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身自重

1972年，我读小学三年级，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其实，说文艺宣传队也不准确，因为我们仅仅只是学跳舞。

我们村小有一名女教师，名叫张尤姑。她在学校各年级挑选了一部分女生，教学跳舞。张老师编出几个舞蹈动作，我们跟着比划。

张老师与我同村，和我相隔五家住户。她母亲是外乡人，不知娘家在哪儿。父亲是盲人，以算命卜卦谋生。

我们平常称呼她父亲为张瞎子，称她母亲为吴家婶娘。张老师有六姊妹：四个哥哥，一个姐姐。听父辈们说，吴家婶娘很要强，在和邻居吵架时，总是甩出狠话：“我家四个儿子，总有一个比你强。”她的儿女确实很出众。儿子个个浓眉大眼，腰圆膀阔，两个女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张老师是老幺，不仅颜值高，还能认几个字，因此大队选她做了村小的老师。

村小还有另一个女老师。因为张老师母亲早已去世，父亲眼睛又看不见，学校老师们就对张老师照顾得多一些。张老师带着我们一群女生排练舞蹈，经常放学以后排练一两个小时，晚饭过后还要到学校继续练习。每每这种情况就会有一两个男老师做她的助手。

每次排练结束，为了安全起见，老师们总是和大家一起回家，并尽量把我们这些女生都送到各自的家门口。而我，与张老师同路最多，同行时间最长。有时候，会有一名男老师同走一段路。我记得，带我们数学课的李老师，家住在我们二村后面，陪走的时间最多。

有一次，我们排练到很晚才回家。我们一群女生跟在张老师和李老师身后叽叽喳喳的。我离两位老师比较近，听张老师与李老师说着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我记得李老师说：“今天怎么样？”张老师回一句：“身上有红的。”当时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张老师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红的不是指红墨水吗？因为是偷听的老师对话，我也不敢问别人。

又一天晚上，很晚了。我们正准备回家时，张老师对我们说：“今天该我守夜（学校每天派一名老师在学校睡觉，值班守夜），我家里有点儿事，你们就在这睡觉，不回去了，帮我守夜。你们愿意不愿意？谁愿意？”很多同学表示说：“我愿意。”

张老师却特意指名问我。我有点犹豫，说：“我没跟家长打招呼。”“那不要紧，我回去时给你父母讲一声。”于是我就答应了，同意和四五个同学留下来守夜。我们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没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下半夜，有人敲窗户。原来是我们的家长见我们没回家都找到学校来了。我父母也来了，见我们都在一起便说：“在里面睡就好。行行行，就在这里睡吧，我们只是看一看。”

第二天，我问张老师怎么没跟我父母讲时，张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我忘了”。

又一次周末排练，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同学都到齐了，等了很久，张老师都没有来。大家疯赶打闹，玩成一团，我觉得这样疯疯颠颠的没意思，就回家写作业去了。

没多久，我作业还没写完，校长就来我家找我。母亲对校长说：“宪凤去了的，她见老师没来，就回来了。是不是没老师在啊？”

校长向母亲使了个眼色，说：“我说万宪凤蛮听话的，怎么会赌气回家呢？！你以为老师没来呀，她们还说是你赌气回家的。走走走，跟我去，有老师呢！”我觉得校长完全答非所问，想辩解一下，但根本没机会插话。

我到学校时，高年级的同学正在窃窃私语：说谁谁谁在学校厕所掏粪时发现了一个床单，说李老师三岁的女儿告诉自己的妈妈：“爸爸打蛋（煮鸡蛋）大大（李老师女儿对张老师的称谓）吃”。

再后来，张老师和老李师都离开了学校。我只知道张老师嫁人了，丈夫对她不怎么好，一连生了四个女儿，日子过的很郁闷。李老师呢，我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只在我读五年级时，见过他一次。

那是我去排湖的路上，巧遇李老师从排湖回来。他挑着一担稻谷捆，抬头看到我时，脸一下子泛红，很不自在的样子，好像我是老师，他是学生。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走过去了。我看了几眼他的背影，想叫他，和他打声招呼，但没有喊出口。直到现在，我再没有遇见过他。

我母亲一向对我要求很严。除一如既往地教育我要专心读书，少关注穿衣打扮，还多了一项，她有意无意的常和我讲些男女之事。有一次，母亲和我聊天，谈起了男女之事。她说“男人怕失志，女人怕失身。作为女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子守住。”她告诉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大多数男人都比较正派，有一些男人虽然不坏，但比较随性，做事欠妥，也有的对女人心怀不轨，女人要学会应对各种人。特别是跟男人说话要留心，不能随随便便嘴巴一张就随口一句，哪怕是玩笑话也要想一想再说。”

她给我讲过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某女，人很能干，又长得漂亮，很多人都对她有好感。她丈夫在外工作，很少回家。于是，常有人和她开玩笑。

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干活，一起说笑，讲着讲着就扯上她了。有位村干部对她说：“你有多厉害，敢在家里等我吗？”

“好啊，谁怕谁啊！”这位妇女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妥。怎么办呢？她思来想去。为避嫌，她那天晚上回了娘家。很巧，她丈夫平常很少回家，那天却回家了。看到屋里没人，不知自己妻子去哪儿了，就点着灯等老婆。要上厕所了，去了自家茅厕，房间里的灯还亮着。

更巧的是，这时候，那个村干部忙完公事从她家门前过。看到她家里还亮着灯，就想起白天开的玩笑，难道她当真在等我？村干部这样想着就走进了她家，见家中没人，就走进她房间，坐在床沿上。一会儿犯困，躺下去就睡着了。她丈夫从茅厕回屋，发现自己的床上躺着个男人，又想到平常听到过的风言风语，怒火中烧，来不及细想就操起一把斧头，把村干部给劈死了。

母亲最后说：“如果不随便开那种玩笑，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我母亲年轻时生的很漂亮。她五官端庄，身材俏丽；她善于待人接物也是村里人都公认的。虽然父亲常年在外做瓦匠，但在是非横生的农村，母亲从没有被人说过这一类的闲言碎语。

母亲告诉我，她碰到男女独处的情景时总是会很客气、很礼貌地打消对方的念想。

北村有一个篾匠艺人，同我父亲一样都是吃手艺饭的，和我父亲也很谈得来，所以经常到我家串门。一次，我奶奶不在家，他又来了。见我奶奶不在家，他便问我母亲：“你婆婆呢？”母亲答：“刚出去了，马上就回来的（其实是那天凑巧走亲戚去了，不在家）。”

天南地北侃了一阵后，仍没见我奶奶回来，又问，母亲就说：“可能路上碰上谁，讲闲话去了。”因我母亲至始至终非常客气，非常尊重对方，而且表现出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个人只好知趣地走了。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也从不参与男女之事的闲聊，更不会说是道非。偶尔有左邻右舍的奶奶婶娘们说起谁谁谁怎么样，母亲总会说“谣传的话不可信”。

就是张老师和李老师的事，母亲从没对我谈论过。直到我成年后，才知道张老师和李老师的不齿之事；才知道当时的学校领导和大队干部为了给学生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对枉为人师的两个当事人就地严惩，但对“外”屏蔽信息！我也知道了母亲对我良苦用心的女性自尊自爱的教育；深深懂得了，对伤风败俗的事件，污染眼目的信息只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且要及时处理，以绝后患！对不良无德之人，对负面恶臭的垃圾要尽早处置，就地掩埋，以免遗臭祸害四方！

我参加工作后的第六年，和我同在镇上一所学校任教的一位女老师，姓倪，人长得漂亮又很能干，丈夫是供销社开货车跑长途运输的司机。她丈夫有一个同事，老婆也是老师，姓何，在乡中学教书，没住在镇上。何老师的丈夫和倪老师两口子关系很好，常到倪老师家打麻将。有时候碰上倪老师丈夫不在家，也会在她家打会儿麻将。打麻将的次数多了，一些闲言碎语也出来了。

一天清晨，我一出门，就听到校园内老师们三三两两地在讲“太不要脸啦”之类的话。原来，倪老师的丈夫不在家，何老师的丈夫又来倪老师家打麻将，并且是从星期六下午打到星期日中午。何老师找他回家，他不回去，何老师便当场把麻将桌给掀了，他恼羞成怒，把何老师狠狠揍了一顿，并把何老师从倪老师家里甩了出去。外面下着雨，可怜的何老师，被丈夫打得凄凄惨惨，狼狈不堪，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

我没时间闲聊，照常去教室，碰到倪老师，照常同她打招呼。没想到，倪老师这次见到我特别激动，扯着嗓子对我说：“还是你层次高、有修养。那些P们嘞——，就像老子是个偷人佬。就像担心跟我打招呼了就会变成偷人佬一样，看到我还把头一偏，生怕我的气味熏到她了。”

“唉！这是什么话！”

“我就不相信你没听到那些嚼舌根子的。只有你和卢老师，有修养，档次高些。那些P们，嚼了一早晨，看到我就像避瘟疫，你说这事……”

“唉，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觉得男女之间的事属于个人隐私，没必要在公众场合唧唧喳喳。”

想到这些事，再看看当下媒体，一些“出轨”、“劈腿”之事，常常吵得沸沸扬扬！

我在思虑：无论哪个时代，无论身处何方，我们都要堂堂正正地做事、明明白白地做人；都要学会洁身自爱、自尊自重！

只有洁身自重，方能守身如玉，护己护家；方能给世界留下一片美好，给世人造就一方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