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女人一条街

01董婶

董婶是我们村一户人家的主妇，住在村东头。我们称呼她董婶。董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人，比我母亲小两岁。她和我母亲一样，都是在日本人侵华时期，为躲避日本人的烧杀奸淫，装扮成老头儿，悄悄来到婆家，秘密成亲的。

董婶和我妈不同的是，我妈有大名，还认识几个字。董婶无大名，也不识字，大家就管她叫董家的。董婶和我母亲另一个不同就是：董婶有同胞姐姐，董婶的丈夫有同胞兄弟。我母亲没有同胞姐姐，我父亲没有同胞兄弟。

董婶家人多口阔，拖累太重，家境贫寒。董婶的丈夫就在与董婶成婚一两个月后，便外出闯荡。董婶不知道丈夫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丈夫在外面干什么。丈夫出去一晃就是几年，一直没有回家，也没有任何音讯。大家都以为董婶的丈夫去世了，已经不在人间了。

董婶的丈夫有个弟弟，自兄长外出后就很关爱董婶，常帮助这个无丈夫在身旁，又没有孩子相伴的嫂子。时间长了，叔嫂二人慢慢有了感情，成了夫妻。

人说“无巧不成书”，这话是真的。就在董婶和小叔子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董婶的丈夫回来了。

就在大家去请接生婆的路上碰到了回乡的董婶的丈夫。大家只好把人马分成两路。一路把接生婆送到董婶身边，侍候董婶；另一路把董婶的丈夫拦截在乡亲家里，以免撞见自己的妻子为他人生产，场面尴尬。

董婶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母子平安。这时候，大家告诉董婶，她的丈夫回来了。董婶要求立刻见丈夫。大家又征求董婶丈夫的意见，她的丈夫愿意先见妻子一面。

董婶在丈夫进屋的时候，撑起刚刚生完孩子的身子，跪在桌旁。挂着倾泻而下的泪水，举起一碗红糖水，端到丈夫的面前！

丈夫接过那个碗，迟疑了一阵，然后把它一饮而尽。接着，董婶的丈夫搀扶起董婶，没有追究生孩子的事。

刚出生的孩子被董婶的同胞姐姐抱去抚养；董婶的小叔子离家出走，去了外乡。董婶的生活恢复到丈夫离家前的状况，日子回归原貌。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董婶和丈夫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日子过得很安稳。

董婶的小叔子出走二十年后，也回乡来。他在村西头盖了两间瓦房，带着妻子肖氏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回籍定居。

肖婶也是漂亮能干，通情达理之人，和兄嫂一家相敬如宾。他们兄弟两家人，包括村里的老少，在这二十年及以后的岁月里，从没有人提起过那个孩子及与孩子有关的故事。即使是董婶两口子，为家务出现意见分歧发生争吵时，也只字不提那件事。

家里家外的人就都当那个孩子的事没发生过一样。其实，大家的心里永远记得那件事，并为此而敬佩董婶的丈夫，感叹董婶的人生！

02金婶的婆母

金婶是我们生产队的金牌劳动能手。无论是栽秧割谷，还是挑担挖泥都是一把好手，大家无不赞赏她的能干。

金婶的丈夫是生产大队广播站的，人很聪明。她丈夫在广播站待了几年就会修广播了；有收音机时代，他就会修收音机了。大家就称呼她丈夫是“平师傅”，觉得她丈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平师傅话不多，但很和气。他的母亲，就是金婶的婆婆也不是农村妇女的碎渣嘴，但金婶非常听她婆婆的话，很孝顺婆婆。

在农村，婆婆后背背一面鼓，到处说媳妇，媳妇背后背一片锣，到处说婆婆。你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三三两两的女人们兴致勃勃地在聊天。婆婆们总是讲自家媳妇怎样怎样没家教，顶撞婆婆；媳妇们总是吐槽自家婆婆怎样怎样地穷规矩，想着法儿整治媳妇。但，金婶和她的婆婆例外。

金婶逢人便说她婆婆好。她说“人家的婆婆好的，把媳妇当女儿疼，我们的婆婆把我当娇宝贝待，对我比对她儿子还要好”。她讲了几个事例给大家听。

在他们家里，无论吃什么，都是首先满足金婶，再是平师傅，然后是平师傅的父亲，最后才是平师傅的母亲——金婶的婆母。金婶有了孩子，婆母把孩子排在第二位，金婶还是排在家里的第一位。

有一次，家里宰了一只鸡，婆母全给了金婶，其他人汤都没有。金婶要分给大家，婆母不让。婆母说平师傅坐在广播站很轻松，不需要补身子；孩子太小还不会吃；公公婆婆是老人，没有重大体力付出；只有金婶在生产队干农活，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

金婶实在吃不下，也不忍心一个人独享，就推辞不吃。婆母说：“你如果不吃，我就把它倒厕所里。”

金婶以为婆婆只是为了激她吃故意这么说，也只是说说而已，就说：“我实在吃不下。”她没想到，她婆母就真的端起碗，把一整碗鸡倒进了厕所。

整碗新鲜美味的鸡肉被倒掉，让金婶心疼了好久。从此，金婶再也不敢违拗婆母的安排，婆母让她吃什么，她就吃什么。

在他们家里，好吃的最有营养的食物永远是金婶的。后来，改革开放，平师傅在街上开了个修理店，钟表电器他都能修。他们很快成为全村最富有的人家，吃穿用度比之前好了很多，但家里吃食的分配顺序仍然没变。

金婶的婆婆常说：“媳妇要生养孩子，服侍丈夫，还要到地里干农活，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行啊？媳妇身体好，孙娃身体才会好；媳妇身体壮，才有精力打理好家务活。”

大家在羡慕金婶的同时，特佩服她的婆婆：虽然没有文化，却通情达理，精明能干，对人对事，拧得清楚，想得明白。

家和万事兴。因为金婶的婆母善于操持家务，也因为一家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家是我们村最先富裕起来的；金婶的儿子是我们村恢复高考后最先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家不得不信服，这么聪明理智的婆婆，当然会培养出有本事的儿孙来。

03谭梅英

谭梅英住在郭河街的最西头，属于张堤村，离郭河一桥有一两千米的路程。新中国成立初期，谭梅英当过妇女干部。她人长得很漂亮，识文断字是个才女，而且嗓音特别好，唱歌好听极了。

第一次看到谭梅英，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和哥哥姐姐照例在门前乘凉，躺在竹床上听父母谈古论今。此时不远处传来婉转动听的歌声，我和临近的几个同龄姐妹不约而同地循声觅源，来到新建不久的郭河一桥上。

当时的郭河一桥是新修的水泥桥，桥两端的引桥两侧有两排水泥条凳。那些爷爷叔伯们，常把条凳当桌子，自己带凳子来围着条凳下象棋。下棋、看棋的人都很多，有时候围几桌的人，但伯妈婶娘们基本不出现。

我们上桥并没有看到唱歌的人，就往桥的另一端走，在桥的那头接近条凳的桥面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倚在桥的栏杆上在唱歌。

和我们差不多时间到的对河住的姐妹们，围在中年妇女身边，我们也围了上去，听她唱歌。她穿一件大襟长袖衣，衣服是复写纸一样的印蓝色，有一种古典美。两条麻花辫的辫梢扎着鲜红的彩带，有“五四运动”时期的时尚美。她的五官很妩媚，脸上干净白皙，比一般的主妇

显得更精致。整个人看上去年轻貌美，但，服饰打扮让人觉得与她的实际年龄有一些不相称。

一曲唱完，有人喊：“谭梅英，再唱一首。唱《十想司务长》。”话音刚落，她的脸顿时笑容成花，比先前更加灿烂，却不急于开口。

“唱呀！快唱，我们都喜欢听你唱呢。”看到她的装束，听到有人这样呼唤她，这时候我才猜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知情的人告诉我，她在做妇女工作时，认识并爱上一个司务长。司务长是有妇之夫，她是有夫之妇，两人互相欣赏而没有下文。司务长调走之后，她就疯了，发病的时候就唱她自己编的歌。

她的丈夫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丁点儿文化却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认为她得的这个病丢人现眼，对她不管不问。发病期间她常一个人出来走动，她丈夫也不找不寻。新桥修建后，她也来到新桥纳凉啦！

我们正准备回家时，她开口唱了，“一想司务长啊，司务长把话讲啊；二想司务长的头啊，抹的玫瑰油啊……”

我们没有折转回去再围观，直接回家了。我继续和家人乘凉，桥上仍不时传来谭梅英的歌声。

这之后，隔三岔五地会看到谭梅英在桥上，倚栏唱歌说笑。无论哪次出来，她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不知底细的人，很难知道她是个精神病人。

再后来，她出来的次数逐渐地少了。当人们觉得她好久没出来时，有人说“她已经死了。” 

以后，就真的再也没见到过谭梅英了。这么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如果没有那样愚昧的执着该多好啊！

她的后半生着实让很多人惋惜！现在，想起谭梅英，我仍是无尽的叹息。

04魏秀雯

郭河公社机关所在地位于郭河街南侧，供销社的旁边，与对面的居民住户隔街相望。机关大院门朝北，院内分为办公区和住宿区，像个小四合院。住宿区有几间卧室，分东西两竖排，办公室在最里面，坐南朝北，一横排几间屋子。公社书记的寝室坐东朝西，妇女主任魏秀雯的寝室坐西朝东，两间寝室的大门斜对着。

一个夏天的晚上，有人发现魏秀雯的寝室门半掩着。她和公社党委书记躺在一张床上。这件事很快被组织上知道了，公社党委书记应按破坏军婚论处。

当时，魏秀雯已有两个女儿，她的丈夫是现役军人，他们的婚姻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为了减轻公社党委书记的罪责，魏秀雯主动向组织承认主要是自己的过错。她说：“都是我的错。是我想生个儿子，主动找的他。”

结局是公社书记得到了从轻处理，魏秀雯比原定的处罚加重了。上级组织考虑到她的家庭，让她换个工作环境，拟安排她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她婉言谢绝了：“我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

在她的第三个孩子将出生时，她的丈夫回来了。周围的人为了不让这件事致他们的婚姻破裂，极力出来劝说和调解。结果是：她给丈夫敬一杯茶，承认自己有错并愿意改过自新；丈夫接受了妻子的道歉，并原谅了她，愿意留下来陪伴妻子生产。几天后，她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第三个女儿，虽然长相和她的前两个女儿不太相同，但与前两个女儿一样乖巧可爱。这个孩子，也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享受着父母满满的爱。

后来，镇政府搬到郭河街的西头，魏秀雯在我们村做了私房。她还属于国家干部，但早已不是妇女主任了，大家却仍然习惯喊她魏主任。在人们的心里，她还是那个对人真诚友好、工作能力强、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她的丈夫转业后在老籍郭河工作，一家人日子过得平稳安宁。

有一天，她正和我们一群人在菜地里除草，一个智残女人在田边的路上看见了她，大声喊道：“魏秀雯，你是不是偷人佬？”正与我们有说有笑的魏秀雯立马红着脸低下了头！在场的我们都只能当着没听见。

这位智残女人，在我们这里用方言称为“黄昏姑娘”，说话不讲场合，不看对象，属于“搞不清白”的人。她本是个流浪女，被好心人收留，后被送给一残疾男子做老婆。两人成家后，一连生了几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流浪女虽做了妈妈，性格仍像小孩子一样，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她不能作为正式劳动力到生产队出工干活，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她还喜欢偷懒，丈夫就经常打她。有一次，她公公也打她，她边哭边跑，说要回娘家却不知道娘家在哪里！魏秀雯当妇女主任时给过她很多帮助，她也是认识魏秀雯的，遇到魏秀雯也知道打招呼。只是这次的打招呼，让这位妇女主任在众人面前特别尴尬。

看到魏秀雯的一脸无地自容，我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吧！

05任宝桂

任宝桂的娘家是与我们相邻的张沟镇，第一任丈夫是我们郭河镇排湖人。

任宝桂是娘婆二家远近闻名的能干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五官端庄精致，身材凹凸有致；任何事情，她都提得起，放得下；和任何人相处，她都行为举止得体，行事说话得当——按我们当地的方言说，是一个了将（了干的意思）人。

如果哪个人第一次看到她做事，发现她很能干，忍不住赞叹时，旁边了解她的人就会附和着说：“她是任宝桂咧，世界上有几个任宝桂呀！”

任宝桂会整酒。整酒是我们的方言，整酒的人就是办红白喜事时，负责为东家办宴席的大厨。整酒是个累人的活，也是个技术活。把几十或几百人吃的喝的做好，一次性地摆在桌子上就不易。如果让人吃得满意，觉得味道好，就更不简单了。虽然有打下手的帮厨，但酒席办得好坏主要靠大厨。

任宝桂整酒，菜肴味道好，客人没有说不好吃的。而且，她很注重和讲究个人整洁卫生，一天忙碌下来，晚上脱下来的厨衣像刚穿上身一样干净，没有沾上丝毫污渍。大家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的生活本来平静而安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她丈夫生病了。她丈夫得的是肝炎，慢性的，治疗期很长。治疗期间，她丈夫想过夫妻生活，她不同意。她说希望丈夫好好休养，丈夫说她肯定是在外偷人，所以在家没有性生活的欲望。一次两次吵一吵就过去了，次数多了，夫妻感情破裂，最后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了。

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住在郭河镇政府旁边的敏家长子敏大山。

敏大山是头婚，还是郭河街上的商品粮户口。但他丝毫不嫌弃任宝桂是二婚，还是农村户口。他们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像敏大山一样帅气。任宝桂因为会整酒，被安排到住家隔壁的镇政府食堂当厨师，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后来，镇政府搬家了。镇政府厨房从他们家隔壁搬到镇西头的纺织厂附近了。她上班不像原来那样方便，这倒是小事，最让她烦心的事，是在镇政府食堂上班久了，招惹上了不少的闲言碎语，并且传到了自己丈夫的耳朵里。丈夫问她，她不解释。敏大山沉不住气了，但无论怎么数落她，她一声不吭。

敏大山决定自己去明察暗访。

有一天，敏大山去她工作的地方，没见她在厨房，却看见她和肖书记坐在一块，正在给肖书记打扇。敏大山很生气，说她，她依然一言不发。敏大山气急，找来一个小姑娘，当着她的面给了小姑娘两千元钱。如此刺激她，她还是闭口不言。

敏大山无法出气，要和她离婚，她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奇怪的是，婆婆却自始至终都很喜欢她这个媳妇。每天下班回家，婆媳俩仍有说有笑，夏天躺在一张床上乘凉聊天。任宝桂每月的工资仍如数交给敏大山的母亲。

敏大山的母亲对敏大山说：“如果你想离婚，你就走。任宝桂永远是这个家的人。”其他的话，敏大山的母亲也只字不提。

敏大山唱独角戏的日子过后，生活恢复了平静。谁也不知道任宝桂与敏大山的夫妻感情如何，只知道他们家日子过得很顺畅。

06王珍铮

王珍铮是我的同龄人，但她身材比我高很多。因为个头比我高，她比我先一年上学，我高中毕业时，她已在村小教书一年了。

她得知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好厉害！好点搞，将来找个大学生、大个子、当大官的结婚。哎呀，真羡慕你呀！”

因为我个子特小，就以为她是拿我开玩笑，就附和着她一笑了之。但，同时，心里在想：她怎么想得那么远啊？她怎么就那么懂事呢？

她确实比我们一帮姐妹懂事儿。她高中毕业时，遇上恢复高考，因为她们是勤工俭学的时间最长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她所在的班级那一届几乎无人考中。她的同学中很多选择了复读，第二年又参加高考。她没有复读，毛遂自荐当了村小的老师。

她读书成绩很好，教书效果也很好，只可惜是民办老师。但她好像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边教边学充实自己。后来，国家出台政策，民办教师可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她立马报名参加民转公考试。她不仅如愿转为公办教师，离开原来的教学岗位，而且还进师范学校脱产学习两年。

师范毕业后，她被安排到郭河小学教幼儿小班。我当时也在郭河小学。我们都已成家，都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稍微大一些。我儿子当时两三岁，正好可以上小班，我把儿子放到了她的教室里。我们碰面还在笑，“我们俩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三大’王子”。我先生只有身高，而且谈不上高大；她先生只有官职，也不属于大官。

我和她虽同在一个学校，但各自有家，又不是同一个年级，所以很少在一起。就如学生时代一样，在一个学校的不同教室，很少能聚在一起聊天，彼此并不十分了解对方的生活状况。

学校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发小，只知道她原来教过初中，又脱产学习了两年师范专业，教幼儿园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老师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她的班里。

可是，有一天晚上，住在我紧隔壁的陆老师到我家里来，小声对我说：“跟你讲啊，那个王珍铮有乙肝咧。是教育组的人看她的档案才发现的。乙肝有传染，我们都准备把娃儿转到隔壁班上去。你准备怎么办？”

“她有乙肝？没听说呀，也不像。”

“她那个人好有城府，民转公考试之前就请病假休息了两个月，这事她没跟别人讲；考试的时候，带了一大包学习资料进去，监考老师要收她的资料，她说‘我月经来了，别动我的卫生纸’；在考场上，她抄袭前后左右的答案，监考老师说她，她像没听到似的；几次下位去抄人家的答案，监考老师一拉她，她就说‘哎呀呀，别把我弄摔跤了’”。

听到陆老师这么说，我在心里想：她读书时并不是差生，而且我觉得她是属于聪明人一类。以我对她的了解，她的能力不可能对付不了一个“民转公”考试！她也不可能如此下作吧？陆老师的话让我感觉到，有人在造风。但，这个风从哪里起，要吹到哪里去呢？这样想着，嘴里就出来一句：“不可能吧。”

陆老师接着说：“反正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考试作弊我们就不管，但她有乙肝，传染给我们的娃儿怎么办？”

“如果她有传染性的乙肝，她的家人怎么办？乙肝应该不会那么容易传染吧！”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反正明天把我小路转到隔壁黄老师的班上。你转不转？你转，我就帮你去说。”

“我像不想转咧。”

“那还不是你的儿子有乙肝咯，你要是没有，怎么可能不怕传染呢？”

我还在思索这阵风的来头，陆老师撂下一句“我肯定是要转的”，就走出我家了。

我想了一个晚上，想不明白是咋回事。当时，我知道王珍铮教幼儿小班时，我就在想她那么志向远大的人怎么乐意接受幼儿小班的工作呢，但她没主动和我讲，我也不便主动同她聊到这个话题。现在，又出来这么一阵风，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就算她真有乙肝，如果传染性强，医生会对她采取隔离措施的。医生都没有这样做，我们又何必呢？这样隔离她，她如果知道了该有多难受啊！如果我不将自己的小孩转班，陆老师他们就要孤立我，陆老师的话已经很明确了。

我想来想去，最后，我选择了中立。

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带孩子上幼儿园。我自己去幼儿园找到王珍铮，对她说：“我儿子他不想上学了。我看他也还小，就让他在家里玩吧。等他过了三岁再看吧。”

王珍铮愣了一下对我说：“我晓得！我晓得是怎么回事。他们今天都把娃儿转到隔壁黄老师班上了。只不过是你比她们善良些，没像他们那样做得那么绝。”

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怎么回答了，只应着“不是，不是，真不是。”就回我自己办公室了。

两三天后的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在校门前的街道上看到她和她先生牵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三个人缓步踱着。小姑娘把他们两口子的手臂当秋千，一下一下地向前跳着，偶尔吊起两只脚，在空中悬几秒钟再落下去，玩得十分开心。

王珍铮抬起头时看到了我，张开嘴巴，欲言又止。我望着她，想说话也没有开口。我估计着，这个姑娘应该是她的二宝，她应该是有意带出来晃一圈的吧！

这之后，她没在郭河小学了，她去了仙桃。在刚刚兴办私立学校时，她就去了私立学校。再之后，我也离开了郭河小学。我们从那次街面上的偶遇之后，就再没有遇到过了。在老家，听家乡人说，“她有两个孩子，她过得蛮好。”。

关于她是不是有乙肝，是不是在有了儿子后，还设法躲着又生二胎的事，我从没问过她。因为我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事。再说，知道了对她、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无论当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状况，她一定是通过认真思考，反复权衡后做出的决定，她对她所遇到的事情的处理，一定有关情关理的考虑，一定是选择的最合情合理的处理方式吧！

07胡佳佳

胡佳佳在我们这一条街上辈分很高，可以算是我的太祖辈，我本不想提及这位长辈，但她实在可谓扬名。

胡佳佳是个独生女，当年嫁到我们这里来，大家对她还是蛮有好感的。她也是命途多舛，结婚没几年就死了丈夫，只得守着一个女儿过日子。好在她有一个堂妹也嫁到我们村，两家常有走动，她女儿认其为姨妈。

她女儿长大成人后，留在家中，招了个上门女婿。女儿结婚后，家庭变得完整了，应该说家里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可是，好景不长，女儿自从结婚后，一天比一天过得郁闷。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好直白地询问。

有一天，她女儿找到同在田里捡棉花的姨妈，央求其帮她回家拿捡棉花的包袱，并告诉姨妈，包袱在房间床头的墙上挂着。

她姨妈去到她家，推门进房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得后退了三步，转身就跑，立刻离开了她的家。因为胡佳佳和她女儿的丈夫正躺在床上苟且。

姨妈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侄女，侄女才将实情告诉了姨妈：从女儿结婚的那天晚上起，胡佳佳就把自己的床搬到女儿新房的门口。女婿进出房间，胡佳佳就死活不让路，并说：“你真要进出，就从我身上过”。女婿无法，就从她身上过，她便紧紧抱住女婿不松手，女婿无法脱身。

姨妈左右为难，虽心疼侄女，又想不出好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不是她的亲妹妹，我怎么好开口啊？如果她有亲姊妹，可以让她的亲姊妹劝一劝她，但她没有啊！这种事，不是她特亲的人，或者家里的长辈，我一个出五服的妹妹怎么好说呢？”

后来，女婿到外地干活，胡佳佳不让女儿前去看望，自己却打扮得花枝招展去看女婿。还总在女婿面前说女儿如何丑，如何不会做事。旁边的人都看出了不正常，每次她去找女婿，在场的人就会故意对她女婿说：“哎，你的老婆来了！”她就会扭扭捏捏地说，“我哪里是他老婆，我是他妈妈。”

她的这种乱伦行径为大家所不耻，可她却毫无羞耻之心。女婿被她纠缠不过，已实在无法与她们母女相处，只得和她女儿离婚，远走他乡了。

她找不到女婿了，就不认老少，凡是粘得上的，她都不放过。而且嘴巴还特别“狠”！如果有人指责她的不是，她就会说：“哪个女人不想偷人啦，有一些人是想偷偷不到。”

大家觉得她可气又可怜，都不想搭理她，遇上她能绕道的就绕道走。只是苦了她的女儿，摊上这样一个妈，不仅人前人后抬不起头，而且有苦无处说，委屈无处泄，硬生生郁闷一辈子。

08敖春秀

敖春秀，身材姣好，五官俊秀，性格随和，为人大方。而且她还是郭河街上的才女，她在郭河轴承厂当工会主席时，大家就见识过她的风采，都很仰慕她。

她丈夫也是一表人才，对她也很好。两口子是我们街上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她们俩离婚了。就是这一次离婚，让她的才女风采远播四里八乡。

离婚的原因是：有一天，她丈夫到河里挑水，不小心滑了一跤，桶里的水泼洒了一半。丈夫担水进屋时，她看见高高大大的丈夫担着半担水回来，觉得好笑。她没有问原因，就笑话了一句。她丈夫也没有解释，放下挑担，就给了她一嘴巴。就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嘴巴，她一纸诉状告到法庭，坚决要求离婚。

法官接到离婚起诉书后，首先为她的一笔字惊叹；再看完内容，被她的文采所折服！但法官对她请求离婚的诉讼，主张进行调解。

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也希望他们不要离婚，极力从旁劝和。大家都认为：又不为什么大事，就是个玩笑开过了头；又是初犯，他也不是经常打你，偶尔一次，有几个丈夫不打妻子的；再说了，人非圣贤，谁个没有情绪宣泄的时候，特别是男人，发个脾气是常事；你只要他保证以后再不动手打人就行了。

敖春秀的解释是：他不是开玩笑。我是在开玩笑，他却生气了。他只是因为我的玩笑话就生气了，就打我了，说明他早就想打我了，只是找不到理由。如果是因为什么大事，我冤枉他了，他无法辩解而生气打我，那是我罪有应得；或者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他气急了而冲动地打我，那也是情有可原。可是，他是好端端地，就因为一句笑话而动手打我，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动手打了第一次，绝对还会有下一次，下一次的下一次！

她丈夫也不愿意离婚，但调解没有成功。法院安排的开庭现场，组织双方进行离婚调解，她据情据理的陈述让在场人无言以对。最后，她与丈夫离婚了。

办理离婚手续的时间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不主张女子主动要求离婚的，就是男子要求离婚，大家也是积极劝和的。但，她的法场阐释让人们觉得她说的无可挑剔，唯有顺遂她的意愿才是最正确的处理方案。

离婚两年后，她前夫再婚，娶了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她却仍单身一人，迟迟找不到合适中意的男人。大家都觉得她当年不该离婚的，俗话说“中年男人一枝花，中年女人一包渣”，哪个男人会爱上一个离婚的中年女人？她却不以为然。

多年后，她和长她近十岁的失偶男子组成新的家庭。有人认为她的丈夫调换差了，觉得她第二任丈夫无论是身材还是内才，或者家庭条件都比不上前夫。但，敖春秀觉得：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年龄、相貌和家庭背景，还应该看他的能力，特别是他面对突发事件的情绪反应和应变能力；品读一个人，不能只关注他的才华和学识，只关注他的表面行为，还要关注他隐藏在思想深处的道德品质，关注他行为举止的出发点。

是啊，人的身体是有形的，人的才华是有限的，而人的灵魂是无形的，人的美德是无限的。任何客观存在的物质形体都是有寿命的，只有人的品德和精神是永恒存在的。人的一生应该努力追求灵魂的高尚和精神的完美！

09刘芸芸

刘芸芸一家本是郭河街上的居民，全家人都是吃商品粮的。后来，响应国家“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的号召，她们全家被下放到农村，由城镇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

她们家下放到光辉生产大队一小队，与我们二小队同住在通州河的北岸，住房大门面向河堤。

她们家搬到光辉一队后，她就进入光辉小学读书，插班到我所在的班级，我们成了同学。

她上学，每天都从我门前经过；她去外婆家也从我门前经过；我父亲是做泥瓦活的，她父亲也是干这一行的。这样，两家人就成了很熟识的朋友。

她和我是同班同学，年龄相仿，但她比我明白的事理多。记得当年，她刚插进我们班不久，有一天和同学吵架，同学们说她年龄比我们大几岁，她不承认。她说：“你们要是不相信，我把我爸爸妈妈的结婚证带来给你们看。我爸爸妈妈是六一年结婚的，我怎么可能是五九年呢？难道我爸爸妈妈没有结婚都生我了？”

我当时惊愕不已。她说的什么“结婚”、“结婚证”、“结婚生孩子”之类的词句，我是完全陌生的。其他同学好像都和我一样，对她说的那一套都不理解。因为在她说完之后，没有一个同学能接着说下去。之后，再也没人谈论她的年龄问题了。

小学四年级时，很多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六一”儿童节那天，又有一些同学戴上了红领巾，成了光荣的少先队员。她也在这一天的放学之前，在那批少先队员宣誓过后，戴上了红领巾。大家对此议论纷纷，说她的红领巾是自己出钱给老师买来的。

那天老师宣布新队员名单后，她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散会后，她立马找老师说：“我不是少先队员我怎么会交那壹角五分钱呢？”老师一看，是收她钱了，就只好把一条红领巾给她了。是她主动交钱给老师的，并不是老师通知她交钱的。大家对她加入少先队一事只是偷偷议论而已，没人敢当面去问她！

高中毕业后，我去读中专了，她初中毕业后既没有继续读高中，也没有回本队干农活。由于国家落实城镇下放人员的政策，她家返城回到郭河镇，并且恢复商品粮户口。她被安排到紧挨郭河食品厂的一家社办企业上班。

我读中专的第一个暑假，我去看她。她已经结婚，婚房是租用我们二队的一户空房子。我去她家时，她正在给半岁大的女儿喂饭，没有看见孩子爸和其他人。我问起来，她才告诉我这几年她的经历。

她上班后，认识了郭河食品厂的职工俞金兰，并与之谈朋友。她妈妈知道后坚决反对她和俞金兰交往。反对的理由是：俞金兰虽在食品厂上班，但他是农村户口，刘芸芸好不容易恢复商品粮户口，如果和俞金兰结婚，那岂不是又要回到农村？

刘芸芸性格特犟，她妈越是阻止，她越是往俞金兰那儿跑得勤。她妈把她锁在家里；揪住她头发往地上按；打她，骂她，甚至以断绝母女关系相要挟，都不能拉回她的心，她决意要嫁给俞金兰。

她和俞金兰结婚了。生了女儿后，她妈才送给她一个箱子，算是重新认她这个女儿。后来，为他们付了房租。虽然家里穷了点，好在她丈夫珍惜她这份非他不嫁的情义，对她很体贴，工作也很努力，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改革开放后，她和丈夫俞金兰开办公司做生意。生意渐渐做大，结交的圈子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杂，她开始怀疑丈夫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处得过于亲密。

俞金兰开始总是解释说，有时候为了必要的应酬，总是先把客户安排好，然后自己坐在车子里，在外面等候，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刘芸芸的事。她不信，她丈夫又说：“我觉得我老婆又漂亮、又能干，我没必要去外面拈花惹草。”

她还是不信，经常为此和丈夫吵架，并赌气去舞场跳舞。俞金兰劝她别去了，但她仍坚持和一个舞蹈老师跳舞。这下激怒了她丈夫，她丈夫开始公开在外面交女性朋友。她不仅和丈夫更加频繁地吵闹，还拉着一双儿女去舞厅、酒店等公共场合抓丈夫的现行。两口子闹得不可开交时，她女儿找到了我，要我去劝一劝刘芸芸她们两口子。

我直接指出了刘芸芸言行中犯下的几条大忌：把自己的爱当作索爱的资本，绑架对方的行为；把孩子的感情拿来当武器，不尊重他人人格；用报复的方式来惩处犯错的对方，消耗对方曾有的爱情。最后我只说：“如果你还爱他，就当他是你儿子，如果你儿子婚内出轨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已经不爱他了，就直接与他离婚，当他是陌生人。”

之后的几年，她不吵不闹，该干吗干吗，丈夫无论怎么玩，她都当没看见。丈夫为她的大度和宽容所打动，理解妻子是真心爱他的，终于两口子又和好如初。现在，他们的儿子娶了媳妇，女儿也出嫁了，他们当了爷爷奶奶，正享天伦之乐。

10印文宸

我在郭河小学教书时，与我搭班时间最长的是印老师，大名：印文宸。

印老师，人长得很好看。身材五官俱佳，甜美妩媚的形象。那时候，印老师的寝室和我住的是同一栋，并排着，我进进出出都要从她门前过。印老师喜欢笑，讲话时常带着笑意。我和她同事时间那么长，从没见过她生气。

印老师能说会道，对人真诚，大家与她相处很和谐。有一次，我从水塘里提着一桶水回去，正好先生已回家，站在门口，看着我提水进去，没有接一把。因为我个子小，平常我提水，老师们谁看见了就帮我一把，这次因为先生在门口，大家都以为先生会帮我的，就都看着我而没有伸手。眼看我已踏进家门，先生仍站着没动，印老师就来了一句：“这个W老师，接一把啦！”先生却满不在意地回答道：“她提不起不晓得不提啊。”

过后，印老师说我：“你也是的，喊一声啦。”我说：“我喊他，他不帮我多丢人啦；他有那个心就会主动帮一把，他不帮就是他没有那个心，何必自找没趣呢？”

印老师笑着劝我，“男同志哪有那么灵活的？特别有起眼动眉毛（方言，表示很灵活，情商高，会看眼色行事）的男人很少，一般男人都是煤油灯盏，拨一下亮一下的。你要主动点，嘴巴乖一点。”

我笑着，不以为然的样子。印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给我讲了很多，其中讲到了她的身世和经历：

印老师的母亲没有同胞兄弟，只有三姐妹，即她的母亲和两个姨妈。她的大姨妈没有出嫁，母亲和二姨妈则分别出嫁到附近的印湾和张堤。按照本地习俗，她大姨妈作为三姐妹中的老大，被留在家里招了上门女婿。一来为了将来照顾和赡养父母，二来为了延续祖传香火。

她大姨妈和二姨妈分别结婚多年，但两人一直膝下无子女。她母亲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过继给他们：大女儿，即印老师的姐姐，过继给大姨妈，二女儿，即印老师过继给二姨妈。但谁曾想到，她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两个姐姐后就再也不生育了。可送出去的女儿也不能说再要回来呀！好在三家住得很近，就这样，她两姐妹照管着母亲三姐妹家的生活。

印老师的二姨妈家即她的养母家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她养母将她视若己出，当男孩子一样送到学校读书。她人长得好，又有文化，还当上了村干部。这在当时的农村，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显得特别出众，自然有很多人追求她。但她考虑到自己要照顾几家长辈，姐姐和姐夫又极不愿管事的特殊情况，迟迟没有定夺自己的终身大事。“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就借机把她揪出来批斗，罪名就是“小资情调”之类的一大堆。这个时候，她选择嫁给了一个张姓军人，婚后被安排到郭河公社的印湾小学当老师。

她当老师后，把她姐姐的儿子带到身边读书。她这个侄儿既不喊她姑妈，也不喊她姨妈，直接喊她妈妈，特别亲她。

印老师丈夫转业到郭河供销社当经理时，她们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侄儿还依旧跟着她在郭河读书。家里有四个孩子，家务事肯定多，她丈夫偶尔帮一下忙，哪怕是帮忙做一丁点儿事，她便喜滋滋地，向他说出一大堆感谢的话，她丈夫也就越来越主动地帮助做家务。相反，她姐姐从来不帮她，好像那个侄儿子不是她姐姐生的。

她侄儿学习成绩很好，中专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邮局上班。但他不甘心，还想再高考，想在大学进一步深造。他单位规定工作满三年才能报考，他因此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离开单位后，仍长住印老师家。要他回去，他不回去。印老师要她姐姐把儿子接回去，她姐姐似乎觉得这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根本不搭理。并埋怨说：“你把他管那么严，他生病了，我管不好了。”印老师为侄儿心中着急，还生怕惹丈夫烦，所以每天笑盈盈地，尽捡好话说。她给我讲了下面一件事：

“昨天晚上。我说我好像把钥匙落在供销社的宿舍里了。侄儿热心快肠地说：‘我去帮您拿回来。’我就让他去拿。但他是个病人呀，他走了一会儿还不回来我又开始着急，不知道他是不是好好生生地去拿钥匙了。我老公说：‘我去看看。’我赶紧对他说：‘那把您吃亏，要辛苦您了’。他把侄儿带回来，我接连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夫妻之间，嘴巴也要乖一点，这表示你有感恩之心，并不是客套话。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喜欢被认可，喜欢被需要。你争硬气，做好汉，他以为你瞧不上他，两个人都受罪，何苦呢！”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后，我常到印老师家坐坐，和她聊聊天。当我知道笑盈盈的印老师背后有那么多辛酸的故事后，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活得最有价值、心灵最通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