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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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大山情
杨鹏
1984年，父亲生病住院，祖父得知后匆忙从敦化赶过来。听说祖父过来了，医院的院长和几名老大夫都过来探望。嘴里一口一个老院长，老院长的喊得十分亲切。祖父只是市医院的一个科主任，他们为什么喊他院长，干嘛对他那么客气？他们的举动令我心中充满好奇。
祖父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从我懂事起，一次也没看到过他发脾气是什么样子。他身材魁梧，常年穿着擦得铮亮的皮鞋，抽得是固定不变的迎春牌香烟。
父亲康复出院后，我心中的疑团仍未解开。春节回祖父家拜年，我偷偷地问祖母，这才揭开了心中的疑惑。
祖父身上有一个姐姐，尚未成年就早早夭折，他是家里的独子。我们家是一个有着上百号人的大家族，祖父属于长子长孙，比较受长辈的器重。
曾祖父是一个非常颇具爱国之心的民主人士，从民国开始就在政府做事。“九一八”后他无奈地虽然给日本人做事，却身在曹营心在汉。1938年冬，因为给陈翰章抗联部队购买了500双靰鞡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把他抓进宪兵队，严刑拷打折磨了四十多天，他死活没有承认“私通抗联，反满抗日”的罪名。最终，他被敦化商会朋友联名担保，才算是死里逃生。曾祖父光复后在敦化县做过临时参议会长，再往后就不再从政，一直靠放羊为生。
曾祖父被抓时祖父正在长春读卫校，这才算躲过了一劫。1942年，刚毕业本打算回家行医，哪想到被强行征召到哈尔滨水上警备队，在巡逻艇上做了卫生兵。
当伪军看似很风光，但亡国奴的身份丝毫没有改变。祖父当年还不到二十岁，经常受到日本军曹的凌辱，心中埋藏的仇恨种子一天天萌发。1944年夏天，祖父的战友在训练中被日本军官毒打，他和舰上的其他几名士兵重伤了日本军官，然后劫持快艇从哈尔滨的松花江中从逆流而上，把快艇开到吉林丰满后丢弃，人逃回敦化躲了起来。
打残了日本军官，还携枪劫船逃跑，祖父成了逃犯被日本人通缉，回家后始终不敢露面。跑到黑石深山老林中的杨家亮子藏匿起来，每天陪着他祖父打渔、种地，直到“八一五”光复后才敢公开露面。
日本人投降后，祖父先是在一家私人诊所做实习医生，后来被一个老中医收做关门弟子，掌握了治疗跌打损伤的技巧，还学到了用火针治疗鼠疮（淋巴腺结核）的秘诀，慢慢成了敦化城里小有名气的年轻医生。
1949年夏，敦化林务局在沙河掌设立直营采伐大队，开通森铁运输，并在烟筒砬子成了林区第一家卫生所，在白昆的引荐下，祖父成了那里的第一任所长。当年，诊所包括祖父只有5个人，二位医生都是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军医，护士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卫校学生，还有一个杂工。卫生所的条件非常简陋，临时搭建的马架子房，只能做简单的外伤处置和常发疾病的诊治。
1950年冬季作业时，一个工人在伐木作业时小腿被碾压造成开放性性骨折。他被送到卫生所时，失血严重，如不截肢止血随时都会失去生命。情急之下，祖父和同事冒着风险用木工锯用给这位工友做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救治过程成为一段传奇故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大石头林区广为流传。
从1949年的采伐直营大队到1950年成立的沙河掌作业分局（林业局的前身），祖父领着全体医护人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患病的职工送医送药，多次成功挽救了危重患者的生命。
1952年林业医院成立后，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祖父成为林业局医院第一任院长。建院初期，医院只有三十几张床，医护人员还不到50人，仅能对内科、外科、妇婴科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诊治，职工患了大的疑难病症都要乘车去敦化县城就诊。
祖父到任后，先是通过自己的同学在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招聘来了临床医生、药剂师和护士。但林区的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加上外聘人员因历史问题原因倍受歧视，工作一段都辞职走人。无奈之下，祖父只好从卫校重新招聘了一部分刚刚毕业的学生，让他们边工作边学习，总算是解决了专业人员匮乏的问题，保证了职工及家属的正常就医。
那时候，助产士很少，祖父这个医院的一把手常常在半夜被唤醒，拎着诊箱沟里沟外的给临盆产妇接生，成功处置了多起难产病例，挽救了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
1952年5月，职工医院接到沙河掌卫生所反馈的信息，作业区出现类似流感的疫情，药物治疗后病情仍不好转，涉及人数过百。
祖父掌握这个信息后，马上组织医务人员到沙河掌疫区，他发现患者的临床病症同一年前发生死亡3人的疫情极为相似，但始终没有找到患者发病的疫源。
找不到疫源，无法组织有效的防控，疫情在逐渐扩大，死亡人数很快上升到27人。很多患者自愈后留下了吞咽困难，行动迟缓，语言障碍的严重后遗症，形势非常严峻。
医护人员采取对疫区进行全面消毒，严格控制疫区人员进出的做法后，总算使疫情得到了控制。但这种被工人称之为“瘟疫”的病源始终没有查清。
第二年春天，疫情波及到沙河掌地区的小迷魂阵、沟口、朱蛮沟、小南沟等地，新增死亡人数4人。祖父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本能判断，这是一种不被人们认知的病毒所致，而不是大家一直认为的普通传染病。
祖父把自己的判断向林业局及时作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认同。林业局迅速把疫情上报到国务院，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发出：“动员一切力量予以消灭”的急电，由吉林省省政府秘书长兼卫生厅长张文海带领林业厅主要领导和有关科研、医疗卫生、生物制药研究专家、林学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迅速奔赴沙河掌疫区进行实地调查。
专家组到达沙河掌后，一方面采取措施抢救患者，一方面对疫源进行详细的筛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终确定找到了疫情的罪魁祸首——被携带病毒的蜱虫（俗称草爬子）叮咬所致，并给这种不知名的病状命名为——森林脑炎。
沙河掌的疫情得到了控制，祖父在疫情防治期间也被带有病毒的蜱虫叮咬，患上了森林脑炎。经过救治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也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且留下了吞咽困难，经常头疼的后遗症。休息三个月痊愈后祖父调离了大石头林业局，回到敦化市医院工作，直至70年代末离休。
父亲擅长体育，50年代初在敦化一中创造的5000米长跑记录一直保持了近二十年还没人打破。速滑、射击是父亲的强项，曾在省体工大队接受过一年的射击专业训练，在全国林业和全省运动会上都取得过前十的好名次。父亲还会拉手风琴，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
父亲是长子，按家族的意愿本应该子承父业从事医疗工作，但他骨子里就有一种不愿安逸的秉性。1956年，林业局成立森林警察队，父亲虚报了两岁才被录取，成了一名光荣的森林警察，着装配枪十分威武。他在警察队工作了七八年，直至文革前期警察队解散他才调到森铁处车务段当运转车长。
1969年开春不久，沟里正跑桃花水，父亲指挥原条车在沙河掌作业时发生了溜车事故，一列原条车全部脱线。司机孟庆德（名字记不太准确了）跳车后大腿摔断骨折，父亲被传堆的原条砸在草甸子的泥水中。
救援的人到达现场后，先救起了司机孟庆德。听完他的介绍，大伙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父亲肯定是凶多吉少。
吊车把压在父亲身上的几根原木吊起来后，惊奇的发现父亲被压的地方恰好有两个塔头墩子支撑住了原条，父亲在狭窄的空间里才躲过一劫。
经医生确诊，父亲是严重的颅内伤，断了七根肋骨。林业局马上用专车把父亲送到延边医院抢救，昏迷了48个小时，总算捡了一条回来。
记得父亲出院后，已经是出暖花开的时节，他领着我去离家不远的小南河洗刷那件全是淤泥的羊皮袄。有熟人和他把招呼，随便打听事故的情况。我坐在父亲身边，大人们的对话至今记忆犹新，才知道对那次行车事故中父亲能死里逃生纯属庆幸。
父亲康复后，考虑身体状况的原因，林业局就把他安排到亚光湖大坝施工现场做内燃机车长，工作轻松了，家人也不用为他的安全担心了。
工作清闲了，每逢休班，父亲就拿着猎枪去狩猎，每次都是小有收获。不但改善了家里的伙食，还能用猎物换些零花钱来补贴家用。不过，当年一对野鸡才卖4元钱，实在是太便宜了，连买一双球鞋都不够。
1973年亚光湖水利一期工程结束后，水库的虞主任让父亲继续留在亚光湖工作，可他却坚持要回车务段当车长。
车长每天背着饭盒子，带着信号灯、信号旗，背包罗伞的，连春节都不放假，工作既辛苦又危险。家里人都反对他再回车务段上班，可父亲仍坚持回到车务段，并继续干起了老本行。
父亲在运转车长的岗位工作了几年后，又做了车站值班站长，最后在乘务组当值班员。很多朋友、同事都提拔为段长或更上一级的干部，他虽因父亲当过绥靖军，岳父是“历史反革命”而始终得不到提拔重用，却活得很淡定，从无任何抱怨。
父亲还不到五十岁时，工伤对他身体造成伤害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出现幻视幻听，行动异常，最后经延边脑外医院确诊为脑外伤综合性症。
为了照顾父亲，单位给他办理了工伤退休手续，让大弟弟杨铎接了父亲的班到森铁处上班。
父亲退休后，病情反复发作，几乎每年都要去延边脑外科医院住院治疗。大量服用强镇静剂，让他过早的衰老，性格躁抑无常，令母亲操碎了心。等我们都成家立业，生活越来越好了，应该享清福时他却突发心梗，早早离世。
祖父行医一辈子，饱经风霜，不愿意让儿女再走进这个辛苦的行当。八个儿女中，只有最小的姑姑因为就业的问题祖父才勉强同意她到卫校读书，最终走进行医的行列。其他七个子女都从事与行医无关的职业。
祖父退休后，自己开了家诊所，可谓老有所为。我们兄弟十来个人（包括叔伯兄弟），我是老大，祖父对长子长孙特别偏爱。他认为我悟性好，准备让我把他的医术传承下去。我那时刚走出校门，还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小子，对医生这个职业不感兴趣。三次高考无果后，19岁我就考工到林业局制材厂加工车间上班，成了一名带锯工。
加工车间是流水线作业，工作非常辛苦。干了两年后，看到一起过来的同事都纷纷找门路调出，自己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了。恰好，祖父年纪大了，诊所也需要有人帮助他打理，我就产生辞职去学医的念头。可祖父突然离世，让我学医的彻底没戏了，只能继续留在制材厂经受着磨炼，下班后没事天天靠读书写字打发无聊的时间。
纠结中，一次制材厂团委举办知识竞赛，车间团支部书记孙学忠让我代表车间参赛，竟然意外的夺得了第一名。正是这次知识竞赛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和共青团工作有了不解之缘。
1983年冬天，原木车间缺一个兼职团书记，原木的党支部书记曹光义找到我，动员我去原木车间工作。虽然是检尺员兼团书记，但做检尺员的劳动强度要比带锯工小很多，如此好事我当然求之不得。厂团委对我的考察刚刚结束，加工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马上找到厂长，说车间主力锯缺人手，不能往外调人。
当年，生产任务很紧，车间的意见厂长肯定要尊重，结果我去原木车间当团书记的事泡汤了，弄得空欢喜一场。
当时，我的发小刘乃志在大林二中做团委书记，他对我非常了解，极力向局团委多次推荐我，局团委把我列为了后备团干部人选。
1984年刚过，设计队缺一名专职团书记，党支部书记闻福林委托贸易公司的团总支书记崔立君帮他物色一个人选，崔帮他物色了我的朋友冯德新。团委对冯德新考核后比较满意，就是感觉年纪有些偏大。冯德新向他们推荐了我，恰好我又是局团委的后备团干部，我就这样幸运的调到设计队，成为了一名专职团干部，开始了三十年的政工生涯。
我在设计队经常深入一线，跟着小队在一线开展工作，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经过两年的时间锻炼，我不但入了党，还成为了单位的后备干部。
1986年9月，局团委书记尹善普找我谈话，准备调我到局团委任职。那一年我已经25岁，单位也同意我在机关改任大员，我就谢绝了他的好意。过了几天，他又一次打电话给我，还是动员我到团委工作，我有些犹豫不决，但在朋友的建议下，最终还是选择到局团委担任了宣传部长的职务。
在团委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同龄人，工作充实而快乐，大伙工作热情非常高。我们配合领导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多成绩，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那段经历，最令我难忘，也与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大伙还经常聚到一起，聊着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场景和趣事，其乐融融，难以忘怀。
1988年末，本来在局团委有提职的可能，但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令我在团委已没有被提拔的希望。恰巧，党委组织部缺人手，组织部长魏宝祥对我非常了解，他把我调到组织部负责干部调配工作。
党委常委会定完了，我本以为就可以去组织部上班了，结果却出现了小插曲，令我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新到任的局团委书记对共青团工作不熟悉，担心工作衔接出问题，不同意我马上调离。没有办法，我人事关系调到党委，但仍要留在团委帮忙几个月。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揪心，但一点脾气也不敢有。硬着头皮又在团委干了三个月，直到团委同意放人后，我才如愿以偿地成了党委组织部的新成员。
等到了年末，设计队的班子要调整，考虑我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就让我回设计队任党支部书记，成了全局最年轻的基层单位一把手。在组织部只工作了六个月就被调出，有人开玩笑说我在组织部板凳还没坐热就被提拔了。
从84年做专职团书记，到89年回设计队任职之前，这五年是我人生最顺利的时候，入党、调动、提干，每一步都是顺风顺水，如有神助，可谓春风得意。
离开三年，再回到设计队角色变了，让同事接受我的过程也很艰难。好在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可，让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岗位，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的一干就是7年；后来，我又被调到生活服务公司担任党总支书记3年，直到1999年6月去俄罗斯兴大公司工作。
从八十年代开始，林业局面临“资源危机，资金围困”的尴尬处境，很多人都通过各种渠道调往别的企事业单位。我两个弟弟杨铎、杨帆九十年代都随劳力输出到首钢矿业公司就业，我也萌生了跳槽的念头。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比较固执，做人不会妥协，不适合经商；到企事业单位，又找不到接洽的单位，跳槽的事几起几落，最终也没能如愿。
1997年，林业局境外采伐项目付诸实施，五百多人奔赴到俄罗斯赤塔从事森林采伐工作，给正处在谷底的林业局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等到了1999年，境外工作遇到了瓶颈，职工思想情绪波动很大，稳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给那里配备专职政工干部成了必然的选择。
局党委决定为兴大公司配备专职政工干部的消息传出后，搞得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唯恐自己被派往境外。但我的想法却和大伙不一同，我觉得境外工作虽然艰苦，但不会像国内那样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更不会出现像局内那样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的现象。走出去，至少可以多赚一些工资，也能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大多数人打退堂鼓的情况下，有人主动请缨，领导当然喜出望外，我去兴大公司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被任命为兴大公司第二林场党支部书记兼副场长。
当时，面对朋友的质疑，亲人的不理解，唯有妻子的鼓励才是我最坚强的支撑。我含着眼泪登上了开往满洲里的火车，并在那里过境到后贝加尔斯克，再乘车到达赤塔市。在赤塔休整了两天后，直奔希洛克市的乌林列——兴大公司第二林场的驻地，开始了不寻常的异域生活。
身处异国他乡，思乡之情强烈，加之工作环境艰苦，气候条件恶劣，食堂饮食单调，职工的思想情绪极不稳定，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难以预判的情绪波动。刚去时，我吃不香，睡不实，被一串串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在场长孙永安是一个很仗义的人，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使我在短时间内进入了角色，把林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管理工作逐渐引向正轨。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俄罗斯不到三个月，林场发生了一起职工因公殉职的恶性事故。经过停产整顿，职工安抚，安全隐患排查等一系列工作后，林场才恢复生产，我们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孙场长已在一线工作两年了，加上出现死亡事故弄得身心疲惫，公司只好把他调回指挥部任职，把场长的重担压在了我这个对上段生产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公司党委书记玄继荣找我征求意见时，我把难以胜任的不利因素向他做了陈述。可当时那种情况，公司的决定也是无奈之举，我只能不辱使命，硬着头皮接过了场长的帅印，心情忐忑地回到了林场。
装车出现了瓶颈，导致上段流水作业不畅，我就连着几天蹲在楞场，查找梗塞的原因；工人对食堂伙食有意见，我就到食堂和炊事员共同商议改进的办法；运材司机反映到贮木场吃不上热乎饭，我就派下去炊事员，单独给他们成立伙食点；俄罗斯司机材料消耗管理上有漏洞，我立马责成专人跟车做油耗标定；油泵坏了，我亲自领着后勤人员冒着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用手压泵卸燃料；每晚要等到午夜后最后一趟运材车入库才脱衣上床休息，第二天一早仍要坚持和职工一起出勤。
就这样，自己凭着一份责任心，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体重减轻了七八公斤，才算逐渐适应了新的岗位，林场的生产任务也在三个林场中完成的最好。
自家的事弄明白了，俄罗斯合作伙伴那方面又出现了问题。埃伯斯公司（我们的合作伙伴）派驻林场的现场员瓦列拉是一个说大话，假正经，却又非常贪婪的人。我的前任对他很容忍，让他得寸进尺，变本加厉的在工作中给我们设置障碍。
瓦列拉刚拿走一台乌拉尔油锯赖着不还，不久又找到我要烧柴。考虑到协调好关系，我很痛快的答应了他。不过，出于节省成本的原因，我让他等几天有顺路车时再给他送过去。瓦列拉嚣张惯了，我这样说他感觉是不给他面子，阴沉着脸走了。
过了几天，他喝多了又过来找我，我仍让再耐心等几天。他威胁我，说今后找我的麻烦。看我没有反驳，他把我的忍耐当作是软弱可欺，竟然嚣张地说：“这里是我们俄罗斯的国土，你们中国人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你们马上滚蛋！我是克格勃，什么事都敢做，你们要是不服气我就点火烧你们的房子！”
他虽然说的是醉话，但我感觉非常刺耳。我当时就斥责道：“我们是通过正常渠道来工作的，是你们俄罗斯请来的。如果企业效益不好，我们个人没有啥大的损失；而你就不行，我们合作的不好，经营没有效益，或是亏损，埃伯斯公司倒闭了，你就得下岗失业。作为合作方的代表，你不但不配合我们工作，还有意刁难，给我们的正常生产设置障碍……我管不了你，可以把你的所作所为向你们公司老总汇报，看看到底是谁滚蛋？！”当翻译把我说的意思告诉他后，他酒劲马上醒了大半，态度也收敛了许多，一再向我道歉，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过了不久，埃伯斯公司的副总经理多利亚过来检查，我把瓦列拉的种种劣行向他做了汇报，特别是把瓦列拉截留俄罗斯工人工资的丑事也一并端了出来。
听了我反映的情况，多利亚非常恼火，向林场另外一个俄罗斯现场员过思嘉及俄罗斯工人核实求证后，多利亚不但诚恳地向我们道歉，还表示要辞退瓦列拉。
打击了瓦列拉的嚣张气焰，让他懂得尊重我们中国人，目的就算达到了。我并没有把事做绝，帮着瓦列拉做了不少工作，才算让他保住了饭碗，在我们面前他再也不敢横挑鼻子竖挑眼了。通过这件事，我们不但赢得了尊严，也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尊重和信任，为今后的工作争取到了公平和谐的环境。
在俄罗斯工作不到一年，就因为采伐项目下马而匆匆回国。看着那么多物资和设备丢在了异国他乡，我们大伙都是心如刀绞。现在回想起当时那凄惨的场景，泪水就会止不住流下来。
回到国内，虽然赶上林业局机构精简、下岗分流的严峻一刻，我通过竞聘考核幸运的被安排到老干部处任职。当时很多人猜测我有背景，找对了门路，实则都是空穴来风。但能在一百多人竞聘上岗中，在二十几个岗位争得一席之地确实难度不小，我至今仍感谢当时的局领导了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
刚到老干部处不久，就接到上级劳动部门对离休干部待遇重新核查的文件。拿着罗列了几十项内容的调查表，凭借在组织部门工作过的直觉，我觉得这种调查后面肯定会有新的待遇出台。如果草率应付，肯定会带来许多麻烦。
当时我们处室的人员都在林场割防火线搞创收，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我们全处动员，把一百多名老干部的档案从头到尾详细的做好登记，对行政级别，任职时间等非常敏感的问题及时和组织部门沟通做好审定。调查表初稿完成后，为了稳妥起见，我又重新梳理了几遍，直到确认无误后才上报给劳动部门。
半年后，离休干部养老金新的调整办法出台，依据就是我们这张调查表。有的企事业单位在填报调查表时对老干部的行政级别、任职时间没有做认真的复查，很多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给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因调查工作做得扎实，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假如当时自己草率了事，肯定是后患无穷，弄不好连饭碗都会保不住，也让我感受到“老干部工作无小事”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2003年，离休干部医药费取消了内部转账，老干部看病自己先垫付，然后拿回老干部核销。每个月发生几万，甚至十万以上的医药费，却只有2万的现金额度，一下子把我弄得焦头烂额。
不管是谁核销药费，都想尽快把药费全额领回去。可老干部处没有那么多现金，只能核销后先挂账，然后一点点支付。这种核销办法老干部意见很大，可我只能执行林业局的相关规定。按照局领导：“控制——维持稳定——保证治疗——再控制”的原则，每月把有限的资金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分解成若干等分，核销款人人有份，多少不等。并把核销明细向老干部公开，避免了分配不公现象的产生。当然，对个别急等用钱治病救命的患者，我们也会采取灵活的办法，及时和局领导汇报做稳妥的处理，保证了患病的老干部得到及时救治。
新的措施在全体老干部和各部门的监督下，得以顺利实施，既保证了老干部医药费的正常核销，也控制了大处方、滥开药现象的泛滥，使老干部处医药费的支出得到了有效控制。
多年从事政工干部工作阅历，加上在基层单位任职多年积攒的经验，通过磨合，我总算赢得了老干部的认可，7年中没出现大的差错，领导非常满意。
2007年，老干部处和退管会合并，我成了一把手。管理五千多退休人员，工作量大了许多，闹心事也天天都有。工伤退休人员药费和差旅费的核销，出殡找车的，要困难补助的，连家里房子漏雨都要找你帮忙。按局长的话说：“你干的就是闹心活，有啥事就得你去摆平……不能把事推给我！”
有人，就会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冲突。我正好处在矛盾双方中间。既要维护企业的利益，更要维护离退休职工的权益，夹板气的滋味非常难受，又不得不接受。好在有局领导做后盾，离退休职工对我的人品比较认可，六年中，离退委的工作不但领导满意，离退休职工也比较满意。期间，工作压力太大，自己也受了不少委屈，几度想撂挑子。可在领导的鼓励下，把眼泪咽到肚子里仍坚守在岗位上，直至2013年初内退才离岗闲赋至今。
从1977年在森铁处知青农场工作开始，至今已经在林业局工作了整整41个年头，前后换了差不多十个单位。当年，祖父、父亲、两个叔父、还有两个亲弟弟及几个叔伯弟弟、妹妹都曾经在大石头林业局工作过。而今，调出的调出，退休的退休，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仍在大石头林业局。大石头林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大石头林业局培养了我，这份情感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也永远不能割舍。
我虽然不像祖父那样有精湛的医术，从事着救死扶伤的伟大事业；我也没有父亲的天赋，在体育运动上颇有建树。虽然只有高中文化，却偏偏把我安排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但我凭着对企业的热爱和忠诚，尽职尽责的做好了应该完成的每一项工作，无怨无悔的为企业发展和繁荣贡献了全部心血和汗水。
我家三代人曾在大石头林业局工作，见证了大石头林业66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森工企业的起起落落，但这只能算是沧海一粟。同样的家族在林业局多不胜数，四代人在大石头林业工作的家族也屡见不鲜。许多家庭的子孙至今仍在林业局工作，他们随着新林区的发展繁衍生息，真正成为新时代林业建设的接班人。
2007年，女儿吉林财经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如今在敦化法院做民事审判工作，家族实现四代人为林区奉献的梦想成为泡影，十分令人遗憾。但她不会忘记祖辈曾经为之奉献的大石头林业局，不会忘记养育她的故乡，家族在林区拼搏的历史也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底，代代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