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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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将儿时年粑的味道烙在了我的味蕾上.
乡下姨妈托人带来一袋自家烫的豆粑，也送来了久违的亲情。晚上，迫不及待的便做了白菜煮豆粑当晚餐，先生一向喜欢吃豆粑，特意给他盛上了满满的一大碗，他呼噜噜一转眼就吃完了，吃完后满意地咂着嘴，突然来了一句：“这豆粑真鲜，要是在里面再放些粑一起煮就更好。”先生的一句话，那糍糯，红的、白的年粑顿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儿时做年粑的情景瞬即浮现在我眼前……
故乡的年粑有两种，一种是用糯米和粘米合做的叫糯米粑，一种是用高粱和粘米合做的叫高粱粑，黄梅俗称馏粟粑。记忆中每年冬至前后，基本上村子里就开始做年粑了。做年粑先要把做粑的糯米和粘米，以及高梁和粘米按一定的比例配好，淘洗干净，晾晒后用家用石磨磨成粉，再加水调到合适的粘度，就可以做粑了。
印象中母亲总是把粑粉放在大大的木盆里，她左手拿着葫芦瓢往粉里添水，右手不停地搅拌着，过一会儿，她会放下葫芦瓢，用一双手使劲地揉，添水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她会喊我加一点水，然后她再揉一会儿，如果觉得稠了，就再让我加水，再揉，伴着她的一声声“好”，我会一次次停止加水，每年她总能让年粑的粘稠度恰恰好。
在母亲揉年粑的时候，奶奶就会去厨房的大铁锅里烧水，顺便把洗净晾干的蒸笼铺上打湿的粑袱（一种专门用来蒸粑的布），这样粑做好就可以直接放到蒸笼里了。母亲先把盆里的那块粑团揪下一团，搓成又粗又圆的长条，再一团团地扯断，搓搓捏捏，一个粑就做好了，而且她做的粑大小都差不多，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我看得呆了，就跟母亲请求：“妈，我也想做粑。”母亲笑着说：“你做汤圆吧，等下放在粑的空隙里。”得到母亲的许可后，我飞快地扯下一团粑团，用手搓。我搓的哪是汤圆呀，整个就是一个中间粗两头细的橄榄球，母亲看着我搓的汤圆笑了：“你不能两手对齐，要两只手交叉划圆搓，汤圆才会圆。”按母亲的办法，不一会儿我就搓好了一个汤圆。
奶奶在母亲做好一笼粑的时候，水就正好烧开了，她跟母亲总是配合那么默契，奶奶来端粑去蒸的时候，看到做汤圆的我，笑眯眯地说一句：“还好，将不是吃冤枉粮的。”我不解地望着母亲，母亲告诉我，奶奶是表扬我，说我将也能做点事了。听到表扬，我做得更起劲了。然而，小孩子总是喜欢模仿，喜欢做新鲜事，做了一会儿就不满足只做汤圆了，我自作聪明地做起了大粑，这些大粑的形状可怪了，圆不是圆的，方不是方的，大的大，小的小，厚的厚，薄的薄，母亲苦笑着摇了摇头，没有留下一个我的杰作，一股脑儿地把它们团成一团重做。我往地上一坐大哭，双脚不停地在地上来回搓，还把手上没做的那一团粑扔向了母亲。母亲一边起身，一边吓唬我：“棍子呢。”“快跟我去厨房里。”奶奶颠着小脚跑得飞快，抱着我回头对母亲说：“你也歇会儿，粑熟了，去尝尝看糍不糍。”
奶奶带我来到厨房，递给我一个碗，碗里放着一个又圆又白的糯米粑，上面插着一根筷子，奶奶用汤匙挑了一汤匙糖，叫我到灶门口坐着吃。我坐在灶门口，一口口咬着那甜香糯醹的糍粑，时而望着灶堂里亮堂温暖的柴火，时而望着锅面上升起的水蒸汽，那种温暖的感觉，是我那个年代对“幸福”二字最大的认知。吃完后，奶奶总会把年粑装成一碗一碗的叫我分别给隔壁的邻居们送去，而送完粑我也总会把邻居们感谢的话，一句句学给母亲和奶奶听。
做好的年粑，奶奶会把它们放在晒筐里凉透，之后把凉透的年粑浸泡在冷水里，适时地换水，几个月也不会变味，想吃的时候火烤、油煎、煮豆粑都是一道美味。
时过境迁，如今奶奶已经不在了，母亲也已年迈，我也再没吃过自制的年粑，记忆却将儿时年粑的味道烙在了我的味蕾上，粘稠成了我心中一个化不开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