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雨滴答

01
一九六九年正月，我已满六周岁，母亲带着我去镇上唯一的学校，准备给我报名，让我进学堂。一路上，母亲都是教我如何用功读书。她说：“你个子小，长得丑，又不会说话，不读书就挣不到饭吃。‘人从书里乖’。”她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记得很清楚，母亲牵着我的手，兴致勃勃地前往学校。我们在办公室没找到校长，正准备去教室找寻时，校长来了，就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接待了我们。我母亲还没把话说完，校长就一口回绝了：“不行。她太小了。”
“不小，还有一个月就七周岁啦。”母亲解释说。
“她个子那么小，有七周岁吗？她到七周岁也不行。明年各大队都要办小学，她应该到你们光辉大队的小学去读书。”
看着校长一脸坚决不收的表情，母亲最后欲言又止。但，仍坚持微笑着和校长道别，然后带着我回家了。
我永远记得校长与母亲说话时的那副模样，记得他说“不行”时高高挥起的手臂。后来，我知道了这个人姓陶，人称“陶校长”。
母亲把我从镇学校带回家后，又把我交给了村里的私塾先生。几个月后，先生家里养的蚕宝宝大了，要腾出地方摊放，只好将我们解散了。
一九七零年正月，做瓦工的父亲和他的一帮师徒紧赶慢赶，终于将我们光辉大队的小学修建好了。学校建成后，我便成为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因为我读过几天私塾，父亲认为我应该入读二年级的。当他知道我进班选择的是一年级时，把我的后颈窝拍了一巴掌，笑着说“再不许炒现饭。”
父亲并没用多大力，打得根本不疼，但我眼眶里还是涌出了泪花。当时学校入读学生的情形是：老师先说“八周岁以上的学生读二年级，剩下的学生读一年级。”过了一会儿，老师又说“七岁多的同学人数太多了。都编到一年级，一年级就人多教室装不下，都编二年级，二年级人也多了。干脆由他们自己选，两个年级各分一部分。”我纠结了半天，想到陶校长的话，就选择了读一年级。哪知道，我这个选择并不遂父母的意。我不明白父母和校长、老师的想法怎么就不一样呢？我心中感到有些委屈。
不知道母亲是不是看到了我眼中的泪花，她在旁边说了一句：“老师不分班，要他们自己选，这娃儿晓得什么呢？”我才得到一丝安慰。现在想来，幸亏当年没有去读二年级。因为，在恢复高考的一九七八年，我们镇没有一个高中应届毕业生考出去。这引起了镇领导和高中校长们对我们这一届的高度重视，调派了全镇最好的老师，全力备考。经过一年艰苦努力，我们那个40人班级，有三十九人接到了不同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有时候，人的祸福真的难以预料。
一九七一年，我读二年级。有一天早晨，刚插进我们班不久的女同学平月星被她家人喊回去了，不再上学。过了两年，我读四年级时，她又坐进了二年级的教室。但没读上三个月又被叫回家了。原因是她家添了第二个弟弟，要她在家照料她的两个弟弟。
平月星在家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两姐妹虽然都是高颜值，但长相、身材却迥异。姐姐是娇小型，妹妹相反。她们的父母就把姐姐放进了学堂，希望她将来离开农村，靠脑力劳动挣饭吃。而她则成了里里外外一把手，帮父母干活、做家务。随着年龄的增长，妹妹觉得父母待她不公平，强烈要求像姐姐一样能进学堂读书。她父母答应了，将她送到学校插进我们班。读到二年级时，她的第一个弟弟出生。因为她妈是生下她们姐妹多年后才又生育的，而且转胎生了个男孩，喜得贵子，父母自然是欢喜得不得了，将其视作心肝宝贝，取名“亮亮”。在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下，便将她从学校拉回家，专门照看这个宝贝儿子。为安抚她，答应等这个弟弟会走了，让她带上弟弟再去上学。
她母亲还算没食言，两年后真让她进了学校。可惜没过多久，她妈又生了第二个弟弟，又把她从学校叫回家。等她把第二个弟弟带大时，她已经是大姑娘了，羞于和她弟弟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再也不愿意上学读书了。
成年后，我们偶尔相见，她就会无比地羡慕我。每每这时，我就会和她开玩笑：“谁让你这么会长，这么会做事的。你看我，又丑又笨，我妈就不要我帮她，一直让我在学校读书。”虽然是开玩笑的话，她听后脸上也会显得很尴尬。
我读二年级时，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六一”儿童节那天，公社教育组的领导到我们学校来，同师生一起参加庆祝活动。活动内容有两项：第一项是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举行宣誓仪式，还有一项是进行文艺演出。文艺节目中有一个二人话剧《公社架金桥》，由我隔壁的小成哥和他的一个同学出演。全校学生按班级分块，秩序井然地坐在操场上看演出。但当报幕员报出《公社架金桥》后，迟迟不见演员出场。等了很久，小成哥仍没有上场，而是由一位老师和那个同学上场演出的。原来，公社领导得知小成哥家里是地主成分后，不仅取消了他上场演出的资格，还收回了他刚刚系在脖子上的红领巾。
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小成哥到学校了。辍学后，小成哥只得在家务农。
我有一个二姑姐，她很喜欢小成哥。因为二姑姐是我姐的闺蜜，所以常到我家来玩，也顺道到小成哥家去玩。有一次，二姑姐在她自己家里提到小成哥时，不小心说了一句“我的小成”，被她父母听到，发现了他俩的恋情。二姑姐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大哥是生产队记工员，二哥是卫生院专职医生，三哥是现役军人；而小成哥是地主的儿子。在强调“阶级斗争”的那个年代，她父母对这桩婚事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小成哥的父母托人为他说了一个对象。女方是个一字不识且智商极为低下（小时候生病留下的后遗症）的农家女孩儿。
在双重的刺激下，二姑姐患上了精神病，隔三岔五地走在去小成哥家的路上。有一天，二姑姐倒在她常走的那条路上，被人发现时已不省人事，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再后来，我就一直不见小成哥，只听说他离家出走，到外乡去了。

02
我的小学四、五年级和两年初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勤工俭学活动中度过的。为了建校舍，学校安排低年级同学挑黄沙、捡砖渣、拾烧窑用的柴草，高年级同学做砖坯、烧窑、运砖。此外，学校还安排我们学生到野外挖中药材卖钱集资，到排湖运黑色的腐质泥制腐殖酸氨肥料，还要到校办农场和校办工厂劳动，或参加学校组织的支农劳动。
记得在当年的劳动中，常有同学受伤。先是挖沙时遭遇塌方，一位老师和两个同学被埋在沙土里，因抢救及时，只是受伤，生命无大碍。再是五年级的一个男生，自己搬在肩上的铁锹，在他走路的时候掉下来，落在脚后，削伤了他自己的脚后跟。再是我被一条刚下崽的母狗咬了一口，留下八个牙伤，伤口好久才愈合。然后是初中一年级的一个男生，在用冲担挑稻捆时，用力一插，冲担插进自己的腿中。
当时的劳动很频繁，我的劳动工具和务农的姐姐一样齐全。一般的劳动强度还不是很大，最累人的就是帮农民捡棉花、到排湖挑担回学校。
初中时，有一次我们去支农，任务又是捡棉花。大家都觉得很累，就在那里说笑逗闹找快活。被老师看见了，非常生气。一回到教室，老师就找两个同学到讲台上训话，批评他们俩表现最不好，怪话最多。起先，老师批评他俩时，大家都觉得好玩，他们俩也不以为然。说着说着，老师冒出了两句话，他们俩立马泪涌，其他同学都低下头，觉得老师太过分。
第一句话是针对家庭成分‘上中农’的同学：“噢，难怪的！你家是什么成分？难怪你对这次劳动这么抵触！”
第二句话是针对另一个同学的：“你和你妈偷集体的粮食时，你不觉得累，还帮你妈撒谎骗老师。”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这个同学有一天迟到被老师批评，始终不说迟到原因。老师就让他请家长来。他妈妈来到学校，觉得儿子太委屈了，就说出了实情：“我平常捡的几颗黄豆，想做成豆腐，我一个人做不了，他为了帮我，就迟到了。我要他不到外面讲我们家做豆腐的事，他就没有讲出来。其实，他不是偷懒迟到的，是帮我才迟到的。”
那个年代，生活都困难。这个同学家是吃商品粮的，没有农田，且母亲因身体不好，没工作单位，家里更困难。他母亲能动时，就出去捡拾一些烧柴或粮食补贴家用。方圆几里都知道他家情况特殊，能帮到的都尽力帮一把。老师居然拿这事批评他，我们都觉得老师的话不应该，也不能说什么，只在心里和这两个同学一起流泪。
高中开始，我们就没再去支农，学校更充实了师资力量，还配有了一位专职的政治老师。这位老师好像刚从大学毕业，很年轻，一米八的个头，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可惜的是，当时普通话没有推广到乡镇，政治老师的普通话就成了我们的笑料。
我们取笑最多的三句话分别是“朱光芝”、“叶先艺”、“把猪的肉变成你的肉”。我们班两个“先芝”都被老师认错了。一个把“先”认成了“光”，一个把“芝”认成了“艺”，政治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点名时的标准普通话，念错的名字，把我们全班逗得哄堂大笑。其实我们并没有恶意，看着老师涨红了脸，更觉得好笑。老师讲课时一句“把猪的肉变成你的肉”与我们的方言相差太多，再次把爆笑推向高潮。老师生气了，大发脾气。
从此，政治课上只有低低的偷笑声和埋头的说笑声，加上老师生气的训斥，讲课很少能正常进行。有一次课堂上，政治老师再次发飙，严厉警告：“我再说一遍，谁的课本没有翻到指定的页码，没有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我讲课，就到讲台上罚站。”这时候，我身后的同学急得想哭，她不知道老师指定的是哪一页，我赶紧转过去帮她翻到指定的页码，再转过身来时就成为了全班最后一个坐端正的同学。老师指名叫我：“出来！”他要我罚站。
我不出来。心里想：我帮她翻到指定的页码，是在帮助她听老师的话，也是积极服从老师安排，也是帮老师维护秩序呀，老师不仅不表扬我，还批评我，我坚决不出去。
老师拉着我的右胳膊往外扯，我左胳膊牢牢地挽住课桌的腿。我坐在最前的一排中间，就在老师的讲桌前，个子又特小，大多数同学不知道我违反了老师的哪一条。他们以为老师管不住学生，看中了我个儿小，就拿我开刀，是对人不对事，并不是对事不对人。公愤被激起，几个男生冲上来，把老师按在了讲台上。
这下惹大祸了，班主任老师来到教室，全班连续整风一个星期。
那次事件的几年后，我和当年的这位政治老师成了同事，我们都忘了那件事。再过几年，当我牵着自己的孩子教他认“黄牛（niú）”，“水牛（niú）”时，旁边的老乡大声笑话我：“yóu（牛）都不认得，还liú,liú,liú（流流流）”。听到他们的笑谈，我一点儿也不生气，朝他们笑一笑。
笑着的时候，曾经遇到的村小的一位语文老师教同学们认生字的声音回响在我耳边：“hēi,hēi,hé板的hēi;zhú,zhú,zóu子的zhú。”我慢慢地收敛住笑容！
再想到政治老师当年的普通话，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但，欲哭无泪！

03
命运安排，我当了教师。初次站上讲台的我，学生时代的一幕幕便浮现在眼前，我发誓，绝不打骂学生。但，情绪上来的时候，初心被抛掷脑后。
一九八二年，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课间打篮球。上课铃响了，是我上数学课。他上身只穿了件背心，光着胳膊抱着篮球往教室跑。上课铃声已落，他没有喊“报告”就进了教室。他像教室里没有老师一样，笑呵呵地走到最后一排，坐到自己的座位后，我很生气。让他站起来，但他不动。我立马对全班学生说：“起立。除最后一排的学生外，其他同学向后转。最后一排，一二组的四个同学向左转，另外三个同学向右转。”结果是，全班同学都看着他。他羞愧难当，而我丝毫没给他解释的机会。

一九九二年，我带初中三年级的物理课。上课时我听到有人冒出一句“小P”。我这人特不能容忍在我面前骂脏话，立马情绪就上来了。
“谁？”
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上节物理课没来，我还没来得及向他班主任老师了解他旷课的原因，这节课上，他这样地毫无顾忌地出口脏话。联想到他的“旷课”，我断定他是瞧不起我这位老师，是故意旷课、捣乱的。我脱口而出：“是你呀！我告诉你，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数理化成绩比你好得多。别的功课我不敢保证，但数理化成绩肯定比你好！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不一定混得比我好。”他立马低下头。
我没有再与他谈心，没有再给他做思想工作。而且，课后我又没与班主任老师沟通。这个同学从此学习散漫，得过且过。有一天，班长对我说：“他之前学习很努力，就是被您批评后就不想学了。他总说‘老师都说我不行，我肯定考不出去的’。我们劝他也劝不好。”我这才想起去问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说，“那节课他是请假回去拿米了。他跟我请假了的，我忘了告诉你。唉，难怪他现在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的！”班主任老师边说边“啧、啧、啧”的，表现出很惋惜的样子。最后还又补了一句：“他可是算在考上的指标里的！”
“他说‘小P’，你管他呢，他又指的不是你。”
“你说鬼话，在她的课堂上么她难道不管呀？”办公室里，老师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欠妥，后在教室里反复说明，说我是故意那样讲，是想激发他学习的劲头。但他只记住那天的那一句话，后面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了。
那一年的中考，他真的没考好，而我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也不敢见他。准确地说，是不敢见他们那一届的同学。因为我在关注他的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件事，让我在内心觉得自己无颜面对那些学生们。
那是中考的第二天，一个女生找我说：“老师，我的准考证放到左超的袋子里了。我不敢找她拿，您帮我去拿来吧？”
“为什么不敢去？”
“她和老师住在一起，不让我去找她。”
“噢，那我去吧。”我找到左超住的房间。进去后，我发现左超、郝老师、郝老师的女儿阙彩虹都住在那儿。
阙彩虹和左超是一个班级的。左超是贫寒家的女孩儿，学习成绩很好，阙彩虹常向她请教，两人常在一起。这一次，她们被安排在一个考场，分别在二三组的第一排。
见我进去，郝老师有一些惊讶：“你怎么来了？”左超是一副很烦恼的样子：“哎呀，吃了那个人参，我头都是晕的，只想打瞌睡，根本不能想问题，好烦！”
阙彩虹看着她妈妈，说：“咧，给人参她吃，她还这样说？”又转头对左超说：“那是好人参呢？” 郝老师没吱声。
左超不理会，继续说：“老要我丢纸条，我吓得要死。根本没心思往后做！最后两题，我都没时间考虑，都不知道写的对不对！”
这时候，郝老师很和善地对左超说：“今天的人参吃多了，明天少吃一点儿。不用担心。你尽管安心做你的试卷，我们给监考老师打过招呼的，你不用紧张。”
左超看了我一眼，又继续发牢骚：“又不是一个监考老师。有时候还有巡视员来，一有人进来，我就吓得要死。哪里能安心做题？”
“昨天吃饭时，易老师跟你讲过的，他会看着你的，他也向别的老师打过招呼的。你看，今天本来不是他监考你们，他都调换过来了，就是为了你安心做试卷。你只管做试卷，其他的你都不用管，阙老师（阙彩虹的爸爸）会处理好一切的。你没看到阙老师和易老师一直在一起吗？”
她们的谈话让我悟出了他们的用心。阙老师两口子，先是让我和左超交换房间，让她和郝老师母女住在一起。然后，阙老师又和易老师一起合谋，让左超把自己的答卷传递给阙彩虹。但是，左超并不乐意这样做。
他们这种考试作弊的情形，我作为带队老师，之前确实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样？阙老师是我同事，也是我初中的任课教师，郝老师算是我师母啊！易老师也当过我的任课教师，又与我同过事，在调进市直学校之前，我们是邻居。他们都是我长辈啊！我怎么能拿下这个情面呢？
我完全无语，也忘了我来的使命，只说了一句：“噢，我先走了。”从她们的房间悻悻地出来了。
说来也很巧，就在那个暑假我调离了那个学校。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一直到现在。

04
二零零二年，我儿子参加高考，虽然没有被北京大学录取，但还是被别的学校录取了。儿子走之前，他的班主任老师向我儿子爸讲了一件事，又一次让我不知所云。
儿子有个同学，叫蔚颂乔，与我儿子从初中开始到高中毕业都在同一个班级，我儿子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蔚颂乔的成绩也居于中上等。他们初三时，我儿子的爸爸是他们班的任课教师。蔚颂乔读初中二年级时，他父亲在睡眠中死去，没有查出死因。半年后，蔚颂乔的母亲与他父亲的同事再婚。
蔚颂乔读高中时，她母亲隔三岔五地央求我儿子的爸爸，说是蔚颂乔思想开小差，不努力学习，请帮忙教育他。高三更是约我儿子爸去学校，面见儿子的班主任老师，一起“教育”蔚颂乔。
高考时，蔚颂乔没有参加考试，而是在高考前就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了。这时候，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找蔚颂乔的妈妈帮忙买一辆好车，他妈妈婉拒了，没答应。班主任老师很生气，说蔚颂乔的妈妈忘恩负义。当初为他儿子调换档案时，答应得好爽快，现在就过河拆桥不认账了。当着我儿子爸数落她，并希望我儿子爸能劝一劝她。
我儿子的爸爸这才如梦初醒，深感被欺骗，激愤地想要“呐喊”。我说：“没必要。当初，你按照她的吩咐，背着我与她通电话，一讲就是个把小时；瞒着我和她在高中的校园散步，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你完全由她摆布，就说明你智商不如她。她当着你的面，把你儿子的档案换给她儿子，你都没发现，说明她很有心计，早就设计好了，你根本跳不出她的手掌心。再说了，你告发她抢了你儿子的保送指标，让你儿子失去了一次进北京大学的机会，但对你儿子又有什么好处？你儿子高考成绩比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低两分，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说明他的能力还是差了一点点。
“读不了北京大学也并非坏事。我看过一篇小说，讲一个才子游玩到一个岛上。这个岛上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年有一场婚配考核。程序是，在指定的日子里，适龄的男女都到指定的场所由专业人员进行综合考核，男女分别按综合素质打分后排序，然后按照对等的序号进行婚配。才子正好赶上了婚配考核，就报名前往现场。与他前后到的有两个女孩，一个一脸横肉，穿得花枝招展却毫无优雅；另一个粗布衣服，素面清雅。才子心想她俩肯定是一个第一名，一个是最末名。考核结果下来的先一天晚上，主考官找到才子，说他目前排在第一，但要打点银两，否则名次不保。才子哪有多余的银两啊，只得任其排序。第二天，他发现自己果真排在了最后一名，想到自己肯定要和那个胖女孩婚配时，心里虽然憋屈，但也没有办法。哪知道，他在洞房里挑起盖头时发现，自己的新娘不是胖女孩，而是那个素面清雅的女孩儿。原来，那位长相清秀的女孩也遭遇到主考官的敲竹杠，她也没有配合主考官，也被排在了倒数第一。”
儿子爸听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大串，他也语无伦次地来了一句：“他姨妈们，好多亲戚都在国外，他迟早是要出国的。就算他不能作假保送，他也会有别的办法出国的。”
“你怎么知道他姨妈们在国外？”
“他妈妈给我讲的。他妈妈还讲……”

我儿子没能被北京大学录取，没有如愿以偿地走第一志愿，被减掉60分的级差分后，录取的学校和专业都不理想。我对儿子说：“一个人能进名校让人羡慕，如果能让他就读的学校成为名校更受人敬佩！”儿子说：“我不复读。我愿意今年去（读大学）。我有兴趣读这个专业，我不要你们出三万块钱转专业。”
我后来才明白，儿子是知道我们能力有限，也没钱，他不想增添我们的负担才这么说的。他在心里已暗暗发誓，“一定要再考清华”。我在他大学的寝室里看到了他桌上的《座右铭》：“老子不信邪 偏要考清华”。我让他把它扯下来。我觉得，“为获得知识与智慧，我们努力学习是应该的。为了一纸文凭，为了一份虚荣和别人挤独木桥就是浪费精力，相对于整个人类属于精力内耗，资源浪费。你可以学习你喜欢的科目，可以报考你向往的学校，但不能偏执。自己尽力而为，结果顺其自然。从古到今，怀才不遇的人多的去了，现在的社会开放得很，没必要盯着一棵树！”
儿子很自立。在大学里仍然努力学习，准备参加转专业考试。他还告诉我，新生报名的那一天，他碰到了初中的同班同学曹乾。曹乾也没有录取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已交了三万元钱，老师答应他可以转专业。言语间，儿子透露出曹乾出钱转专业是败家的意思，大有自力更生转专业的雄心壮志。
这次聊天的半年后，儿子对我说：“转专业考试没通过，只能加修第二专业了。唉，我觉得考试好像走过场，老师收卷都是胡乱收的，估计看都没看。”
我紧紧衔住想要滚出的眼泪对他说：“也有可能。转专业肯定是有人数限制的，应该是按百分比吧。有人交钱了，要保证这些人能转专业，没交钱的人就只能等空缺了。如果交钱的人多了，他们交了钱的人转专业都不能保障，没交钱的人就肯定不能转了，就不需要看试卷啦。”
儿子不再说这件事，用了双倍的努力，学了两个专业。虽然比他人累很多，但他从不叫苦。儿子自立到让人心痛！

05
二零一二年，刚毕业的学生肖君，她的妈妈打来电话咨询我“老师，您说我的肖君考不考得上实验班？办公室的闫主任刚才对我说，她有一个指标，两万元，保证进实验班。如果我不要，她就去给别人。您说我出不出这个钱？两万元太多了，学校是不是一个指标两万元啊？如果不出这个钱，万一娃儿没考好不能进实验班，怕她到时候受不了；出了这个钱，如果她自己考上了，这个钱就是白出了。两万元咧，又不是三五百。老师，您看我娃儿究竟怎么样，她的实力考得上实验班吗？”
“这些问题，我真没办法回答你。两万元确实太高了，我儿子在大学三万元转专业，我们都没有出这个钱。他转专业的考试没通过，不能转系去学他喜欢的专业，就自修了第二专业。人很累，他自己愿意扛！你的娃儿成绩是可以，但不了解别人的成绩呀！它这个考试是择优选取，如果你娃儿考得好，有很多人比你娃儿考得更好，就轮不到她了；或者她只考了60分，但60分以上的人不足实验班的人数，她就可以进实验班，所以这个是看相对成绩，很难说的。学校没有分配指标，更没有公示指标的价格。反正我是没有指标，哪个给我十万元，我也不能保证他进实验班。闫主任开的价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她有把握把人弄进实验班，你自己去斟酌权衡吧。如果你出钱，就要有考上了当捐款不图回报的思想；如果你不出钱，就要有考不上也能安心在别的班学习的思想准备。你还可以问娃儿的想法，让她选择。我没办法预估孩子的考试情况，不能帮你确定该不该交这个钱。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是我，我的儿子遇上这种情况，我不交这个钱！”
之后，她又告诉我说：“老师，我交了那个钱。我不后悔。我看有娃比我肖君考得好，没被录取到实验班，搬人动盏（方言，表示想方设法托关系）一大圈，还是用了那么多钱，还人都快折腾死。我不后悔了，幸亏我当时交钱啦。”
我无言以对，只是长长地“哦”了一声。
我把这些讲给儿子听时，儿子说：“我们一个同学，读博士到现在还没毕业。上次我去看他，陪他在校园里走了一两个小时，他恨不得哭出来。导师根本不关心他的学业，只想着如何利用他为导师自己挣钱。他是山区的，好不容易读出来，家里为他欠了好多债。本来指望他博士毕业了可以挣钱还债，他到现在都还不能出去找工作。”
“就不读了，出去工作呀？”
“现在出去工作，导师不给文凭。没有文凭，能找什么样的工作？关键是导师根本没有想放走他的意思。人家定个合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总有个期限，但他的导师就无限期地说他不能毕业，他能怎么办？”
“所以，遇上什么人很重要，读书遇到好老师更重要。上次听他们讲，熊老师的儿子，导师不放他走，他就故意和同学打架，学校处分他，他就借机会走了。我是在想，他儿子性格像蛮好的，怎么会和同学闹矛盾到那种程度呢？原来是被逼出来的苦肉计。你说，有一些老师那么爱钱，干嘛不转行啊？”
儿子无奈地笑一笑，也没能回答我。

06
二零一三年，我又接手一个新班。按部就班地按学校部署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这学期，学校德育处有一个活动——广场诗歌朗诵会，要求学生统一服装。
我喜欢白色套装，市场上没有卖的，找到一个裁缝店定做。预定交货期到了，星期一早晨，我上完两节课后，去缝纫店取学生的服装。看到老板提出打包好的衣服，放到我面前，我暗自庆幸老板没失约，按时交货。我想看看衣服的质量，就把他打好的包拆开来。
不拆看不到，看到吓一跳：“咦，你怎么不是用我指定的布料做的？”
“是呀。”
“这布这么差，我说了不能用这布，你答应我了的。”
“我是用你说的布做的。”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看，这儿还有块‘锈’。我反复强调要用好布料，你答应了的。”
“啊？我没看到。这布比你要的那布料还好一些。我为了你的衣服，人都快累死，还到处求人帮忙。做完了，我还给你一捆一捆地扎好……”
“你别说了，你说一百句和说一句是一样的。你不守信用。是你答应我的所有要求，我才决定要你做的。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去买呢！我也不是喜欢扯皮的人，要不然，我不要你这衣服的。你现在痛快一点，少收点钱，我把衣服拿走算了。”
“我又不是没完工，怎么叫不守信用。我为你的衣服，松紧带都花了几十元……”
“按我的要求和价钱，你当时是答应了的，你还要我下了押金。结果你的质量没达到，如果是一笔大生意，人家肯定把你告上了法庭。小生意也应该讲信用嘛！你还要不要下一次？你为了这一点点钱，偏把差的说成好的。你能这么说，我却说不出来，我把这衣服发给学生，人家家长不知道有多不满意。”
“家长不会说的，我小孩在他们学校，动不动就是大几十元的衣服，还不是不怎么样。我们从来不说。学生的衣服嘛，只要整齐。我还是帮您着急，求人家帮我做时，人家还找我要‘三元钱一米’的工钱，我们做生意也很难。如果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为您少钱，关键是我还请别人做的。我已经为别人付工钱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眶里的泪水。她说的话不都是真的，但我觉得现在的生意也确实难做。但再怎么难也得守信用啊！
最后，我提走了衣服，心，却是忐忑不安的。诗歌朗诵会要开始了，急等衣服，退货是不可能的；拿着以次充好的衣服，降价协议不成，家长定会在心里埋怨我了。我能做的就是承受！
星期二下午，“校园广场诗歌朗诵会”开始了，我们班上场朗诵的时间排第三。学校要求学生坐在自带的小凳上，然后提前两个节目准备。我们班的学生穿的是白裤子，我担心他们坐得离地面太近，把衣服弄脏了，而且我们的节目很靠前，打算让他们朗诵完以后再回教室搬小板凳。可学校领导不同意，要求我们统一行动，先搬来凳子。就是这个凳子，又让我感慨万端。
我们班的PJW，朗诵完了回班级后找不到自己的小凳了。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老师，我的凳子被那个女生坐着。”
“哪个女生？你带我去看看。”
“就是她。”他把我带到一（二）班的座地，指着MYX对我说。
“哎！你是不是把我们班的PJW的凳子拿了？”我拍了拍MYX的肩膀问她。她看了我一眼，一言没发，倒是旁边的同学接着我的话说到：“喂，人家老师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耳朵？”她还是不作声。我又问我们班的PJW：“你怎么知道这小凳是你的？”
“我凳子上破了一道缝，我认得。”
“我凳子也破了的。”这时的MYX冲着PJW喊了一句。
“我凳子上还有一个脏的记号。”
“我凳子上也有脏的。”MYX冲着PJW又喊了一句。
看到MYX的态度，再看看PJW着急的样子，我只好对他们说：“你们俩的凳子是一样的，这儿却只有一把小凳，肯定有一个不见了，或者有一个在家里没带来，自己以为带来了。PJW，要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好不好？”PJW很顺从地说：“好。”
放晚学的时候，我把这事儿讲给一（二）班的语文老师听，没想到他们的老师听到我的讲述后，很骄傲地断言：“你是说我们班的MYX？那她不会弄错的。她不是一般的学生，她精着呢！她今天带的一个绿凳子，我看见了的。到操场后，屁股没有离板凳，怎么会拿你们班的凳子呢？”
语文老师的话让我一头雾水，难道我们班的学生就糊涂？PJW是有点小，但他不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吧。MYX再精，也是个孩子呀！她就不会弄错？至少“屁股没有离板凳”这句话是经不起反驳的，我都见她上过厕所。再者，她班的学生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学生吗？我是她们班师生的敌人吗？很显然，他们的老师对她、对我是有偏见的，这个老师是不可能去帮我调查的。
但我自己是不死心的。我经过一系列调查，发现是MYX的问题。
第二天，我找到MYX，对她说：“你为什么拿PJW的凳子？”
“我的凳子也破了的！”
“是不是你来的时候，没看见自己的凳子，就以为PJW的凳子是你的？”
“嗯。”
“那你不该把两个凳子拿回家呀？”
“我只拿了一个回家。”
“还有一个呢？”
“我放门房那儿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班PJW呢？你明明知道是他的，为什么不给他呢！你不好意思给他，给我也行啊。”她又是不吭声了。我接着对她说：“你放哪儿？还记得吗？”
“就在那。”
“能帮我找来吗？”
“能。”
“那你帮我找一找吧。”MYX在一个同学的陪伴下帮PJW找凳子去了。
过了一会儿，MYX还没回教室，他们语文老师来了，我又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她“嗯”了一声回教室了。又过了大约一分钟，MYX还没回教室，他们老师又从教室出来：“万老师，你把我的学生呢？”
我感觉我在他们老师心里就是一个人贩子。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她们俩去门房找凳子去了。
MYX和她同学向教室走来：“我们没找到。我们昨天放那儿的，今天，那凳子不在那儿了。”
“算了吧。找不到嘛，算了。MYX，如果你家长有时间的话，叫他们找我一下好吗？”
“好。”MYX爽快地答应着回教室去了。
我也回到自己教室，等待上课。
我以为自己也是MYX的老师，我把MYX也当自己的学生一样呵护教育。但我一直没见着MYX家长的身影。其实，我也没权利见她家长，她不是我班的学生，她们没有把我当她的老师啊！
　
星期四清早，和MYX的谈话无功而返，刚回到教室门口，被一学生的奶奶拦住，“老师，我跟您说件事。昨天，我的ZCL不知和谁打架，把牙齿打断啦。”
拦住我说话的是ZCL的奶奶，住西门。儿子媳妇都在广州打工，把孙子交给她和老伴带着。因为儿子媳妇不在身边，奶奶带ZCL谨小慎微，生怕有一点儿闪失。我赶紧迎上去说：“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他说您知道呀！”
“哦，那是和ZZX，不是打架，是玩的时候碰到ZZX的头了，把鼻子碰流血了。他是告诉我说：‘牙齿碰松了’，我还对他说：‘那是要换牙了。牙齿哪儿能那么容易就松动的呢？’后来他没说别的了，我就没再追究了。听您这么说，那撞得不轻啊，我再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把ZCL找来，带到他奶奶面前：“您看看，他那颗牙齿碰断了？”ZCL的奶奶指着ZCL下排左边的门牙说：“就是这颗。”我看了看，那牙龈是有点红，但牙齿是好的，只是长得有点短。“那不是碰断了，只是还没完全长出来。您看，那上面的形状是自然长成的。如果是碰断的，它会是一个齐口，而这儿不是的。”ZCL也大声对他奶奶说：“昨天碰的是右边，不是这里。”
听我和ZCL这么说，他奶奶又补充：“他回家，又不说，只哭。难怪的，把鼻子打破了？坏了坏了，把鼻子打破了怎么办呢？该不会像他妈妈和他姨妈小时候一样吧，第一次把鼻子打破了，止不住地流血，流了好多血，以后一碰就流血。要是那样就坏了呢！”
我只好如实地告诉他奶奶：“我听同学说他流鼻血的时候，开始以为是被太阳晒的缘故，我小时候一晒太阳就流鼻血。后来听说是碰的，我反而担心得好一点了，因为他当时只是一点点流血。他不是像别的孩子，碰破了鼻子流血很厉害，他没怎么流血，我给他洗干净了就没有流血了。像别的孩子，止血至少得十分钟。”
送走他奶奶后，我赶紧回办公室改单元试卷。像抢火一样，把单元试卷一改完就进教室上课。两节课后，我正准备到办公室批改家庭作业，又接到ZCL妈妈的电话，广州的长途：“……那门牙打断了又不好长了。”
我只得耐着性子安慰她，给她解释说：“他奶奶看错了，他门牙没有断。奶奶年龄大了，又是隔代，压力比较大。你可以叫奶奶带他到荆州医院去检查，看医生怎么说。有医生的话，奶奶心里就安心一些。你们也可以和他进行视频聊天，看看它究竟是什么状况。”
他妈妈总算安下心来，不再记挂这件事了。
现在，这些事总算成为过去。但，孩子的监护人对我的不信任却永远留在我心里。
家长对老师的不信任我可以理解，可以容忍，但，我面前的孩子不能感受到我这个老师真诚的爱是我最揪心而无能为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