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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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情深不可忘，割心犹未比其伤
时光荏苒梳心绪，似水流年洗断肠
我三岁多的时候，一天清晨，二姐按照父母的吩咐要将我带出去玩。我心想，这么早出去有什么好玩的，我想待在房间里！
“都出去，都出去玩！”大人们连吼带轰地把我和姐姐推到了大门口。我好奇地扭过头，想弄清楚为什么。我看见隔壁邻居的大人们从母亲房间里出来，平叔叔手里抱着一小卷棉片，将其放在房门口的草席上，并把它裹进草席里，再用草绳捆了几圈，提在手里，从后门走出去了。
“那是什么东西，提到哪里去？”我问二姐。
二姐没有回答，一边拉着我继续往外走，一边对我说：“不看不看，快走，快走。”
后来我知道了，我曾有个弟弟，出世不到七天就夭折了。当年的邻居平叔叔卷走的那捆草席里是我刚出世不久、还没来得及取名字的弟弟。父母不想让我们看到那凄惨的场景，是希望我们回避死神，远离悲伤吧。
但，死神何以回避，悲伤岂肯远离？尽管父母极力为我们营造一个祥和、快乐的生存环境，但我总是能感觉到，死神从那个遥远的幼童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越来越走近我！
记得母亲有时会唠叨，说我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都不幸夭折。其中，有个叫胡秀的姐姐长得最好，走出去人见人爱，但她也没能活到成年而病亡。而我见过的这个弟弟是在母亲面前夭折的第七个孩子，比我小三岁半，是母亲生养的最后一个孩子，没能捡起来。母亲最大的一个孩子是我大姐，比我大十九岁。她小时候出过天花，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却落得满脸麻子、左眼失明，还有心脏病、关节炎。
大姐因为破相，她在婆家饱受凄楚。大姐夫是家里的长子。人长得很帅气，又很能干，只是家里穷一点，当过几年兵，转业后在荆州上班。大姐夫对大姐很好，但，骨子里，他是嫌弃大姐的。当兵的年月不能在家，转业后也不在家乡工作，仍然很少回家；大姐结婚八年后才生了个女儿，基本是我父母帮助抚育长大的。
大姐的公公婆婆更是明摆着不愿帮衬大姐，觉得大姐浑身是病，不可能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把所有精力全放在小儿小女身上。大姐与他们住一屋基本属于视而不见的状态。后来，大姐另起了新房，离她的公公婆婆有半里路远。
大姐的新屋在村尾，离左邻右舍也有百米开外，完全是单门独户。不特意去她家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家里的生活状况。所以，母亲总是记挂着她，有空就去她家帮一帮她。
我满了十岁的时候，母亲打发我去大姐家。但我不知道去她家的路。我还是七八岁时在姐姐家住过一段时间，帮她带娃，和她的公公婆婆住一起。她另起新房后，我还没有去过她家。母亲告诉我：“中岭六队。口是路，问人家！如果你记不住就先问埠湾，到了埠湾前面就是一条直路了。直接走到洪堤（东荆河北岸）再问中岭六队，或者问姐姐姐夫的名字，人家应该知道的。你在那里住过，应该有印象，她就在洪堤边住，你可以找到的。其实，有一条直路，顺着郭河去窑场的那条河（现在叫郭窑河）走，就可以走到洪堤。很简单，又近，只是这条路平常很少有人走。平常，人们都是走埠湾街的，只有坐船的人才走这条直道。”
我向来胆大，就按照母亲的吩咐独自一人往大姐家走去。走在路上，心里想，一二十里路，能近一点儿是一点儿，我就走沿河的直道吧。但我每走一截路还是会谨慎地问一问人家，确认一下。有一位路人告诉我：“你只能走埠湾街，这条路前面被挖断了。不能走了。”
我只好往埠湾街走。经过埠湾街道，终于走到洪堤边。我沿着洪堤走着，没走多远就看到了疑似姐姐公婆的老家，我走过去一问，果然是的。
我找到了大姐的家。大姐见到我时开心极了，一脸惊喜地说：“你是怎么找来的！”我把路上的遇见详细告诉了她，她让我回去时就走直道。她说她两个月前就走过，没问题。不需要问别人。
第二天，我回家时她让我带一床篾席给母亲。还有一个塑料酒壶，她说这个酒壶用来装油比玻璃瓶方便多了。当时的塑料制品在农村是稀罕物，她便把这个空塑料酒壶让我拿回去给母亲用！
按大姐的指导，我沿着郭窑河堤走回郭河。在埠湾到郭河的那一段堤岸，真的被挖开了一道豁口。一两米宽，直直的下去，不知道有多深，河水哗啦啦涌进侧面的一道水渠，豁口处的水汹涌奔腾。
怎么办？
想找个人问一问，前后望不到人影儿。转回去？哪里可以转道埠湾街啊？难道再回大姐家吗？不行，十几里路我折回去可能在天黑之前赶不到大姐家。
只能试一试，看看水深再做打算。
我脱掉棉靴，篾席和酒壶怎么办？如果能趟过去，我再回来拿，多麻烦呀！于是，我用棉靴上的鞋带把靴子和酒壶牢牢地系在篾席上，再把它们搭在我肩上，我伸出腿，没等我的手掌撑住堤坝面，人就滑下去了。断面太陡了，差不多就是九十度，我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就溜下去了。
我本能地向对面划过来。这一边的断面也近乎是垂直于水面的，很陡。我死死地抓住断面上的泥块，向上攀。一块土掉下来，又一块土掉下来，当我终于抠住一块土，拼力向上爬时，我听到了从我背后的卷席里倒出来的水声，我感觉到了我身体已经离开水面的轻盈，我又死死地抠住了另一块土，我上岸了。棉靴、酒壶和卷成筒的竹席救了我一命。我坐在堤岸上整理我的棉靴和篾席时，眼泪扑簌簌往下掉。但四面八方仍不见人影儿。我又继续赶路，眼泪不知所踪。走到往埠湾街的岔路口时，遇到一位中年男子，他惊讶地望着我说：“你从那里（指河堤断口处）过来的？你这个小鬼命大！”
我回家后，母亲知道了我拼回来的一条命，她想起来就后怕。大姐知道后也是抱愧不已。下次，下下次，母亲就让我哥哥去探望大姐。
我哥不爱讲话。有一次，他去了一趟大姐家，什么都没带回来，连一句话都没有带回来。母亲觉得奇怪，反复问他，才知道他去大姐家连饭都没吃。大姐躺在床上，说是头疼，没起床做饭。母亲觉得很蹊跷，如果只是一般头疼，以大姐对我们姊妹的感情，绝不会不给远道去看望她的弟弟做饭吃的。
母亲问：“娃儿（姐姐三四岁的女儿）吃没有？”
“吃了。”
“吃的什么？”
“粉子（方言，是农家人自制的米粉，开水调成糊糊吃）。她冲粉子吃的。”
“哪个帮她冲的？哪个帮她洗碗呢？”
“她自己冲的。碗没有洗，（床）踏板上放了好多碗都没有洗。”
母亲一听，知道大姐一定是重病在身，她赶紧去了大姐家。大姐真的病了，无力起床，但只是头疼。母亲去找大姐的公公，公公说：“谁没个头疼脑热。”母亲又找大姐的三叔公，三叔公立马弄了一条船，走郭窑河，把大姐送到了郭河（公社）医院。医院说姐姐是脑膜炎，转院到张沟（区）医院。在张沟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大姐再次捡回自己的一条命。记得当时电报拍给姐夫，姐夫一个星期后才从荆州到达沔阳张沟医院的大姐身边。姐夫讲给我们听的理由是在外面支农，电报接收晚了，又把“张沟医院”看成了“张红医院”，跑到通海口那边又折回来耽搁了时间。
大姐病愈出院几个月后，她有了第二个女儿。考虑到自己住院时用过很多的药，她没有选择母乳喂养，把二女儿放我们家，由我母亲照管。
我的这个侄女七八个月大时，有一天开始，不想吃东西，翻来覆去睡不好。到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大肠套小肠，顷刻就要亡。赶紧动手术。”
等不及姐夫赶回家，大姐签字动手术。在手术台上躺了四个多小时后，回病房没有撑过两个小时，这个宝宝就无声无息了。母亲和姐姐都很伤心，她们认为是医疗事故，说：“他们不打麻药，说孩子太小，不能用麻药。那么小的孩子疼四个多小时，肯定受不了。他们说大肠套小肠，又没找出什么东西，分明是误诊。”
回到家的姐夫没说什么，大家也不说什么，孩子已丢弃，说再多也捡不回来那条命了！
生命是宝贵的，也是脆弱的。我师范毕业的那年暑假，哥哥生病了，得到消息的大姐不顾自己病弱的身体，从她家赶来看望哥哥。在我们家时，大姐因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医生给她打了一针，瞬间剧烈反应。医生说“你是不是有心脏病？”“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抢救无效，大姐说话间逝去，她用了心脏病人最忌的药物。医生归罪于姐姐没有告知，我们家人认为是医生事先没有询问。人死不能复生，医生不敢担责，医院不愿赔偿，我们没有多说什么，没有找医院索赔。
大姐走了、几年后，哥哥走了、再一些年后，二姐也走了，他们都去陪伴父母了，丢下我一个“孤儿”啦！
现在，虽然我已儿孙满堂，但，想起先走一步的兄弟姊妹，仍然是万分不舍。“手足情深不可忘，割心犹未比其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