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二爷

马二爷的家在我们村的最东头，而我们家在村北面的半山坡上。从我记事时起，马二爷就几乎天天绕好远的路来我们家串门。

他身材很高大，黝黑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笑意。进到屋里，脱下鞋子，盘腿坐到炕边，露出光光的脚丫——我的记忆里，他一年四季从来不穿袜子，即使是寒冬腊月也是。他和我父亲紧挨着一支接一支的抽着自卷的香烟，唠嗑。他们俩一块下过煤井，一块干过泥瓦匠，一块做过买卖，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可算是“患难兄弟”，整天见面，却似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时间不长，整个屋子就装满了浓浓的烟雾和爽朗的欢笑声。

马二爷干活不惜力气，还好动脑筋，在外面看别人做活，回家琢磨琢磨，就会做了。比如看木匠打家具，从没摸过刨子钻子凿子等木工工具的马二爷，在旁边看上大半天，借些工具回家后竟能打造出一些像模像样的家具，橱子柜子板凳桌子椅子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听说外面时兴吃火锅，他到外面转了一趟，回来就试着烧制那种专用的砂锅。我们那村子的特产就是砂锅，远近闻名。我们那村里的地下储藏有烧制砂锅所用的各种原料，他到山上用小推车推来做砂锅用的黏土，拉着打场用的碾磙子压碎了，配料和泥，按心中构思的捏成型，在太阳地里晒干，又在家里盘炉子烧制，三番五次地实验，最后竟烧制成功了。我记得他还给我们家送了几套，看上去挺轻巧精致，那玩意在当时的农村可算挺时髦的物件了。

按说，凭着马二爷的勤劳吃苦和超人的聪明，他们家是会过上好日子的。不过，事实上却一直没有，他的命比黄连还苦。

他的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先后因病去世了，自己长到二十几岁，靠自己攒钱好不容易娶了一方女人，没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他的妻子马二娘在给他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之后，撒手人间。小的还没满月，大的也就四五岁的样子。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却不得不既要干活维持生计，又要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三个小孩子的吃喝拉撒睡——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啊！他石匠木匠泥瓦匠，啥活也能干得了，种地更是把好手。女人的活，织毛衣，做棉裤，缝被子，纳鞋底，样样在行。有好心人给他操心，苦口婆心地劝他再找一面女人家，他的脾气倔，倔得要命，死活不愿意，一个人硬扛着过日子。

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我的父母十分同情，两家互相照应，关系一直不错。他家的院子很大，分前后两个院。记得小时候我会到他们家去玩，父母再三嘱咐我，快到吃饭的时间赶紧回家。我答应着，有一天却在他家玩疯了，前院玩了后院玩，拔草逮虫，忘了时间。马大爷强留下吃饭，说已经做好，叫我快到屋里吃去。来到屋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坐在小饭桌子旁边等着，桌子上是一小砂锅粉丝炖白菜，我们一块吃起来。说是炖粉条，肉没见到一块，甚至连油星都没有，我们四个孩子却都吃得很带劲。两位哥哥已经干了半天活，一上来还让着我，吃起来就谁也不管谁了。不一会，锅里的菜就被抢没了，连锅底都用匙子刮得干干净净，一丝粉条也不剩了。这时，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能使劲嚼着干硬的煎饼，一口接一口喝着白开水下咽﹍﹍

那天回到家之后，我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我当时不服气，反问，他家的哥哥和姐姐不是常来咱家吃饭吗？父亲还不消气，几乎要动手。母亲赶紧拉我到里屋，说，不一样，孩子。你马二爷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不容易。你在那儿吃了饭，你马二爷很可能就得饿肚子。说这话时，我看到母亲的眼角已经湿湿的了。

后来，他的孩子们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他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大家的日子也都慢慢好起来了。

生活好起来的马二爷和我的父亲又有了一样共同的爱好，那就是敲锣打鼓。我们村成立了锣鼓队，好些喜欢敲锣打鼓的人们凑到大队部，切磋技艺，一比高低。这其中，马二爷敲得鼓最好，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那鼓锤在他的手里就像个小孩玩意儿，灵活的晃来晃去，鼓声高亢浑厚，悠扬雄壮。

春节期间，村里为锣鼓手们购置了统一的服装。只见锣鼓手们一色的黄绸缎新衣，个个精神抖擞，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走于乡村和城里的大街小巷，参加扮玩活动。即使北风呼啸，大雪飞舞，他们也乐此不疲。

“那个敲鼓的黑高个子大汉，家里连个女人都没有，还乐呵成那个熊样，是不是神经有毛病啊？”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嘀嘀咕咕，不知道马二爷听见了没有。

“咚”“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马二爷累得满脸淌汗，依然咧着大嘴，乐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只见他用衣袖轻轻擦一擦额头的汗水，高高抡起手臂，似乎敲得更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