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

 我的老家林家村一九九五年才通上高压电，六年级前，家里都是靠煤油灯照明，熏成漆黑的房梁到现在都还散发着松油的清香。

那时候农村物资还是匮乏，父母都舍不得点煤油灯，只在我要看书学习的时候或者有客人村邻来家串门的时候才点，尽管这样，煤油还是不够用，也无处购买，每年都会有些时日，天黑下来后只能围着火塘，渡过入眠前的黑夜。煤油灯，南瓜子儿和火塘，陪伴了一整个童年。

老屋有些许破败，但母亲依然喜爱。角落里几对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黑漆漆的瓶子，布满灰尘，灯芯干瘪，套拉着盘在瓶底。拾掇老屋的母亲总觉得拦脚绊手，说要丢弃，我却总是不舍，就把它们堆放在厢房阁楼卧室的窗台上，夜晚电灯亮晃晃的，映着雪白的墙壁，也照着这两只喑哑发暗的煤油灯，做灯的往事跃上心头。

点灯费油，父亲也遭了不少母亲的数落。我学习时，母亲每次又会把灯芯挑得旺一些，近近的摆在我眼前。她自己却摸索着给我们缝补衣服。每每看到母亲挑破的手指，我便下决心自己做一盏煤油灯。

可是做煤油灯并不容易，油瓶哪里有？铁皮的瓶盖更是哪里找？裹灯芯的管子可得手工打制，灯芯还得花钱买，我犯了愁。

下午的数学课上，老师坐在我前面批改作业，一瓶打开的红墨水就摆在桌子上，只见他一边批阅作业，一边用钢笔蘸着瓶子里的墨水，墨水极少，只有薄薄的一层覆盖着瓶底。这不是最好的煤油灯瓶嘛！老师用完墨水会不会把瓶子丢掉？这样一想，便常常留心起班上的垃圾桶，有事没事总爱倒垃圾，顺便也观察着垃圾池会不会有丢弃的墨水瓶。就这样等了许久，当了一年的“劳动委员”，被老师评为“优秀班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也高了起来，做灯的愿望也愈发的强烈。

三年级，我被选为学习委员，每天收作业，发作业，按时到老师的宿舍抱作业成了我的常态，老师的宿舍干净整洁，床铺一尘不染，每天我早早的去到他宿舍，总看到他用一只煤油炉煮面条，吃不惯早点的我们在他“哗哗啦啦”声中“吚吚——呜呜”背诵起来，有背诵“有一年，列宁在郊外养病……”；有背诵“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的；有背诵“槐乡的孩子，从小就和槐树结成了伴……”的。我总是在背诵课文之余，留意老师窗台上有没有空墨水瓶儿。

早读结束的钟声响起，收拾好老师批改好的作业，即将退出门的刹那，我实在忍不住说出了口：“老师，你那个墨水瓶儿还用吗？我想做一盏煤油灯，晚上可以多看会儿书。”我分明听到自己边说话，边吸鼻涕的声音。

“你要几个，我这里的都没扔。”

老师一边说一边打开门后的木书柜，大约七八个空墨水瓶儿整齐的陈列在柜中。其实，空墨水瓶儿也是稀缺物，连老师也不忍心丢弃。

“不够，我可以和其他老师再找找。”老师接着说。

“够了够了，老师！”我一边接过老师的两只墨水瓶儿，一边结结巴巴的回答。

瓶子有了，接下来是找铁制的盖子，找到大小合适的，能拧紧的更难，寻了几日终是无果，只能折中，自己打制一块薄铁片，废旧电池的锌制外壳是最好的材料。大伯是公家人，家里的废旧“长臂猿”堆了一地，倒是好找。

得先用小锤轻轻敲掉红色圆帽，它是电池盖，然后抽出漆黑的碳棒，再用小刀切开锌桶，黑乎乎的凝稠浆液冒了出来，得用灶膛里的火灰不断擦洗，洗成一块铮亮的锌皮，把锌皮轻轻敲平整，盖在瓶口上，沿着瓶口用剪刀圆圆的剪出油灯盖，再用同样的方法剪出一块长方形的锌片，把这块锌片紧紧的、匀称的裹在铁钉上，然后抽出铁钉，灯管就做好了。灯芯只需剪一小段母亲纳鞋底的绒线，拧紧线头穿过灯管，把先前备好的灯盖，用铁钉正中打孔，灯管穿过此孔，留三分之一在外。一盏简陋的煤油灯就做好了。

那时候，妹妹也开始读一年级，我家点上了两盏灯。

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偶有几声犬吠和虫鸣，伴着黄晕的灯光，读过三毛，也读过沈从文，还读过鲁迅，就这样，煤油灯一直陪伴我到六年级。

一九九五年，村里集中力量办大事，集资在村头建起配电房，买来电杆电线，硬是从十里外的电杆上接来高压电，每家每户挂上了电表，眼眉吐气。通电当晚全村人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眼里饱含泪水。

从此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点过煤油灯，我做的两盏煤油灯也渐渐淡出大家的记忆。

而我，是忘不掉煤油灯的，也怀念煤油灯陪伴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