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堇
网站用户
1980年升入三年级之后，我开始跟大姑生活。那时，她嫁到城里，在古楼西大约50米处的路南，租了南北走向的两间房子，里面一间当作卧室，外面临街的一间是她的裁缝铺，也是厨房餐厅和客厅。大家都说，我和大姑长得最像，从小，我和大姑的关系也最好，所以寄宿在她家，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事儿。
从此，我在古城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爬古楼
开始，不知道古楼是可以爬上去的，只知道古楼最下面一层是百货公司。连接东西南北四个大门的十字通道，将百货公司分成几个功能区，摆放着不同商品。我记得东半部分是卖布匹的，西部过道北边，是卖文具的。每天放学回来，我都喜欢从南门进，走到中间往西一拐，看到作业本和各种笔摆在那里，我就知道出门走几步就到家了。
在卖文具的那儿，我举着几分钱，从玻璃柜台上面递过去，指着里面的铅笔小声说，阿姨，我想买这支铅笔。售货员是中年妇女，短发，方脸，整天很凶的样子。我有些怕她。她总是盯着我看一会儿，看得我浑身发毛，才慢吞吞地伸手拿出那支笔递给我。我飞快地把笔拿过来，飞快地跑掉了。
我还去买本子，钢笔，橡皮，铅笔刀，铅笔盒，每次都怯怯的，每次都拿了东西就跑。有一次我听到她对对面柜台的售货员说，这孩子，每次都跑这么快，像后面有鬼追似的。对面的售货员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一来，再去买文具，我也不敢看对面的售货员了。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中午吃饭时，大姑父兴冲冲地说，听说古楼要开放了，可以爬到顶。然后对我说，妮儿，我带你和你大姑去爬古楼。
临近春节，古楼果然开放了，我把我妹妹也带来了。我妹妹很少进城，到了大姑家老老实实坐着，问一句答一句。大姑给我五毛钱，让我去买糖，并且说买的糖都归我们俩。我拿起钱就往外跑，几步就跑到东边与她家隔三四个门脸的烟酒糖茶专卖店，非常豪横地把钱往柜台上一拍，大声说，五毛钱的糖！
售货员笑着对我说，哟嗬！你大姑真疼你。他不慌不忙地在小盘秤上放上一个小秤砣，又用食指不慌不忙地拨弄了一下秤杆尺上的滑砣，再不慌不忙在托盘上交叉着铺两张草纸，一把一把地把糖抓到上面，直到尺子不高不低地翘起来，他再不慌不忙地用草纸把花花绿绿的糖块包成四四方方的一大包，最后从两节柜台的缝隙里抽过细纸绳，不慌不忙地缠个十字花，再打个活结，手往柜台上斜着一扯，线绳就断了。我心急得很，接过来转身就跑，到家后献宝似的递给大姑，大姑直接撕开纸包，抓一大把糖给我妹妹，说，吃吧，一会儿去爬古楼。
那次吃糖，我们俩一反原来的漱着吃，直接就嚼着吃了。
大姑说她有活要干，走不开，让大姑父带着我和妹妹去爬古楼。我们俩牵着手，亦步亦趋跟在大姑父后面。几步就到古楼了，我们从南大门东侧的小门进去，顺着台阶就往上爬。人很多，大姑父怕我们跟丢了，一手一个拉着我们俩。到了二楼，一到围墙边，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一条大街直通远处的环城湖，结冰的湖水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街道两边，是一排一排的房顶，鳞次栉比，横竖整齐，就像是棋盘。只是很快，我们就被挤到一边去了。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突然看到了一尊石像。当时就感觉她是活的，你看着她，她也看着你，且微笑着，似乎在向你走来。我不敢动，也不敢呼吸，就直瞪瞪地看着她，看两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大姑父喊，发什么愣呢？上三楼了。
我指着那石像说，她是活的！
大姑父一看就笑了，说，那是观音菩萨，石头的。
我又偷偷回头看她一眼，发现她还是要向我走过来的样子。我吓坏了，泥鳅一般钻过人群，往三楼爬去。三楼的楼梯变窄了，也变陡了。等爬上三楼，满眼除了人就是人。大姑父好容易才找到我，说，赶紧上四楼。说着，把我和我妹妹往前一塞，我们俩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被携裹着往上了。
四楼的楼梯更陡，更窄，两个大人并排，都未必能上去，所以，我和我妹妹很快就被挤散了。我只觉得我的双脚离开地了，前后左右都是人。脚不沾地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拼命挣扎，甚至扑打周围的人，可是没有人理我。忽然，我听到了我妹妹尖锐的哭声，可是我却动不了。稀里糊涂，我的脚着地了，我也上到四楼了，赶紧挤来挤去，找到被吓哭的妹妹。等我们俩又被脚不沾地地挤到三楼时，大姑父问，上面有什么？
人。
还有什么？除了人！
还有房顶上的画。
什么画？
我摇摇头。我不说上来那是什么画，只记得颜色鲜艳。
回到家，听说妹妹都被挤哭了，大姑笑了，把剩下的糖给我们俩平分了，分完，又从我这一堆里抓了一把放在妹妹那一堆里，说，吃吧，吃了压压惊。
2.挑水
十岁，我长到了1.58米。大姑带我出去，总有人问，你给你侄女吃了什么，长这么高。大姑就笑，说，上化肥。
那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吃水就要去挑。大姑家和西口中间的路北，有一个自来水屋，大家都去那儿挑水，一担水一分钱。每天，水屋前的水桶都排成长队。
水屋很小，面积应该不超过10平米。有一个人专门收钱，放水。后来，一担水放满了，后面的水桶马上就接上了，所以他也乐得不一次次地开开关关了。直到排在队尾的那个人接满了水，他才关一下。
水屋前很热闹。来接水的，都是附近的街坊，所以，边排队边拉呱，有的见了面，自己叼上一支烟，也给周围的人点上一支。有的人接过烟，依旧呱啦呱啦地说话，把烟放在鼻子下闻闻，顺手就夹耳朵上了。有的人抽几口烟，咳嗽一声，吐一口痰，再接着聊。边聊，边把自己的水桶往前移。然后，哟，到我了！弯腰顺手把水桶放在水龙头下面。
挑水的女人很少。对城里人来说，这应该就是力气活了，需要男劳力展示一身肌肉。
印象里，我是唯一挑水的孩子。
大姑是农村户口，城里的粮本上没她的名字，只靠大姑父一个月30斤的粮食，显然是吃不饱饭的，所以她自学成才，或者说家学渊源。我奶奶买了我们村第一台缝纫机，且免费为全村人裁缝衣服，大姑可能耳濡目染，加上心灵手巧，所以她出手就会裁剪衣服。生活所迫，她开了裁缝店，开始接零活，给人加工制作衣服。因为她做的衣服样式行，质量好，所以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她也很快收了个街坊的女孩子当徒弟。活儿多，一个人干不过来，她就负责裁和缝，大姑父下班后负责熨烫，两个人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而我负责洗衣做饭挑水。
第一次挑水，是因为我要做饭了，可家里没水了，大姑父又没有下班。虽然急需用水，只是挑水这样的活儿，大姑从来没干过，所以我就试试吧。
扁担放在肩上，挂上水桶，水桶很顺利地离开了地。我挑着空桶，迈着六亲不认的步子，两只水桶吱吱呀呀地晃来晃去，似乎一直找不到平衡。到了水屋前，把水桶放下排队。有人看见我挑着水桶来了，问，先来排队了？你大姑父还没下班？
没。
这办法好，你排队，接满水等他来挑。
我挑。
你？
我。
爱信不信。我才不管他们那种又好奇又兴奋地等着看热闹的目光呢。排上队，接上水，我非常自觉地接到八分满，然后把两只水桶一前一后隔两步放好，使劲往地上一顿扁担，用扁担上的钩子勾住了水桶提手，屈腿将扁担放在肩膀上，双手抱着扁担就要起身挑起来。旁边有人说，慢慢慢，你怎么能挑得起来，还没勾担（两边带钩的扁担）高。你把钩子折起来，挂到上面的铁环上。
我没说话，一咬牙，就挑起来了。我双手紧紧抱着扁担，水桶像两条活蹦乱跳的鱼，晃动不停，不停有水溅出来。但是我咬着牙，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越走，背越塌，等走到家门口时，我实在撑不住了，哐当一下把水墩到地上，水使劲晃荡一下，又溅出来一些。这样，八分满的水变成半桶了。
大姑看我真把水挑回来了，赶紧出来提进屋，夸奖道，妮儿真厉害，都能挑水了。
可是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说不清是累还是委屈。
后来，只要大姑父不在家，就都是我挑水了。很快，我就能稳稳当当地把满桶水挑回来了。别人见了大姑，会夸我，说你侄女十岁吧？都能挑水了，我家那十岁的业精，就长了个吃的心眼。大姑就说，这孩子懂事，心疼我忙不过来。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懂事。有一天挑水回来，揉揉扁担压红的肩膀，我说，要是我被压得不长个了，都得赖你。
好，都赖我。大姑又笑。
然而，我终于没有赖成她。当我读完五年级小学毕业时，我身高1.64米，最后长到了1.71米。
3.弹琉瑠
琉瑠就是玻璃球。弹琉瑠是我在古楼西生活时最喜欢的游戏，没有之一。
这也是大姑父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从春末到秋初的下午放学到晚饭期间，只要能抽得出时间，我就会跑到马路对面，和街坊的几个小孩一起玩弹琉瑠。那时候，弹琉瑠是除了摔四角和摔三角的面包之外，大家最热衷的游戏。谁的裤袋里要是装满了花花绿绿的琉瑠，走路的时候都得浮夸一些，好让沉甸甸的裤兜甩起来，最好能听得到琉瑠互相撞击发出的声音。达到这种效果，骨子里都会升起腰缠万贯的豪迈感。不过弹琉瑠的女孩很少，成年人也很少。
我之所以需要抽时间，是因为我是我大姑家的厨师长兼大厨，一日三餐都由我全权负责。早晨起来，我先打开煤球炉子，坐上锅，然后提着暖水瓶到西口路南的烧饼店去打豆浆，买油条和烧饼。那时候，没有人在外面吃早餐，都是买了回家吃。
卖油条的是大姑的婆婆，所以我每次买，她都给我高高的秤，后来干脆随手抓上四根油条，左手提秤，右手往秤尾上一压，说，两毛钱（那时候，一斤油条七毛钱；如果用粮票买，一斤粮票加六毛钱，可以买一斤半油条）。我就递给她早就准备好的两毛钱。然后再买三个烧饼，一壶豆浆，就急匆匆往回赶。到家，正好开锅，我赶紧和点玉米面糊倒进去，再喊大姑她两个起床。等他们洗漱完毕，我已经倒好豆浆，盛好玉米粥了。
豆浆是大姑父的，玉米粥是我和大姑的。我们俩都喝不惯豆浆，所以早餐就是玉米面粥和烧饼夹油条。
吃完饭，我去上学，她们上班的上班，做衣服的做衣服。中午放学回家，我先打开炉子，把锅刷好坐上，然后洗碗，择菜切菜，这时候，饭好了，正好可以炒菜。下午放学回来，又是同样的程序。后来学统筹法，说烧开水、洗茶杯、泡茶这三个步骤怎么安排才最节省时间，我心里就说，我早就会了。
下午放学回来先做好饭，这时候大姑还没忙完，我就扛着一块熥地瓜去找小伙伴弹琉瑠，边啃边玩儿。大姑父在古楼西的电扇厂上班，回来一看我们在玩弹琉瑠，家都不回，直接开弹。
手指弯曲，大拇指前端抵在食指上，把琉瑠放在拇指和食指的夹角上弹出，若能撞击到对方的琉瑠，你就赢了，对方的琉瑠也就归你了。大姑父技术很高，小朋友的大部分琉瑠都被他赢过来给我了。
他弹琉瑠的时候特别专注。小孩子个矮，底盘也低，柔韧度也强，蹲下以后，手眼之间的距离近，所以直接瞄准就能弹。大姑父个高且近视，就算蹲到屁股擦地，还是高，于是他就一手撑地，身子使劲往前倾，有时甚至单腿跪地，眯着眼睛瞄准，手指果断用力，啪一下，弹中了。他咧着嘴笑，小孩子就瘪着嘴捡起自己的琉瑠，在手心里使劲擦擦不存在的土，赌气似的伸开手，说，给你！
再来再来。大姑父兴致勃勃。
啪！他又赢了。
我就跟在他后面等着收琉瑠。有时手痒，就亲自下场。我把没啃完的地瓜往他手里一放，拿过琉瑠就弹。可惜命中率不高，常常是他赢过来的琉瑠又让我给输掉了。他一看，急了，说，换我的换我的！说着，把地瓜往我手里一塞，就返场了。我用占满灰尘的手拿着地瓜，毫不犹豫地咬一口。
等我的地瓜吃完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大姑喊我们吃饭的时间了。一般是大姑忙完了，抬头一看都没在家，就站到门口看向马路对面，然后叉着腰中气十足地大喊一声，吃饭了！
我拽拽大姑父肩膀上的衣服，说，大姑喊我们回家吃饭了。大姑父头也不抬，蹲在地上瞄准一个琉瑠，说，再弹完这一个。这一个就算赢了我也不要了。我立刻飞身穿过马路，直接蹦到屋里，手脚麻利地盛饭，拿筷子，规规矩矩坐到饭桌前的小马扎上。我知道，对回来晚的那一个，大姑训起来是不遗余力的。
大姑每次都要说的几句话是，你看看有一个大人和小孩弹琉瑠吗？赢小孩的琉瑠，你光棍（了不起）了是不是？出息得你！
大姑父一向的方针就是，弹了挨训，训完再弹。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洗刷完开始写作业，大姑做衣服，大姑父熨烫。
虽然现在年近七十的大姑父把自己修炼成了三星级的大厨，但当年，十岁的我是当仁不让的大厨。我练的是童子功。有一回大姑父准备炸丸子，油热了，上面漂起一层沫。没等沫下去，他就往里下丸子，结果沫迅速上涌，他慌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沫溢出了锅，火苗呼一下就向房顶蹿去，他转身就去拿水瓢。大姑也不敢端锅，急得跳脚。我拿起锅盖盖在锅上，火很快熄灭了。
大姑父心有余悸。问我，你炸丸子怎么不起沫？
老棉油哪有不起沫的，你得等沫自己消得差不多了，再往锅里甩一点点小水珠。我说。
从那以后好几年，大姑父不敢轻易开油锅。
一个丸子都炸不了，就弹琉瑠能！大姑又要训他了。
嘿嘿。
4.憨墩和小头
我和憨墩熟，小头只见过几次。
他们都住在古楼西。是当时古楼西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之所以和憨墩熟，是因为大舅奶奶的二闺女租了憨墩家的房子，且在大姑西边，和大姑隔了四五家的距离。
小头住的更靠西，好像在西口西边。
大家都说憨墩是个傻子。家里只有他和他娘两个人。他娘个矮，面黑，微胖，健谈，离老远就打招呼，有六十多岁的样子。憨墩个高，面白，发长且脏且乱，络腮胡子长而密，看不清他的具体长相。背微驼，然而健壮。有人说他三十多岁，也有人说过四十了。
经常见憨墩双腿岔开坐在垃圾堆里专心致志地翻找，找到能吃的就直接塞到嘴里。街坊看见了，会说，嘿，憨墩，那也能吃？都馊了。小孩子看见憨墩，会追着他喊“憨墩！憨墩！”憨墩娘听见了，就从家里走出来，拍着手把小孩子驱散，然后把憨墩拽回家。可是不一会儿，憨墩又出来坐垃圾堆里了。
天冷了，他也会坐在垃圾堆里晒太阳。晒着晒着，有时候就睡着了。她娘找到他，拍着他的胳膊把他拍醒，让他回屋睡。他翻个身又睡了，他娘就气得跳脚骂他。但无论他娘怎么骂，他一个字也不说。
他和谁也不说话。
有人说，憨墩这个人特别神，无论多脏多臭的东西，他吃了都没事儿。还说，从来没听说憨墩生过病。还有人传，憨墩不怕冷，冬天快结冰了，他还坐到水里，用身体堵鱼，堵到了直接放嘴里嚼。
听得传言多了，憨墩在我心里也就真变神了。看见憨墩微驼着背，奓着双手从西边呼哧呼哧一路带风地走过来，我就想，憨墩肯定是去西边护城河里堵鱼了；看见憨墩在垃圾堆里东翻西找，我就想，他肯定什么都敢吃。憨墩真是个勇敢的人。
那天到大舅奶奶的二闺女家去玩，她就住在憨墩家隔壁，而且她住的房子和憨墩家住的房子之间有个小门相连。打开门，就是一家人；关上门，就各过各的日子。
憨墩娘敲小门，说包大包子了，让我这个二表姑带着孩子去吃，我也跟着到了憨墩家。他们家狭窄，昏暗，热气蒸腾，电灯泡光线微弱，好像怎么用力也冲不破热气的包围。屋里弥漫着一股韭菜的香味。憨墩娘说，包子熟了，我这就掀锅。这时，憨墩就蹲在炉子前，双眼冒光地看着锅，脖子前伸，不安地挪动着赤着的脚。她娘一掀开，他马上伸手拿了一个包子，包子烫的他从这个手里倒到那个手里。他娘一把抢回包子扔回锅里，说，烫不死你！等会儿再吃。
憨墩不干了，围着他娘，蹲着跳圈，就像脚上安了弹簧。他嘴里呜呜地叫着，伸手又去抢包子。他娘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说，烫！冷冷再吃，没人跟你抢。
然而憨墩不想冷，围着他娘跳得更快了，呜呜的样子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娘用碗盛了一个，塞到他手里，说，慢慢吃。
憨墩可不管，抓起来就往嘴里塞，结果烫得他又开始蹲着跳来跳去。
他娘说，憨墩，我的个憨儿呀。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憨墩家吃包子，我只记得憨墩跳来跳去的吃包子。
小头是个女的，二十多岁，小眼睛，短发，瘦，下巴尖尖的，走路有些歪歪斜斜，基本不能走直线。因为头比一般人都小，所以大家喊她小头。
大家都不怕憨墩，都怕小头。因为小头随时都有可能从大街上经过，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旁若无人地进门，拿了就走。所以，只要有人一喊“小头来了”，开门经商的人人自危，能关门的迅速关门，能收起来的立马收起来，等小头走了之后再恢复正常。
我对大姑说，咱家不怕，咱家是做衣服的，衣服又不能吃。
大姑说，那可不行。咱这都是给人加工订做的衣服，万一她给拿走一件，咱都没法赔。
所以，我们也会关门。
去水屋挑水时，经常听到小头的消息。排队等水的人扯着扯着闲呱，就会扯到小头身上，于是大家就都知道小头最近又制造了什么新闻。
遇到个脑筋不清楚的，没法。有人说。
就不该放她出来。
一个大活人，哪能天天关着。
……
其实，小头干的事儿，最多的就是在能吃的摊位前，顺手捞点吃的。从城西走到城东，也就吃饱肚子了。
那一次，有人刚一开始提小头，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哈哈大笑。笑得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刚笑得透过一口气，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如此，笑了好几阵，在大家的催促下，他才说，今天，哈哈哈，小头走到新市场，哈哈哈哈，看到一个赶着驴车卖西瓜的，车上放着几块切好的西瓜，哈哈哈哈，她拿起一块西瓜，咬了两口，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猜，接下来哈哈哈哈哈她干了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快说，别笑了，再笑把你送给小头。
别，哈哈哈哈！她把啃了两口的西瓜一下子拍在驴腚上了哈哈哈哈哈，拍得那个准，拍得那个面，哈哈哈哈，驴一受惊，尥蹶子就跑，车上的西瓜滚了一地。哈哈哈，拍驴腚上了……
好像驴腚是个了不起的笑点，于是大家爆笑不已。
我也笑。不过我觉得小头是个英雄，敢啪叽一声把西瓜拍在驴腚上，我就不敢。
我连靠近驴都不敢。
5.看电视
我对电视最早的记忆是新闻联播审判四人帮和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那是1980年，我读三年级。
是在古楼西接近西口的一户人家看的，不记得他是谁，也不记得和谁一起去看的了。只记得那家人在路南，需要拐进一个胡同，进入一个院子。
每天吃完晚饭，赶紧写完作业，就兴冲冲地赶到那家去看电视——去晚了就没座位了。床，椅子，马扎，小板凳，都坐满了人，还有人自己提着马扎来。整个晚上，大家就跟着那几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去打仗。这个电视和原来看过的电影不一样，不只因为这是外国人，更因为敢死队本来应该是好人组成的，可是这个敢死队的成员都是坏人，小偷，骗子什么的。然而就是这些坏人，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每天演完回家时，就有人说，明天的肯定更过瘾。
还记得审判四人帮。这是我对新闻联播的最初印象。我记得江青梳着整齐的短发，戴着黑框眼镜，记得张春桥无论问什么，他都微低着头，一言不发。那时候，不知道要看审多久的四人帮。
自从有了电视，我的娱乐活动除了每天听的“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就开始有了新的盼头。
电视的信号并不好，经常有满屏的雪花点子，以致人像先是模糊变形，进而完全被雪花覆盖，并伴随着呲呲啦啦的声音。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很着急，就想从小板凳上站起来。主人更着急，他马上起来，伸手去调整天线。随着天线的转动，有时雪花会好一些，但有时更糟糕。这种情况，主人不但着急，也觉得失了面子，汗都下来了。若是实在调不好，主人就抱歉地对大家说，今天演不了了。抱歉的次数多了，就有些恼羞成怒，忍不住轻轻拍拍这珍贵的电视机，拍着拍着手就重了，手一重，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一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笑起来，说电视机也像小孩子，时不时需要敲打敲打。
有一天我放学回来，大姑喜滋滋地指着五斗橱对我说，快看，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橘红色的外壳，中间往外鼔凸的灰色方形屏幕，外壳的右下方还有几个黑色的旋钮，外壳的上面有一长一短向上斜着射出的两根银色的线——天哪，这是电视？这是电视！
我激动得简直说不出话了，站在电视前左看右看，想摸摸又不敢摸。好大一会儿，才问大姑，咱这电视怎么是这种颜色？人家的壳是灰色的。
咱这个好看吗？
好看！好看死了！我终于用手指触了触那美丽的闪着光泽的外壳。
这是日立牌的，15寸。大姑很开心，顺手打开，说，看看效果。
效果杠杠滴。虽然就是黑白，但是比那家的清晰多了。大姑说，这是她花了五百多块钱托人买的，日本原装进口的。
从此以后，大姑也是楼西大街上有电视机的人了。
有了电视，就有人来看，而且因为大姑一天到晚就在这个门脸房里接待客户，为她们量体裁衣，来的人络绎不绝。电视就一直开着，谁来了都会驻足看一会儿，赞美赞美电视机好看清晰，再表达一下自己的羡慕之情。到了晚上，也有街坊搬着小板凳来看电视，但是不管多挤，大家都会自动闪出裁剪案子旁边几厘米的空隙，以便大姑干活的时候可以走动走动。
看了一段时间电视，大姑父说，要是彩的就好了。他说，照相馆照出来的黑白照片，可以涂上颜色变成彩色，电视要是能涂色多好。没多久，他拿回来一块玻璃，上面横着一道红，一道绿，一道蓝。放在电视机前，我们看到的影像也分成了三部分——一道红，一道绿，一道蓝。即便影像变成这样有些吊诡，可是观众很开心，因为这也是彩色的了。
像新买的任何东西一样，更何况这电视花了五百多元巨款，所以大姑父对它特别珍视。大姑忙，没空理会这电视，我太小，而且毛毛躁躁的没轻没重，所以，每天给电视擦拭灰尘的任务就由大姑父全力完成。擦完之后，前后左右仔细打量打量，若发现还有不干净的地方，就哈口气，用软布轻轻擦，再哈口气，再擦，直到光洁如新，然后再盖上用钩针钩的图案复杂的白色电视罩，一天的任务才算完成。
结果一年不到，我刚上四年级，大姑父就疏于管理电视机了。
唉，红玫瑰变成拍死在墙上的蚊子血了。
6.洗衣
那时候，环城湖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洗衣池。老城区的人吃水尚且要一分一担地买，怎么舍得用来洗衣呢？
靠山吃山，靠水用水。大家就都去环城湖洗洗涮涮了。
我也负责洗衣。因为年龄小，冬天的厚衣服洗不动，床单和拆洗的被子洗不动，单衣夹衣就都归我了。
一般周末去洗衣。去的时候至少带两个脸盆，一个用来洗，一个用来放。脏衣服放在一个脸盆里，把另一个脸盆扣在上面。一手扶着脸盆一侧，另一侧往胯上一靠，另一只手拎个搓板或者棒槌，就出门向西，直奔西城门外的护城河。
那时候没有城门，走到路的尽头就是烟波浩渺的湖。靠近岸边，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头，有的石头还在离岸三四米的水中——那里，只有大胆的人才会涉水抵达，蹲在那块比较大的石头上冲洗衣服。离岸越近，水越浅，一搅动，湖底的淤泥就会翻上来，所以，在岸边用肥皂或碱面搓洗过之后，很多人要去水深一些的地方漂洗。
衣服大多数棉布甚至老粗布的，尤其是被单和被里。这样的东西吸水性强，布料又厚，很难洗干净，这时就会用到搓板和棒槌了——打上肥皂，或者用碱水泡过，特别脏的地方，譬如衣领什么的，还要捏一撮碱面，放在上面使劲搓，但手搓未必能搓干净，于是就放在搓衣板上咔嚓咔嚓地搓，这样也未必干净，尤其是被里，特别是被头，都有着多半年的污垢，那就再用棒槌哐哐砸。砸一会儿，折一下，再砸，再折，直到砸遍每一个地方，就拎起来扔在盆子里，等待漂洗。
每天，只要不下雨，湖边总有妇人弯腰弓背地洗衣服。大家一人占据一块石头，边哗哗地洗衣服，边高声大气地聊天，聊着聊着就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大笑。这是洗衣服，也是一场女人们的聚会。
我喜欢去洗衣服。对我来说，这更像一个游戏。我喜欢清凉的湖水温柔地包裹我的小腿和脚丫的感觉。每次去洗衣服，我都喜欢脱掉鞋袜，挽高裤腿，五趾抓地，用脚摸索着趟水到离岸较远的那块大石头上去。蹲在上面，撩起水使劲往远处泼，水线会在阳光下反射出美丽的光。水落到湖面，湖面上便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匀速向四周荡漾。我更喜欢站在水中漂洗衣服时，高高扬起，再重重放下，水花也就在这上上下下中飞溅，像是唱着一首欢歌。但好几个人同时漂洗衣服时，水花四处盛开，这几个人就像是在翩翩起舞了。
有一次，我在漂洗衣服时，发现水面上漂来五毛钱。紫色的钞票随着水波起伏。我一手抓住，高举着问这是谁的钱，没有人认领。第二天到了学校，我把它交给老师，老师在班里表扬我，说我从湖里捡到的钱都上交学校，真是一个拾金不昧的好学生。
我洗的这些衣服都是不用浆洗的，因为大姑家有电熨斗，可以把每个褶皱熨烫平整。在家里，我母亲和奶奶洗衣服，尤其是白色的粗布褂子，床单，被里，都是要浆的，就是洗干净后，再放在稀薄的面汤里浸泡，然后捞出挂在晾衣绳上拉平。等八九分干了，母亲和奶奶就把被单和被里取下，两个人一人拽着一头，往同方向折叠，几次折叠之后，床单被里就被折成一个一拃宽窄的长条。两个人把长条的一头攥紧，就前腿蹬，后腿弓，一起使劲往自己这一方扽，一下又一下，十几二十下之后，就扽好了。展开，再挂到晾衣绳上去晒干。这样晒干的床单被里，挺挺括括，平平展展，且散发出一种麦子在阳光下暴晒的香味。
后来，这香味就变成了洗涤剂里添加的各种花香草香，可是我依旧怀念那种麦香。
环城湖成了江北水城的象征，现在随手就可以把脏衣服扔在自动洗衣机，谁还会去湖里洗衣呢？一方清澈湖水，是鱼虾和水鸟的乐园。
7.橘子汁、麦乳精和缠丝火烧
随着电视机进入大姑家，当时红极一时的橘子汁和麦乳精也堂而皇之地摆在了她家的五斗橱上。
九毛九一斤的橘子汁装在玻璃瓶里，只摆在橱子上，就令人口舌生津，尤其是和橘红色的电视机放在一起，色系相同，特别赏心悦目。橘子汁旁边，就是大肚子瓶子里装着的淡黄色的长形颗粒，甜，有奶香味。这两样东西，是当时的流量明星，无论是走亲还是访友，带上一瓶橘子汁一瓶麦乳精，准没错。若是一样带两瓶，无论是主家还是客家，都是很有面子的事儿。
大姑买来放在桌子上，打开，倒入小勺里一点儿，自己先尝了一下，咂咂嘴说，不错不错，好喝。又倒出一点儿麦乳精放入口中，咂咂嘴说，好吃好吃。我和大姑父眼巴巴地看着她，她一人给我们倒一勺，说都尝尝。我们也咂咂嘴，确实不错不错，好吃好吃。这样尝过之后，大姑又拿出三个碗，分别倒入一些橘子汁，再倒上半碗水，稀释以后再尝尝，味道淡多了；再舀出一勺麦乳精，分别放入三个碗中，再倒上半碗水，搅拌充分融化后，我们再尝尝，味道依然是淡多了。但不管味道是浓还是淡，对我们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美味儿。
1981年，有几个人见过橘子呢，更别说吃了；又有几个人见过牛奶呢，更别说喝了。酸酸甜甜的橘子汁，奶香味十足的麦乳精，都是我们尝所未尝过的美妙味道。
这两种美味是肚子里勾魂的手，一放学我就赶紧往家跑，就算只看着它们，也感到心满意足。看着看着，就想尝尝，于是，小小地喝一口橘子汁，在口中让每一个味蕾充分感受后，再慢慢咽下；倒一点麦乳精在手心里，用舌尖舔一粒，再舔一粒，每一粒都充分回味后再咽下。虽然每次我吃的都足够少，可是没几天，一瓶子就变成了半瓶。大姑发现了，说，下得真快。我面红耳赤，不敢抬头，大姑说，想吃就吃，吃完了咱再买。
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反而淡漠了偷吃的冲动。
古楼根东南角有个几平米的小平房，那是一间卖缠丝火烧的铺子。火烧一出锅，半个古楼都是香的。有时为了闻闻这香味，放学后我会特意绕道古楼的东门，再出西门回大姑家。
虽然经常有烧饼油条吃，但是过几天大姑就会给我几毛钱，让我去买缠丝火烧。缠丝火烧有碗口大小，表面烤得焦黄中透着点儿红。火烧表面，一圈圈的细面条缠绕在上面，那样子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手抓饼，不过手抓饼太薄，且拿起来时容易散，而缠丝火烧有两三厘米厚，那些细面条丝一样缠绕在上面，烤熟之后，每条丝脆得几乎要掉渣，焦黄微红的的丝缠绕在一起，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上面还刷有一层油。一掰开，香气随着热气冒出来，丝下面的火烧瓤，白里透着黄，不知道是食用碱使然，还是油浸了进去，总之，瓤是软的，香的。这样外酥里嫩的缠丝火烧，只一口，香酥脆软，便满口留香了。
我喜欢把丝一根一根剥下来，脆脆地使劲咀嚼，然后再吃里面香软的瓤。大姑喜欢一口咬透，说有酥有软吃起来才带劲。
打火烧的都是中年妇女，干起活来不慌不忙。火烧打好了，她们就把火烧放在一张草纸上，包两下兜起来递给买火烧的人。买火烧的一般都是附近的人，往往带着个小饭筐来。看见烧饼递过来，赶紧伸筐子去接。这样到家之后，火烧依然是酥脆的。
因为缠丝火烧，我对古城的记忆就充满了香气。1982年，大姑搬回了在马宅街的婆婆家，离得远了，也就不到这边买缠丝火烧了。不过，楼东大街与东城墙交叉口的西北角，也有一家卖火烧的，虽然和缠丝火烧长得不完全一样，但也有丝，也是酥脆香软的。哪天馋了，大姑就对我说，去买几个火烧吧。
四十年过去了，缠丝火烧销声匿迹了。不知道会不会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拐角，我在古城区蓦然回首，惊喜地发现有一家火烧铺子的炉火正旺，缠丝火烧穿越岁月的风尘，正向我伸出勾魂的小手。
8.喇叭裤、茄克衫和鸭舌帽
“花格寸衫喇叭裤，泡妞溜冰压马路。蛤蟆眼镜矢村头，满街乱跳摇摆舞。”这是八十年代初时髦青年的时髦写照，也是被老派人称为不良青年的标志。
我大姑是做服装的，这样的衣服自然引起了她的关注。但当时，喇叭裤还是从外地进来的，随着在聊城时髦青年中的蔓延，需要订做喇叭裤的人越来越多。大姑思量再三，决定做这些人的生意，于是乎，大姑的服装店挤满了头发留到脖子下面的男青年和戴着哈墨镜的女青年。他们吵吵嚷嚷，都想要大喇叭。这个说，他的裤口不能少于一尺，那个说一尺算什么，怎么着也得一尺二，还有的干脆就说，喇叭越大越好，直接给我做个一尺半的裤口，而且裤长要够，前面必须盖住脚面，后面必须齐着鞋底……大姑根据他们的要求，仔细测量尺寸，并认真做好记录。开始做的是纯色布料的，后来有人要暗格子的，更有甚者要求做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总之就是一个五颜六色。大姑赶紧进各种布料，然后一条条喇叭裤就从她的裁缝店里走向了千家万户。一时间，那些年轻人穿着大喇叭裤从街上勾肩搭背地走过，就像拖着一个个扫帚。若是再跳起迪斯科，那就是无数扫帚在抽着筋扫地了。
身材修长且双腿又直又长的，穿上喇叭裤很好看，而且给人重心很稳的感觉。矮胖的，X腿O型腿的，穿上之后那简直是灾难。特别是那些个矮腿短的，人家是从膝盖开始喇叭，他是从腰就开始喇叭了。
喇叭裤风靡一时，年轻人或早或晚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喇叭裤。但是，时尚就像瘟疫，流行一阵就过去了，紧接着又开始风靡茄克衫和鸭舌帽。
当大街上有三三两两的茄克衫和鸭舌帽出现的时候，大姑主动出击，先买了一套回来，像法医解剖一样，把茄克衫和鸭舌帽拆开再缝上，她就可以自己批量生产了。大批时髦青年还没来得及涌进她规模越来越大的裁缝店，她已经在楼东大街新市场对过的路边摆摊出售了。摊子的右后方，是两层楼高的供销社，专营烟酒糖茶；左后方的路口，是一家打制铝制品的铺子，每天敲敲打打，铝锅，铝壶，生铝倒出来的烙饼用的鏊子，就从他的敲敲打打中变成了他想要它们成为的样子。而前往新华广场的，是一条长不足百米的路。路东，靠南的是一幢东西走向的红砖大房子，屋脊高耸，屋内有两三层房子高，空旷的大房子像个操场一样，里面摆放着青菜和西红柿——这是一个菜市场；靠北的，是一个百货公司，里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天都会有农村来的小伙子带着羞答答的姑娘，来给扯女方订婚的衣料，一般裤子褂子至少要扯两身，有的还要买鞋和袜子。至于扯什么料子的，姑娘说了算，小伙子的痛快程度，彰显着对姑娘的满意程度。也有扯了衣服最后付不起钱的，姑娘肯定不高兴了，小伙子也愁的蹲在路边揪头发。若是媒人或者双方的女老的(di)跟着来了，那双方就要好好说道说道了。 总之，这桩婚事成不成，订婚扯衣服料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摊子的左前方，就是新华书店和照相馆。这些，都带来了大量人流，更何况再往前走就是新华广场呢？所以，大姑出摊的地方，正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占尽了地利。
她在路边撑开一个钢丝折叠床，床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鸭舌帽，各种花型和材质，应有尽有；床上方撑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茄克衫。摊子一出，瞬间围满了人。试穿的，试戴的，络绎不绝。大姑负责解答顾客的疑问，大姑父就负责维持秩序，而12岁的我，则承包了给他们做饭送饭的任务。烙几张葱油饼，给他俩炸两个鸡蛋，提一壶水，就出门向西，走到有着小水屋的路口拐向南，沿着胡同疾走，一口气走到砸铝皮的铺子，绕过它摆在路口的铝壶铝锅，几步到了大姑的摊子前，把饭递给她，她却不一定有时间吃。铝铺老板遛达过来，说，你这侄女可以呀，擀得饼真圆。
那些进城扯订婚布料的，出百货公司的门来到楼东大街上，看到我大姑卖的茄克衫和鸭舌帽，对小伙子满意的那个姑娘，也会站在摊子前左看右看，仔细挑选出一两件，怂恿着小伙子试穿一下，最后常常会红着脸掀开自己的衣角，拿出卷成卷儿的钱，给小伙子买下来。等一对年轻人欢天喜地走了，铝铺老板就用洞察一切的语气说，这一对，没跑了，准成。
现在，又有人穿喇叭裤了，这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到古城区楼东大街上大姑的那个服装摊子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