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闫昌贵

（一）

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我用了三个月。闫昌贵，是一个我无法状写的人。当你身处一件事情之中时，你是无法状写的；只有经过了时间的磨砺，让你得以置身事外，你才能真切地描摹它。三十多年了，我似乎仍然不能置身于闫昌贵之外。

何谓挚友？《现代汉语词典》说：亲密的朋友。何谓朋友？同典说：彼此有交情的人。看来，狠狠地动了一番心思，又尽心尽力地作了一番考证，这个题目是可以权且地用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能给我和闫昌贵之间的感情下一个定义。说我们是朋友，我觉得这个词不足以状写我们之间的感情。说我们是兄弟，却没有血缘，不但没有赡养父母、分割财产之争，且比兄弟感情更深。说我们是恋人，又同为七尺男儿。在老家的时候，几天见不到他，我就会想他；即使到了现在，我们天各一方，我仍然会不时地想起他。

因为有了闫昌贵，我一直忌讳朋友这个词。政界称兄弟，商界称朋友，这是常事。当有人向第三人介绍我是他朋友时，我总是感到别扭，有时甚至反感。我心说，你能算我朋友吗？在我看来，只有我和闫昌贵那样水乳交融的感情，才能称得上朋友。也就是说，有生以来，在我心目中，能称得上朋友的，惟有闫昌贵。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遥远的朋友》，发在《湖北日报》上，有多家媒体转载。小文说：朋友是在你落难时突然接获他一封无字的信；朋友是十年没有音讯，有一天却突然收到他3650封信；朋友是让你无论如何也无法状写他的千般好处的人；朋友是不来参加你的追悼会，却独自一人到你坟前泣不成声的人。——这便是我心目中的闫昌贵。

（二）

闫昌贵，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教师，好像教英语。走在人群中，除了我，你或许会认不出他，因为他并不鲜亮。在现在这样的冬天里，他或许会穿着一件面前有些污渍的蓝布棉袄，腿上的毛裤或许已经掉了边线，头发一定是乱乱的，脚上的皮鞋一定满是灰尘……但是，他的笑是温和的，目光中有坚定，举止间有读书人的优柔与矜持。

早几年，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岗了。他那个地方教育改革，教师和学校自由组合、竞争上岗，没人肯要他。政策规定，先待岗三年，拿70%工资；三年内如果不能重新上岗，教师饭就吃不成了，公职也没有了。我听了，愤愤不平。优胜劣汰是对的，但我为你工作了20多年，总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吧。再说，我能力低下，没有竞争力，你教育部门、学校就没有责任？教师过剩是教师的过错吗？我如此说，他低落的情绪有几分缓和。

过一段时间，他又给我电话，问能不能来我这里谋个教英语的职位。在他看来，我这里是山区，或许对教师的要求会低一些。我告诉他，本地招小学教师的条件是全日制本科生，何况他还是一个过了50岁的老中专生。于是，依我在行政单位工作20多年的经验，我跟他交底：待岗是手段，意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迟早，会重新让他上岗。几个月后，他告诉我，学校通知他回校代课。去年又告诉我，他已重新正式上岗。

一场虚惊过后，我劝他：做事还是认真些吧，有些做人的形式还是要的。

闫昌贵七十年代初高中毕业，是我们那里少有的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好像因为一条腿患风湿，不方便干农活，毕业不久即到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那个时候，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没有任何可以依仗的力量，能够丢掉锄头扁担，穿着鞋袜走上学校的讲台，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可是闫昌贵，好像不是十分在乎。

他的功课根底扎实，但学校对他评价不高。据学生反映，他的课讲得很不错，也很能得孩子们的心，很多学生都是他的崇拜者，有的长大成人后还成了他的朋友。可是他讲课很不守章法，要么应着孩子们的要求，要么随心所欲。学校说，他很少备课，上课时既不拿教科书，也没有备课本，只是拿着两根粉笔，不知是早已烂熟于心，还是根本就没有上心。不过，他所教的课程，无论学校还是公社统考，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的很多学生，后来还成了狂热的文学爱好者。

闫昌贵的纪律性也有些差，不太能受约束，很有一些自由散漫的习气。学校说，上完规定的课程，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他的朋友很多，有男的也有女的，有老的也有小的。他上完课便去朋友家里串门，有时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就是帮别人做家务。所以，闫昌贵的人缘极好。

闫昌贵还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有一次，他竟然打了副大队长女儿的嘴巴，因此全大队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生产小队的一个小小记工员，人们都得巴结。副大队长，那是一个何等举足轻重的人物啊！而且，副大队长的那个女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骂人耍泼，拨弄是非，无所不能。据说，闫昌贵之所以打她，是因为她欺负他妹妹。因此，好多人都为闫昌贵捏一把汗，甚至以为闫昌贵的民办老师肯定是当不成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事后来竟然不了了之。

成为公办教师后，据说他依然故我。有一段时间，他在我们村小学任教，老婆孩子却到离家20多公里的县城做生意。他在给学生上课之余，竟然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县城之间，有时直到上课前几分钟，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弄得学校领导经常不得不做好请人为他临时代课的准备。

这样的一个闫昌贵，工作上与众不同，做起事来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还有几分桀骜不驯，即使才气再盛、人缘再好，在优化组合中被无情地组合掉，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三）

闫昌贵的如此性情，也许缘于他有些与众不同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个个头有些矮小、性情有点内敛的老人。见了你，他可能只对你笑笑，并不跟你打招呼。和他深谈时，你会发现他很健谈，对许多的人和事，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对如何做人和做事，有很深入的思考，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原则。跟他谈话，他很少能附和你的意见，你们总是处于辩论之中，有一种思想交锋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却没有读过书，据说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解放前，他一直给人做长工，解放后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我不知道他的那些思想，是从什么地方生长出来的。

有一次，他跟我说起我爷爷。解放时，我爷爷被划成地主。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连父亲也很少在我面前提起我爷爷。他却对我说：解放时划地主，其实也有吃亏讨好的。有的无恶不作，也不过是个地主。你爷爷有几亩薄田，有一栋土坯房子，都是勤扒苦挣、省吃俭用来的，没见他欺压过谁，也被划成地主，这是不公平的。我虽无言以对，却知道了我爷爷是个什么样的地主。那个年月，即使是私下里如此说，也是需要一些胆识的。

闫昌贵的母亲，是个双腿有残疾的人，几乎不能站立行走，只能坐在椅子上一点一点地挪动。因为不能下地干活，也就没有了生产队的工分。生产队的许多生活必需品按工分分配，他们的家境也就比别人更差。因为残疾，他母亲做家务也不方便，连洗衣服、扫地都很困难，家里的状况也就有些零乱，卫生也有些差。因此，每次说到他们家，有人总会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念高中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家庭的状况就更差了。别人都住上大瓦房的时候，他家还住着草盖顶的房子。

他家的房子在畈里，四周都是水田，房基并不比水田高，加之四周没有深沟，房里经常很潮湿。闫昌贵的腿疾，大概就是潮湿的房子所致。他家房子四周都是树，很是茂密，有的还很高大，一副长期没有梳理过的样子。风吹不进，阳光晒不透，也是房内潮湿的一个原因。他家的房子很矮小，远远地望去，只见一片丛林，根本看不见房子。

闫昌贵是独子，还有三个妹妹。大妹闫昌珍，因为家庭困难几乎没有读书。二妹闫昌兰，因为婚姻，不到20岁即自杀身亡。打副大队长女儿的嘴巴，就为这个妹妹。小妹在母亲去世后即送给了别人，当时好像只有两三岁。

这些，便是闫昌贵的全部。闫昌贵就被这样的环境围绕着，却又不得不艰难而倔强地生长着，长着长着，便长出了一个有几份愤世嫉俗、有几份特立独行的闫昌贵。

（四）

性格决定人生。一个世代与泥巴打交道的种地人的儿子，能够从泥海里爬上来，成为一名讲台上的为人师者，闫昌贵实属不易。但据我所知，在已经逝去的如水流年中，他好像不曾有过太多畅快的日子。在我们各自外出读书后有限的交往中，没有听他说起过令人心动的成功，也未见他提及过人生的惬意与畅快。或许，是我们各自工作后聚在一起的时间太少，没能给他创造出回味快乐与成功的机会。在我印象中，闫昌贵的人生，充滞着比常人更多的坎坷、艰辛与无奈。

这样一个教人知识的人，第一次能够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却给了他十足的打击。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后，上大学不再靠权力、关系、出身来推荐，而是要靠真本事。对于我等靠推荐无望者，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大队的人几乎无一不认为，闫昌贵是最有希望据此改变命运的人。然而，我这个初中生，在他的悉心辅导下，竟然幸运地考上了中专，他却名落孙山……第二年再考时，为求稳妥，他降格报考中专，被当时的县师范录取，以至于至今还在乡下教书。他年轻时的教育大家之梦，文学名家之想，竟被一纸轻如鸿毛的下岗令，击得体无完肤。

闫昌贵的婚姻也有些令人琢磨不透。他高中时有个女同学，端庄而灵秀，姓黄，隔壁大队的，跟他关系一直很好，下学好多年后，仍如姐弟般走动着。闫母有病，行动不便，黄便经常来闫家帮助拆洗被褥，还干一些只有女人才会干的家务。我不知道黄跟闫是不是有故事，忽一日，听说黄要出嫁了，婆家远在数十里之外。我急急地去看闫昌贵的脸，他却把脸扭向了别处……此后再也没见了黄的身影。就在黄出嫁的那天上午，黄突然来到闫家，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有一脸的悲恸和两行静静流淌的泪……

几年后，再见到闫昌贵时，他已成婚。妻子是他就读师范学校附近的菜农之女，姓郑，我叫她郑姐。郑姐很能干，且能说会道，后来才发现她的一个手指有点儿小残疾。郑姐嫁到闫家，先是种地，由于出身菜农，水稻、麦子、油菜没种过，加上闫昌贵也是门外汉，自然就种不下去了。后见猪市走好，改为养猪。做了大排的猪栏，大有狠干一场的架式。可待猪出栏时，猪市大跌，不得不落荒而逃。再后来去了县城，做起了服装生意。据说因为聚众抗税，被拘留数日。可能县城做不下去了，便转到另一个县，现在好像还在邻县做服装生意。生意是不是做发了，我不得而知。即使发了，估计也发的不是太狠。

娶妻生子后，闫昌贵想重新建房。他建房的过程，颇有些耐人寻味。他向大队提出建房申请后，大队说他家宅基地是可以改成上好水田的农业用地，若要建房，必须迁到山边重新选址。不知何故，闫昌贵和他父亲一致反对重选房址。为此，闫昌贵便开始了他的“蚕食性”建房之旅。他先在老房子的东头加盖了两间房。加盖房不是一次盖起来，而是先盖成半拉子，然后用稻草将其隐藏起来，待大家都默认了两间半拉子房后，再一气呵成地将其盖成两间真正的房子。干部上门追问时，木已成舟，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两间新房盖起来后，又想改造原有的三间草房，于是他如法炮制。先在草房后墙外半丈处建起一堵空墙，美其名曰为后墙遮风挡雨。然后在人们不经意间，三把两把地，把已有的几堵山墙加高，再将檩条椽子，拖上加高的山墙，并与新做的后墙相接，再将茅草换成青瓦，后半边新房也就盖起来了。此时再放出口风，说这房子前低后高不吉利，于是又在房前向外推出三四尺做一堵空墙，然后便三下五除二地，将房子的前半部分也升起来了。改造完工后，远远地看上去，那房子既高大又气派，根本不像分成几次盖起来的。

听朋友讲过他的盖房经过，又看看他家现在的房子，我不得不佩服闫昌贵的巧夺天工和匠心独具，还有他的老道、睿智和长于运作。

面对无奈的人生和世事，闫昌贵的变通应变之术，几近于炉火纯青。然而，一个曾经有理想、有追求，甚至有几分超凡脱俗的人，在无奈人生和世事的威逼利诱下，却沦落成一个攻于心计的市井庸人，不得不叫我心中的象牙塔，一点一点地坍塌，一片一片地陷落。

（五）

初出茅庐时的闫昌贵，能让我“一见钟情”，是因为他身上，有太多别人没有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剩下的时间就是睡觉——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让我的身体需要太多的睡眠。至于明天干什么，将来干什么，这一辈子干什么，从来没有想过。能够找到半张报纸、一本没有封皮的书，或是能够赶十多里路看一场电影，已属人生幸事。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多挣工分，尽快改变我们家的“超支户”面貌，在生产队分东西的时候，能够像“进款户”一样，别人分什么，我们家也能分到什么。

不知是哪一年认识闫昌贵的，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钟情”于他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讲鲁迅、蔡元培、林语堂，还讲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看过一场电影，他会评价电影的立意深刻与否，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底深浅，以及政治导向或要把人们引向何方。看过电影《决裂》，他低声嘀咕，我们国家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他说，一个民族可以没有财富，也可以没有历史，但绝不能鄙视知识、丢掉文化根脉。对于这些，我似懂非懂。但我真切地感到，他不是一个耿耿于怀于是“超支户”还是“进款户”的人。

他爱好文学，经常写诗，还写散文，有临摹《荷塘月色》者，文学韵味十足。在那样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农村几乎成了被文字遗忘的角落，能从他的笔下流淌出那样优美、动人的文字，令我仰慕之至。我至今还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一个笔记本，那上面有许多写他母亲、悼念他母亲的文章，还有一些写给我的诗，至今读来仍然令我心动不已、潸然泪下。他也写对口诗、三句半、相声、歌词之类，是全大队惟一能够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演出脚本的人。我至今还能靠码字混饭吃，或许正是受了他的影响。

农村，是一个讲究做人细节的地方，闫昌贵却有些不屑于此。他做事不拘形式，处世少讲礼数，缺乏细节意识。比如吃饭，别人在喝酒，他可以端起碗就吃饭；别人还在吃饭，他可以放下碗筷就走人。对此，有人说他率真，有人说他缺少家教。因此，对于闫昌贵，很多人为之仰慕不已，很多人对他又嗤之以鼻。无论怎么说，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朋友很多，他家经常高朋满座，每逢年节，门前的小路总会络绎不绝。他的朋友，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老人也有小孩，只是少见有钱有势之人。

他有个高中同学，读书时成绩远不如他，却很仰慕他。因其家中有钱有势，高中毕业不久即进省化肥厂当了工人，几经钻营，已经成为管人的人。因念及旧情，勿一日，他给闫昌贵来信，在诉说农村的千般辛苦、城市生活的万般惬意之后，向他承诺：如果有意进厂当工人，可以包在他身上。闫昌贵接获他的信，读后竟然嗤之以鼻。我想，作为世代农民子弟，又有几分才学，如果说他根本不想进城，那是假的。只是，他见不得别人在自己面前逞能显摆，更不想通过自己深恶痛绝的方式走进城市。闫昌贵人格的高洁、性情的清远，由此可见一斑。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后，首次公开招考时，我虽已离开学校三四年，又不曾读过高中，还是和闫昌贵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当我从墙旮旯里翻出几年前的课本复习时，竟连三角函数里的Sin、Cos都认不得了。在闫昌贵手把手的辅导下，加上几年来跟着他学习写文章，我竟然以121分的总成绩考上了宜昌地区农业机械学校，闫昌贵却名落孙山。对此，我羞愧难当。如果不辅导我复习，如果他自己能多一些复习时间，他是一定能够金榜题名的。因此可以说，闫昌贵对于我，有再造之恩。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几天，我们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形影不离。有时，我们彻夜长谈；有时，我们又睡个天昏地暗。有人说，我是他的影子；有人说，他在让我帮他离开农村。我们对此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我问他：我走了，你怎么办？他哈哈一笑：明年再考啊！范进中举都70岁了，我离70岁还远呢！那份乐观和自信，依然让我自愧不如。那段时间，我们不知日夜，更不知今夕是何年，以致误了上学的火车，我不得不比其他同学推迟一天，走进正在改变我命运的学校。

人生况味，让人咂摸不透，闫昌贵的人生，更是难做定义，但却真真切切。这就像一块稻田，本来种的是稻子，却长出许多稗棵来。秋收时节，只能把稻子和稗棵一并收了，然后让风扬弃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