冲过来。老牛拣起被大海抛弃的贝壳，掷进海里。大海不收留，海浪又一次把贝壳抛向沙滩。贝壳躺在软绵绵热乎乎的沙滩上，享受着大自然的温暖。浪击着浪，发出轰隆隆的巨响，仿佛在高声呼唤。我看看表，对老牛说：“走吧，到海滨剧场看话剧去。”
“什么话剧？”
“《救救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