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养而亲不受

我母亲生于1922年的正月十七，是公历的二月十三号。2017年的正月十七是我母亲95周岁的生日。我翻了翻万年历，发现2017年与1922年的日历完全相同，正月十七也是对应公历的二月十三号。我多么希望母亲能高寿，活到九十多岁，能同她的儿孙们在一起过生日，共享天伦之乐。

可惜，母亲并没有活到95岁，而只在人世间度过了62年的光阴。1984年因脑溢血不幸去世，至今离开我已经三十多年了！

如今，我已儿孙满堂。我不仅是母亲，还当了奶奶，但想起母亲依然会泪流满襟。

母亲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好的家庭。她爷爷是一个文化人，在乡里教书。她父母婚后多年才有了她这个娇娇女，被家里视作掌上明珠。她上学念书都是由爷爷背去背来。应该说母亲的孩提时代是很幸福的。

可惜好景不长，母亲尚不满六岁就失去了亲娘。不久，她父亲续弦了，为她娶了个继母。她后妈连续生了三男一女。1954年，她爷爷和父亲带着四个子女外出逃荒，不幸途中病逝。她大弟弟一夜变“成年”，成为家中的顶梁柱，领着弟弟妹妹，陪着自己的母亲，带着自己父亲和祖父的遗骨，落籍到洪湖黄家口。在一片芦苇丛中，用芦苇杆搭盖起一个棚子，暂时栖身，艰难度日。母亲和四个弟妹虽为同父异母，但仍然常常接济身处外乡的他们。为这事常受祖父祖母的责难。幸亏得到父亲的支持，母亲才不至于为难。

母亲结婚时是十九岁，父亲十七岁。当时，日本进犯，烧杀奸淫，她和大多数适龄的有婚约的女孩子一样，抹黑脸，穿麻衣，用一个包袱装几件换洗衣服，不声不响的来到婆家。父亲是家里的独子，只有一个姐姐。当时还没出嫁，被称呼“大姐”，母亲便被称为“二姐”。母亲生养了十一个孩子，成人的只有我们四姊妹，一个哥哥。我是母亲的第十个孩子，生我时母亲已40岁，属高龄产妇了。

母亲待人诚恳，乐善好施。乡邻们一直称她为“二姐”，有什么事都愿意找她。因为母亲识字，他们总找母亲帮助识别粮票，布票等；因为父亲是手艺人，经常有活钱，他们有时候找父母亲借钱。父母亲总是竭尽全力愿意施以援手。有邻里乡亲向母亲谈起伤心事总是哭，母亲就劝慰她们说：“我有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没能成人，或大或小相继夭折了，我为他们眼泪哭干了，有什么用？我现在不哭了。”

母亲喜欢笑。我做孩子时，有人说我像她一样喜欢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我长相不像母亲。母亲除了皮肤黑，五官身材都很好，而我除了皮肤像她，身材，五官都不像她。所以，她总说我长得丑，要我好好读书。

我读师范时，有时给家里写信，在信中我从没有问候过母亲，我自己并没察觉到这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和母亲出门乘车。在车站，一位大妈问我怎样买票，到哪里上车，我不厌其烦地告诉她，并把她送到她要坐的车上。母亲看在眼里，在我完成后她对我说：“我看你对这个人耐心得很。你对不认识的人这么好，却对妈没有这样好，写信连叔叔婶娘都问到，一次也没问候过我。但我知道，你其实不是不喜欢妈，只是觉得都是家里人，没必要这么客套和热情？”我这才意识到，妈常看着我欲言又止，和我聊天总不尽兴的样子，原来是有话憋着没有说出口，但这不能怪母亲，而只能怪我。我确实对亲近的人不怎么讲客套语，母亲也从来没有为此严厉的批评过我，以至于我现在都是这样。

一九八二年，为了调动工作，在两个县城间一天跑两个来回，四趟。而邻居家的一位兄长外出从早晨等到下午没等到车，又返家准备第二天再去等车。母亲对此不解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这哪里知道，可能我机会好吧”。母亲望着我又说：“人家俩母子说话用镰刀都割不断，你硬是没话跟我说？”她哪里知道这个中的艰辛，我是不能跟她说得那么详细的。我跑调动，连货车都趴过。有几人敢趴正在行进着的货车呀，哪个母亲会允许自己的孩子，追赶行进中的货车啊？现在说出来倒无妨，可她听不见了，也不会再为我担心了。

一九八四年，母亲脑溢血，瘫痪在床，后来逐渐有所恢复，可以扶板凳下床方便了。我决定结婚，以便把她安顿在我家里照看她。八月十五定婚期，十月一日我外出办事，在外住了一宿，她急切地要找我，不慎从床上滚了下来，致病情恶化。她预感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反复叮嘱亲戚朋友们一定要把送我的人情钱给到我手上。因为她总说她幺女儿太善，无论自己多么为难都不会向父母开口要这钱的。

为了催我早点结婚成家，她对我讲：“你结婚了，我就搬去和你同住。可我结婚刚满一个月她就走了。我知道她这是有意的在体贴我，她不想到“我家”，不想拖累她的女儿。我真后悔，自己不该早结婚，我不结婚她就不舍得丢开我。古人有云：“子欲养而亲不待”，可我母亲是“子欲养而亲不受”。作为女儿未能尽到奉养之责和孝亲之心，对母亲的死，我将抱憾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