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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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收小麦，时间大多是在公历6月1日前后，早不过两天，晚不过两天。这要取决于天气。
幼时的记忆中，皖北的麦收季节非常漫长。若遇晴好天气，总需半月之久；若逢雨水缠绵，一月也是常有的。麦收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累人的事，但乏累之余，总有一个节日颇为让人期待，就是紧跟麦收而来的端午节。
端午节，即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之所以为节，据传有很多种说法，比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但更多的倾向于为了纪念屈原说。在中国众多的传统节日里，端午节在很多地方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形式的，比如插艾蒿、挂菖蒲、喝雄黄酒、吃粽子、龙舟竞渡、除五毒等等。但是端午节多在公历的六月中上旬，刚好与皖北的午收、夏种的时间相遇，农人以农文本，皖北的农人尤为甚，也就注定了乡下的端午节是要提前的，相对于城市，仪式及内容也更加地简单，甚至草草应付了事。
因此，我对这个“不合时宜”地节日，记忆极为简单，远不像春节、中秋节那样鲜活、丰富。
记忆中，入了六月，每天清晨，天一蒙蒙亮，乡下人就要早早起床，倾巢出动，去麦地割小麦。一家人齐动手，趁着早晨的凉爽，尽快赶早，能割多少是多少。待到日头半树高，女人才回家做饭，男人和孩子继续割麦、拉麦。母亲为我们准备的端午节“大餐”很简单，主要就是一枚咸鸭蛋。腌在一个陶泥烧制的坛子里，扒开坛口的封泥，拿掉倒扣在坛口的粗瓷碗，再解开系在坛口的棉绳，掀掉层层包裹的塑料布。鸭蛋上面包裹着厚厚的草木灰，草木灰是拌了盐的，这是皖北乡下最为传统的做法，土得掉渣。但腌好的鸭蛋味道却十分鲜香，尤其鸭蛋黄，橙红色，轻轻拨开，里面流出来一股澄黄清亮的蛋油，十分诱人。夹一块放到嘴里，满口流油，日子似乎也流起油来。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用艾草驱邪避毒的说法，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各民族间都有的。那时候，田间地头都长满了艾草，但有两种，一种臭艾，一种香艾，被人们认为能驱邪避毒的是香艾。从地里薅上一把，放几枝在窗户上，据说就可以驱避鬼邪。但皖北人几乎无人用雄黄酒来辟邪，一是那时黄酒还没有从江南走到皖北，二是确实很贫穷，没有闲钱去买。这个忙碌的节日里，母亲制作了另一种美食，用它来替代了雄黄酒。她从窗台下摘得一些独头蒜，剥开外面一层粘着黄泥的薄衣，埋入锅灶下面刚刚燃烧过的灰烬堆里，忽明忽暗的火有着足够的热度将大蒜烘熟，还不至于烧焦。烧熟之后，剥开蒜衣，放入嘴里一咬，没有了生蒜的辛辣，一股混合着草木灰香味的蒜香扑鼻而来。我至今依然爱吃。小时候并不知道为何端午节要吃烧大蒜，以为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母亲说是辟邪，吃了后百毒不侵。及至后来才知道，烧大蒜对防治儿童肚子痛和蛔虫特别有效。而我幼时时常肚子痛，深受蛔虫折磨，所以母亲就烧些大蒜，以期让我摆脱病痛的折磨。烧大蒜里，蕴含了母亲对柔弱多病的我温柔纤细的爱和健康成长的殷殷期盼，只是那时懵懂，浑然不觉。
若干年后，因为读书我进了城市。每年的端午节前夕，城市的大街小巷摆满了粽子摊，卖香艾、香荷包的人推着小车悠闲地叫卖着，节日当天街头巷尾更是飘满了炸油角的香味。我才知道，原来端午节可以这么丰富。
不知从何时开始，大抵就在我进城读书之后，当麦收遇到端午，再也吃不到母亲给我们烧的大蒜了。而依旧像两株树一样扎根在泥土的父母，过端午节依旧是没有粽子的，因为乡下人实在是太忙，忙着麦子脱粒，忙着播种玉米和大豆，忙着栽种生姜、红芋等等。大人总是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用在了侍弄土地上，唯独没有闲暇时间陪着孩子过端午。时间在这个时候好像完全属于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庄稼，而节日远不及那一垄土地所能带给农民的收获感强烈。
麦子入仓，端午已过。金灿灿的新麦被母亲剥去麦皮，煮熟之后放上酵曲，捂上个三五日，就成了麦仁酵子，吃上一口，便感觉整个夏季似乎瞬间溢满了香甜的味道。麦仁酵是农忙之后母亲从土地里给我们准备的一顿味蕾上的盛宴，既是对农忙的慰劳，也是对端午的补偿。至今回味，余味悠长。
如今收麦、夏种都已经机械化，农民的时间是充裕的，乡下人的端午也就丰富起来。乡下已经和城市在这个节点相互牵手，生活也在夏日的阳光下茁壮地成长了起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