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记忆

晚间去开车，车已被雪覆盖，前后玻璃上的雪，足有两寸厚。雪还在铺天盖地地下。一路上，我打近光看不见路，打远光也只看得见雪。雪，总是从车的左前方棉絮般地扑打过来，在挡风玻璃前面旋转着、飙升着。或许，这就是我憧憬多年的那一场雪，一场几十年不曾见过的雪。

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门前的小路与路下的农田本有一米多高的田坎，可那天早晨起来，田坎不见了，雪把整条山冲夷为了平地。父亲到生产队开会，在这条不足200米长，每天走无数遍，熟悉得跟家里锅碗瓢盆似的小路上，他竟然掉下田坎数次。

就在那场雪里，我家旁边唯一的堰塘——王家大堰，被冰完全覆盖。那是一口很大的堰，足有10亩地那么大。母亲让我到堰里挑水，我才发现整口堰都结了冰。我抡起扁担去砸，居然只砸出几个白印。我又回家扛来锄头，方才砸出个比水桶略大的冰窟窿，然后才挑到了水。

再去洗菜时，堰堤上已集了很多孩子。走上堰堤，我发现堰里的孩子更多。孩子们开始只敢在堰边的冰上轻手轻脚地走，见冰结实，胆大的孩子便试探着向堰的中央走去。再后来，他们得寸进尺，居然在冰上蹦跳起来、奔跑起来，有的甚至在冰上玩起了摔跤、跳房子、丢沙包。

孩子们大概是玩腻了，也可能是真的很冷，我再次来到堰边时，发现有孩子居然突发奇想，从堰边拔来树根、茅草和狗牙根，在冰上烤起火来。我见了便大声呼喊：“伙计们，搞不得，赶快把火灭掉，回到堰堤上来！”可他们根本不听。直到我搬来几个孩子的父母，他们方才一轰而散。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雪和最坚的冰。给我同样留下深刻冰雪记忆的，还有九十年代初，江汉平原上的那一场“牛皮凌”。

那年腊月二十六，是我在省城开会的最后一天。雨和雪下得不是很大，但风刮出了尖叫声，气温更是直线下降。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司机商量说，把你辛苦一下，我们连夜走。我担心第二天就走不成了。放下碗筷，收拾完行李，跟领导招呼都没打，我们就急匆匆地出发了。

在城里还行，出得城来完全是另一番景况，车轮下像抹了油，不能踩刹车，不能加油门，也不能打方向，随处可见溜到路边的车。我让停车看看，打开车门，脚刚落地，人还没有直起身来，就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原来，城外比城里风更大，气温更低，路上虽没有雪，却全结上了冰。

我心里尽管想着三天后就是大年三十，但还是让司机掉转车头返回城里，意思是待冰化了再走。年轻的司机对我笑笑，然后打开后备箱，拿出了防滑链。装上防滑链，仍然不敢跑得太快，三百多公里路，我们跑了整整一夜。我数了一下，一路上竟有一百多辆车歪在了路边。

经过十里铺时，我感觉，风明显小了，雨和雪也小了。进入郭场，路上不再有冰。回到远安，既没下雪，也没下雨。后来才知道，那是江汉平原多年来少有的一场“牛皮凌”，直到腊月二十九才化凌，腊月三十才通班车。如果不是司机带着防滑链，那年的团年饭肯定是吃不成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关于冰和雪的最为深刻的记忆，不能说有什么意义，却增长了我的见识，丰富了我的人生。但愿仍在飘飞着的这一场雪，以及随之而来的持续低温，能为我累积新的更为深刻的冰雪记忆。同时祈盼，万万不可酿成灾害，损毁了冰和雪在我心目中至纯至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