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一所乡镇中学任教，工资很低而且常常不按时发放，妻子所在的国营陶瓷厂也越来越不景气，我们又刚有了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那时不用为住房发愁，单位有职工宿舍。我们的宿舍建在村外的高坡上，每家一个独立的小院子，两间小平房，这在那时就算比较理想的住所了。

宿舍的南面不远处建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福利毛纺厂，我上下班都经过那个毛纺厂的大门前。厂里有两个看门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孙，身体都有些毛病。姓李的师傅脖子扭扭着，脑袋歪歪着，每当和人说话时得转过大半个身子，才能使脸面正对着你。但说话热情，人缘很好，大家都挺喜欢他。另一个姓孙，长得五官周正，似乎是一条腿长一些，另一条腿短一点。我曾见过有人当着老孙的面半开玩笑地说他“心眼”不好，可能因为他确实心脏有毛病，但或许多是因为他为人不怎么样。他听后似乎也不怎么生气，露出一脸阴阴的坏笑。

我们住的那一排职工宿舍由于地势高些，有一段日子，大概是冬天，自来水管坏了，水上不去，我们只好到处去挑水喝。大多时候，我们会在下班后到村里的熟人家里挑水。我们离村子稍远些，有时下班后天已经黑了，工作一天后身子也累了，就想就近取一点。那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挑着水桶到了毛纺厂，正巧姓李的师傅在值班，听说了我们的实际困难后，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再去，碰上姓孙的值班，就很不爽快，总是冷言冷语，打着官腔——奇怪，后来在社会上也曾碰到过这类人，自己本是一介平民，因为有那么一点儿小用处，竟然喜欢打着官腔，可笑又可恨。

记得有一天下班后回到家时，天已经全黑下来，正巧家里已经没有水喝了，我就挑着担子到了毛纺厂。这次是姓孙的在值班，见到我，从值班室一瘸一拐的快步走出来，满脸堆笑，招呼我先放下担子歇一歇。我有些受宠若惊，竟不知所措起来，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这时他又帮我从肩上摘下担子上的水桶，提到水龙头下，打开水龙头接上水。我正纳闷的时候，第一桶水接满了。他关了水龙头，忽然皮笑肉不笑地说，家里老母亲住了院，需要钱，能不能借他三十元钱。三十元，在那时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的工资也就百十块钱。若是不借他，也能说得过去，因为我们并不很熟悉，而且我家里当时也缺钱。不借他，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以后不来挑水了。挑水的地方很多，根本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他似乎也看出些什么，可怜巴巴地说，最多一两个月就会还的。我的心软了下来，就答应了下来。

过了不长时间，我们家里的水龙头就淌开水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到外面挑水喝了。大约两个月之后，工资迟迟未发，家里的日子抓襟见肘，连同事结婚随十元钱的礼金也拿不出来，甚至给儿子买奶粉的钱也快支不出来了。妻子说，毛纺厂的老孙借我们的三十元钱怎么还不给我们啊，你去问问吧。第二天下班时经过毛纺厂见到了老孙，还未等我开口，就听他说，商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家里老父亲又病了，借你的钱暂时还不上了，你看，真是不好意思。听他一说，我倒不知说什么好了，就勉强笑笑说，不急。又过了一两个月，在路上见到老孙，这次也未等我张嘴，他又抢着说，家里老父亲还在住院等等。说着说着，仿佛要哭出来的样子。我这人，最看不了别人伤心，就说，那就再等等吧。

过了不长时间，合班并校，我们学校并入镇上的中心学校。我们也要搬到离那里十几里的新校附近住了，妻子说，把这消息和老孙说说，他借咱的三十元钱总该还了吧。我去找过老孙几次，他总说家里没钱，后来干脆就躲着不见我了。

那之前我一直未对外人说过这件事，觉得帮助别人是小事一桩而已，不值得宣扬。到了这地步，我就忍不住跟同事们说了，大家都愤愤不平。家是本地的同事小侯老师说，这老孙收入不高却好喝懒做，满嘴谎话，到处借钱赊账，你借出去的这笔钱恐怕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虽说如此，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我一直相信，人都是有良心的。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没有等来还钱。其实，我已经不在乎那三十元钱，因为现在的条件挺好了。我只是等待一个人的良心发现，但是，一直还没有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