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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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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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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琐忆之实验小学

1.转学

其实我和我父亲都是实验小学毕业的,严格地说,我们俩属于不折不扣的校友。但是一直到现在,我奶奶那辈人还会说这是“郁光小学”,父亲那一辈人则习惯称它为“五七小学”。

1979年9月份,刚刚升入三年级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进了城,到了古楼南向东拐进一条狭窄的柏油马路,走了大约100米,父亲指着一所大门朝南的学校对我说,以后你就到这里来上学。我内心忐忑,看到大门内又大又平坦的操场,操场的北面和西面都是高台,高台之上屋舍俨然。这里的学校和我的乡村小学校完全不同。我以后真的能在这里上学了吗?

父亲驮着我继续往前走了大约五十米,然后向南拐进一个胡同,在七八十米长胡同尽头向右一拐,搬着自行车进了一座大门朝北的院子。院子的门槛很高,我抬高腿迈进去。父亲把自行车撑好,拿起挂在车把上的提篮,里面装着母亲喂的鸡鸭下的蛋,领着我的手迈进第二道大门。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喊“二姨”,一个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子就从正对大门的南屋里应声而出,一边大声说着“来了!”,一边打量着我说,长这么高了。应声而出的,还有住在西屋的大舅奶奶和住在东屋的二舅奶奶。父亲带着我一一打过招呼,二姨奶奶就说,咱现在就去吧,纪主任等着呢。

二姨,能行不?父亲还是有点不安。

不行也得行,不行我赖着她。二姨奶奶声音洪亮,说,关系很好的同学,能赖。说着她就笑起来。

进了实验小学的校门,二姨奶奶带着我们走进西边高台上的一个办公室,对一个中年女子说,老纪,孩子带来了,刚上完二年级,你看着安排。

这就是纪主任了。她瘦削,脸色有些苍白,带着黑框眼镜,眼神严肃,留着有点卷曲的短发。她看着我说,二年级?我点点头。个子挺高。她微笑了,对二姨奶奶说,我们需要做个测试。

纪主任拿出两套试卷让我做,一套语文,一套数学。试卷不难,我很快做好。只是语文的最后一个题是“看图说话”,然而试卷上没有图,我环顾教室,也没发现,于是就交了卷。纪主任在二姨奶奶和我父亲紧张的目光里看完我的试卷,说,农村转来的孩子,基础差点,从二年级开始读吧。

爸爸和二姨奶奶都松了一口气。

父亲把转学手续双手递给纪主任,她说,已经开学了,让孩子尽快来上学吧。

就这样,我成了实验小学二年级四班的学生,班主任刘凤清老师教语文。

我也寄宿在了住在郁光街那个大院子里西屋的大舅奶奶家。

2.校园生活

我喜欢这所学校。因为我的转学,父亲也几乎成了我们村的能人——农村有几个小孩能去城里读书?又有几个能去那么好的学校读书?

慢慢地,我也知道了,实验小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是聊城最好的小学,也是山东省重点小学。这是一所建于1902年的百年名校,由清朝东昌府启文书院改组而成,始称“东昌府官立中学堂”。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几易其名,1937年因战乱而终止。来源于冀鲁豫35个县的学生一部分回到本地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一部分学生参加了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挺进队。学校改成了军干校,由范筑先将军任军干校校长;抗战中该校毕业学生,有很多人成了中共优秀党员和干部,也涌现出大批著名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等。为纪念牺牲于1938年11月的革命烈士张郁光,定校名为郁光小学。后来学校又几易其名,最后定为实验小学。所以,这是一所底蕴深厚的学校,是一所在战火中培养过很多优秀人才的红色学校,是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的学校。

这所学校让我感到特别骄傲。后来学校发了校徽,我每天都把校徽端端正正地别在胸前,上学放学路上,

昂首挺胸穿行在人群里。尤其是后来寄宿在我大姑在马宅街的家里,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新市场(新华广场),而新市场人来熙往,我挺着胸前熠熠生辉的校徽,觉得特别神气,就差告诉人家说,快看快看,我是实验小学的学生。这也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好学生,不能给学校抹黑。

在实验小学,我第一次读到了《中国少年报》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儿童》等报刊,这些书让我爱不释手,我发现,我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大更广阔的世界。读了书,就想给弟弟妹妹分享。每次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书中的故事,弟弟妹妹都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看着我,我就说,以后你们也去实验小学读书,那里的书可多了。

我也第一次参加了运动会。那一次我站在雪白的起跑线上,凝神听发令枪一响,就一路狂奔,最后得了第一名,还得了一个冠军的小奖牌。也是在运动会上,体育老师发现我长得又高跑得又快,就让我参加了篮球队。下午放学之后,我就换上学校发的运动服,在操场上运球,发球,躲闪腾挪,三步上篮。很长一段时间里,运动服是我最拿得出手的衣服。后来一到周末,体育老师也带我们去铁塔那儿的体育场去打篮球。我们就在体育馆外面的篮球场地上练球。那时候,铁塔商场还没有建起来,体育场周围都是居民,夏天的跑道上长满了草。有一次我们通过一扇门进入体育馆之内,我才第一次看到馆内不但有场地,还有一圈一圈的看台。这让我内心充满了新奇。

自从转到了实验小学,我就开始有了正式的儿童节,也开始知道了儿童节要登上大舞台演节目,演节目之前,领导要坐在大舞台上对着话筒讲话,声音通过大喇叭震得我的耳朵嗡嗡的。也知道了,那一天,所有的孩子都要穿上白褂子、蓝裤子、白球鞋,端端正正戴上红领巾。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大舞台下面,仰着小脑袋观看舞台上的节目。就算看不清楚,一个节目演完,大家的小手也会拍红的。那时候我一直有个疑问,这舞台明明是用来开公判大会的,怎么也用来演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呢?那时候,每到公判大会,我们都会排队前往参加,随着一声中气十足的断喝“把罪犯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押上来!”我们就看到几个后背上插着大牌子的犯人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押上来,然后面对观众站成一排。我们就踮起脚尖看牌子上写的罪名,看他们究竟是什么犯。他们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叉号,看起来触目惊心,非常具有威慑力。若是有带着脚镣并且裤脚被扎住的,就有人小声说这是死刑犯,怕他们吓得拉尿到裤子里,所以才扎住裤脚的。若是有个女犯人,舞台下就会骚动起来,大家都想看看这个犯罪的女人究竟长什么样,犯了什么罪。小孩子们更是好奇,激动地盯着那个女的,心里想着,怎么女的也会犯罪呢?

大约读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全体同学都搬着板凳到操场,整整齐齐地坐好,听张海迪做报告。当时我们看的是录像,海迪姐姐在银幕上讲她的故事,我们在下面听得心潮澎湃。她说,因为行动不便,她自己无法上厕所,为了尽量少麻烦别人,所以平时很少喝水。银幕上,她的嘴唇干得起了很多皮。本来当时我有些尿急,但是听着海迪姐姐的故事,我决定要忍着,一直忍到最后报告结束才飞跑着去厕所。

学校里有个印刷厂,印刷厂就在我们二年级四班的西边,所以放学之后,我们经常在学校玩一阵子才各自步行回家,而印刷厂被切成细条的废纸就成了我们最喜欢的玩具之一。大胆的小朋友会偷偷拿出来一些纸条分给同学,大家把小纸条编成麻花辫,小帽子,或者彼此之间扔来扔去。

我喜欢新鲜的纸的味道,清香,温暖。我觉得书香,未必指的就是墨香,更多的可能是指纸香。

那时候,校长姓傅,叫傅均,是一个身材高大、慈眉善目的人。听大家喊她”傅校长”,我就嘀咕,她明明是正校长呀。

3.我的三个语文老师

我的三个语文老师都是我的班主任。

刘凤清老师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是我最怕的老师。刘老师个子高,肤色白,眼睛大,栗色的头发有点偏黄。她平时不苟言笑,大眼睛一看我,我就觉得她看到我心里了,所以马上就端端正正坐好,而且还希望老师再看过来,因为我按照老师的要求坐好了。

刚从农村转到城里上学,我很少大声说话,更不敢和其他同学一样,下了课就疯跑着玩儿,又喊又叫的。我是羞怯的,安静的。但是我很快自信起来,因为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我都会,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这让老师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柔和。之所以考得好,应该和我又上一次二年级有关吧。

二年级开始学习连词成句。有一天,刘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是把五个词语连成一句话。可是我理解错了,我把五个词写成了一段话。第二天到学校交作业,看到其他同学的作业本上都是简单的一行,而我的却是半张,我吓坏了,惴惴不安地交上去,等着老师的批评。刘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抬头,可是,她一张嘴就说 ,我今天要表扬一个同学,她把五个词扩展成了长长的一段话。说着,她就打开本子读了起来。读完之后,她问,同学们,这段话写得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我心跳如鼓,瞪大眼睛看着刘老师,一脸的不可思议。刘老师冲我笑了笑。下面她说了什么,我就听不到了,我只记得刘老师说我写得好,表扬我了。

从那以后,我尤其喜欢上语文课,更喜欢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都会表扬我,念我的作文,这让我觉得,写作文是一件既简单又有意思的事儿,所以,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长。

以后,当我写文章时,我无数次地想起刘老师。如果没有她,就一定不会有喜欢写作的我。后来在我当了语文老师以后,我也会像刘老师一样,给学生及时的鼓励。每发现一篇好文章,我也会像刘老师一样,满心惊喜地表扬学生。我希望像刘老师一样,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热爱写作的种子。

郭春荣老师是我三四年级的班主任。这时候,我的教室已经从操场西边的高台上,变成了操场北面正对着学校大门的高台上。郭老师当时四十多岁,齐耳短发,说话时喜欢微仰着头,且是和蔼的。

三年级,我已经爱上了读书。虽然有报刊可读,却远远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后来郭老师知道了,会从家里拿书给我看。有一次,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到了郭老师在古楼北的家。郭老师看我的小眼睛频频往那儿瞟,就笑着说,自己去挑吧,喜欢哪本拿哪本。我仿佛得了赦令,一下子跳起来就奔书橱,看看这本,摸摸那本,哪本都想看。郭老师笑了,说,可以多拿几本。

那一天,我们走出郭老师家门时,每个人都抱着几本书。

五年级,语文老师换成了陆秋兰老师,我们的教室也变成了操场东边的平房。

陆老师中等身材,也留着短发。她眼神犀利,犯错误的同学都怕她。

我的作文也是每次都被陆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读的。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要喜欢读书,我家也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去挑选。

后来,我真的去了她在罐头厂家属院的家。也真的选了很多书读。把这些书读完还给陆老师时,我说我还想读哪一本时,陆老师就会给我从家里拿到学校来。

1983年,陆老师给我报名,代表学校参加聊城县的语文竞赛,我得了一等奖。那一天,陆老师把奖品——一个图案是《丝路花雨》中反弹琵琶的飞天的双层软皮铅笔盒——递给我,高兴地说,知道吗,这次竞赛的作文满分50,你得了48!

她的笑容在那个午后尤其灿烂。我将铅笔盒——这是我用过的最高级的——双手抱在怀里,给她鞠了一躬,大声说,谢谢陆老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谢谢我实验小学的三个语文老师,是你们让我爱上阅读,爱上写作,给了我生命里一片可以远航的帆;也谢谢你们,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

4.冰棍和菱角

每个学校门口都会有卖零食的,实验小学也不例外。那时候,零食很少,也不过就是夏天的冰棍和冬天的菱角。

1980年,我上三年级,就离开大舅奶奶家,到我大姑家寄宿了。大姑嫁到城里后,在古楼西大约五十米的路南,租了两间南北走向的房子,里面一间住,外面临街的一间,是她做裁缝的工作室和厨房餐厅客厅。

做裁缝的大姑和我关系最亲厚,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像她。大姑做裁缝挣了钱,1980年的下半年她就花500多块钱买了一台外壳橙红色的15寸日立黑白电视机。有钱的大姑对我也不吝啬,夏天中午去上学,她总会给我三分钱,让我在学校门口买一根冰棍,吃完再进学校。

学校门口有好几个卖冰棍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那时候没有冰箱冷柜,冰棍都放在保温箱或者保温瓶里。她们有的推着木质小车,把保温箱放在上面;有的把保温箱固定在自行车后架上。保温箱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包着一层纸的长方体冰棍,上面盖着厚厚的白色棉被。中午,她们是不需要叫卖的,停在阴凉处,就会有小学生络绎不绝地交给她们三分钱,她们就打开棉被,取出一根冰棍,再赶紧把被子盖好。

我喜欢看棉被打开时那码得整整齐齐的冰棍,包装纸上红色绿色的图案总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次我买一根红的,下次就买一根绿的,偶尔还能买到淡黄色的。我也喜欢被子打开时那瞬间的清凉,所以拿到冰棍后总想趁着棉被没盖上前多停留一秒钟。

最喜欢的当然是吃冰棍。就是简单的糖水冻成的冰块。因为纯粹,所以冰凉。就算天热得像下火,也不会把冰棍三口两口吃掉的,除非买的时候冰棍就化了,拿到手里摇摇欲坠,似乎下一刻就会掉在地上,而是小口小口地漱,小口小口地吸。开始,冰棍是甜的,吸到一半,剩下的就是雪白的冰,甜度几乎为零。最后,更是纯粹的冰了。

每次买了冰棍,就躲在阴凉处,靠着墙根蹲下,慢慢享受酷暑里的一抹清凉。

其实从秋天开始,学校门口就有卖菱角的了。卖菱角的是个老太太,一年到头都在学校大门的一侧,支起一个小摊,上面的小簸里装着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美食——菱角,葵花籽,旁边的罐子里,还有糖稀。我最喜欢的是菱角。是炒熟的小菱角,有的刺还很尖锐,有的就钝了。五分钱可以买十个,十个可以吃一天。买了之后,先小心地避开刺,找好角度,用牙咬开,雪白的菱米就出来了。菱米已经被炒干了,咬一小口细细地咀嚼,越嚼越香。有时候想把吃菱角的战线拉长一点,就把菱米放在双齿之间,用上下门牙慢慢地磨,每磨一下,就感受一次菱米的香。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一个儿童变成了中年人,但是现在看到菱角,我还是想买一点回家煮煮吃,不过一般都是像牛魔王的角一样的大菱角,那种小菱角已经很久不见了。

一起不见的,还有一去不复返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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