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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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
1.
乌云和密雨把天地缝合得非常彻底，没有留出一丝缝隙，光明被挡在雨外，声音也被打断隔绝，只有雨声把呼吸和语言包围在额穆赫索罗驿站西方荒郊野岭的一辆马车上。马车上有车篷，几个人挤在黑暗中避雨，等待太阳重新君临大地，等待光明的倾泻。
雨终于停了，停在一片清冷的月光之中，雨后的凄凉在月光下逶迤成一条瘦长的马路。吴兆骞卸去一路的风雨和辛苦，夜宿额穆赫索罗驿站。额穆的夜晚非常宁静，宁静得让人有些莫名的恐惧。吴兆骞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他想起了家乡江苏吴江的精致山水，想起了这次让他刻骨铭心的所谓的科场舞弊案，惹怒了龙颜被遣戍宁古塔，最后在一片塔影中迷迷糊糊睡了一会。
第二天清晨，天刚放亮就出发了。望着天边的残月和在身后远去的驿站，吴兆骞感慨万端，草成一诗，《曷木逤逻晓发诗》：“树杪月犹在，城头角已残，荒途分五国，归骑发三韩。野雾依山尽，春星落塞寒，鸣鞭及前侣，霜露涝孤鞍。”
吴兆骞时为江南著名才子，因受了冤案被流徙戍边，心境自然是很沮丧的。因此对额穆驿站的景色，也就难免以凄楚的心态观之。可以想象，把一个江南才子和诗书风雅置放在一个没有一点文明迹象的荒蛮之地，就像马奈的《草地上的晚餐》中男女画面的格格不入。相对于江南来说，这里无非就是蛮夷之地，但从诗里还是反映出当时额穆的交通发达，旅行不断，北通“五国”，南连“三韩”的景况。吴兆骞在塞外20余年，后经好友顾贞观（与吴齐名的江南才子）设法营救，并以词代“书”，写下有名的《金缕曲》两阙寄给他，感泣了当时的文学家纳兰性德。后纳兰求其父明珠，吴兆骞才得赎归。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对朋友远谪的深切关怀、同情和慰藉。上阙写对友人的问候、同情，下阙劝慰好友并写自己全力相救的赤诚之心。全词表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感，在艺术手法上，通篇如话家常，宛转反复，心迹如见。
这就是吴兆骞，这就是古驿路。
2.
2013年夏初，我驱车来到了雁鸣湖镇西北处的塔拉站村。塔拉站是明清两朝吉林通往宁古塔驿路干线上的一个驿站，坐落在塔拉泡上游的沟谷中。这条沟谷呈西北东南走向，东西两面是高山，谷宽1.5公里许，东南9公里是塔拉泡。塔拉，有的文献称作“他拉”，系满语，都是一音之转。《额穆县志》载，塔拉为旷野之意。到了清代时，塔拉站属于额穆赫索罗佐领辖区，它位于额穆赫索罗站东北方，相距40公里，此站虽然偏远荒寂，但都是驿路必经之地。
我从村西走到村东，一点没有驿站的痕迹，只有村东的一条细瘦的小河摇摇晃晃走过。这条小河，一定会在明清两代或更加久远的年代流淌，且水满草肥，一片蓊蓊郁郁之象。这条小河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见证，历史在时间的驿路上风干了，只剩下这条小小的河流，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尾巴。后来，我又试图沿着吴兆骞的足迹从意气松走到额穆赫索罗，去寻求那种诗意的由来，但可惜的是，我无法找到他那一份悲凉和凄楚，眼中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忙碌的人群，为了生计忙乎着自己的事情。我努力地从内心去寻找冤屈背后的滋味，无奈心中怎么也生不起诗人的感受，这也许就是时过境迁吧。
在我加强感应试图与千年以前的吴兆骞心灵相通的时候，又有两个人的诗作跳出记忆，展现眼前。1888年，钦差大臣吴大澂，奉使赴珲春与俄使划订东部界限，经额穆住宿，赋有六韵七言古诗一首，描述了额穆大风雪的情景：
“狂风似火卷地来，吹冻顽云拨不开，下罩千山同一被，满空飞絮揽成堆。天公玉戏巧难就，重阴密密谁相催，特遣封姨（即风神）作大磨，回旋鼓荡声如雷。须臾碾出白瓷粉，落花片片皆琼魂。老农拍手笑不止，顿令茅屋成瑶台。”
康熙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杨宾，经由柳条边迎父归来，也曾走此驿道，经张广才岭、额穆、塔拉站、尔站等地，写了一路的纪行诗。其中有《色齐窝集》（蛟河与敦化交界处）五言古诗一首。
这首诗开头说的纳木，指的就是张广才岭。这首诗详细记述了作者在张广才岭上的旅途中，看到豺狼奔驰、野鸡飞舞，黑熊吼叫，貂鼠蹿跳等景象，让人非常信实，后段写他在窝集口野宿，如何烧火自卫，担惊受怕。不一会，天又下起雪来，冻得手僵皴裂，做饭不成，饥寒难忍，只盼天亮，赶快脱离窝集困境的心情，这些生动的描述，让我们置身其中，感同身受。
3.
在额穆，我不由地又想到了吴兆骞，想到了和吴兆骞一起流放的人群。那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啊！八个案犯拖家带口，所带家眷数百人，浩浩荡荡逶迤而来。在他们的头上始终悬浮着一层怨气，是忍受不了的极悲极苦的劳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涉及此案的主考官方犹、钱开宗以及其他十八位考官都定为死罪，妻子被贬为奴，家产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举人及家眷数百人被流放宁古塔。据记载，因这次科场案被流放的人达到数百人，是清代历史上流放人数最多的一次。正是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举人及家眷数百人被逐出山海关，经宁远，过辽河，流放到了东北牡丹江边的宁古塔，揭开了一部宁古塔的百年流放史。
清代的宁古塔地域很大，属苦寒之地，又是抗击罗刹（沙俄）之前沿，康熙五年（1666）废旧城而迁入宁古塔新城（今宁安市），从此宁古塔新城突显其在东北边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显赫位置。正因为如此，有许多流人、包括流民都被流放或迁徙于此。宁古塔地域十分艰苦，从京城到这里要走上3—4个月的时间，冬天的路更艰涩难走。
清代东北地区的流放地很多，最初，犯人被遣戍沈阳、尚阳堡，后来到吉林乌拉、宁古塔，最后又到黑龙江爱辉、齐齐哈尔等地。到最后基本上都流放到了宁古塔，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的海林和宁安市。那么为什么清王朝会如此看重宁古塔呢？我觉得东北是他们的“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鉴于当时的中俄关系，为防范沙俄的侵扰，让犯人们戍守边疆也是出于国防需要。康熙十五年（1676年）由于边防的战略和祭祖长白山的需要，宁古塔将军衙门移驻吉林乌拉船厂，宁古塔——吉林乌拉驿路应运而生。康熙十六年（1677年），命宁古塔梅勒章京萨布素开设宁古塔至吉林的驿站。乾隆时期，在宁古塔至吉林的驿道上又增置塔拉小站、伊克苏小站。而杨宾的《柳边纪略》对宁古塔——吉林乌拉驿路、驿站的考证似乎显得更为缜密，他对每一段路的路程都做了详细的考证。
4.
在这里，我有一个大胆的揣测，清朝帝王为什么那么愿意流放江南文人呢？他们是不是有叵测的用心呢？你如果知道这些流人对东北所做的贡献，知道东北这样一个不毛之地何以在短短的一百年内就得到文化的全面提升经济的高度发展这样一个结果，你就会和我一样，怀疑当初清朝皇帝的用意了。
在众多的流人中，第一个流放文人是陈嘉猷，字敬尹，福建人。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清廷推补他为浙江巡抚之职，他因替别人上疏斡旋官职，虽此事未成但被人向朝廷告密，事败露后被判流徙宁古塔。他曾对来宁古塔探望父亲的杨宾说：“我于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尚无汉人。”（杨宾《柳边纪略·卷三》）由此可见他是第一个流放到宁古塔的汉人。康熙十年，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流放生涯后，已经72岁的张缙彦也许看到了自己已经回归无望，在戍地宁古塔建了一个住所，命名为“外方庵”，并在这里写成《外方庵记》，然后“焚笔砚”，将所写诗文全部焚毁。这似乎就是一个告别仪式，为自己做的一个最后的终结。
来自中原以及江南的流人们来到这里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里萧条、荒芜的状况。流人们摒弃东北原始的耕作方式，把内地的先进的耕种技术带到了这里，使粮食产量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品种也由原来的四五种增加至十余种。尤其在土地开发上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至雍正初，宁古塔将军所辖可耕种的土地也达到了原来的十倍。明末最后一位兵部尚书张缙彦流放宁古塔后，将中原蔬菜、花卉种子及农业耕种方法也带到这里，被当地人尊为“域外群尊五谷神”。
几千年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了流放之刑，这些人或家破人亡，孤零出塞；或背井离乡，全家远戍。他们当中不乏罪有应得之辈，也有含冤受迫之人。吴兆骞一个富足的江南才子流放到白雪皑皑的东北，但也给这片未开化的土地带来了文化的生气，历史以残酷的方式成全了东北。想起余秋雨写的一句话：“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5.
从意气松返回的时候，望着脚下新建的公路，我在想当年的驿路会是怎样一番样子呢？那一定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和坑坑洼洼的马路。我回到额穆，查了一下资料，驿站的历史可谓悠久绵长。早在战国时期已有邮驿，汉代各地有传舍，唐代为驿田，水路设有水驿，宋代设邮铺、递铺；元为驿传、站赤，还有急递铺，明代始为驿站，分有水驿、马驿和递运所。至于北方的古驿站则始于清代，它基本沿用明代驿站体制。
有资料显示，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十多年间，宁古塔与盛京（沈阳）的交通联系，靠宁古塔鹦哥关盛京驿路，此为宁古塔最早的西线驿路。之后的古驿路经过不断的沿革，已发展到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边关的程度。在这些众多的增加路线中，有一条新路线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从吉林出发路过敦化的终点是珲春的路线。这条路线开辟于光绪年间，当时由于沙皇俄国经常在图们江下游的珲春一带制造边境事端，为加强珲春防务，开辟了新的驿路，这条路是从吉林至宁古塔的额穆赫索罗站分支而成的。
在那还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状态下，正是这大小不一的驿站、长短不等的驿路连接了中央和边关的思路、血脉，是大清的生命线！细数着众多的站名，看着地图上一条条弯曲的驿路，觉得他们是那样的古老，古老得竟无法考证它们建立的时间，和历史一同归隐，但它们又是那样的年轻，它们的骨骼还在，还在和新生的事物一同前进。它即属于历史，又在现实中留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难道不就是历史的尾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