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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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要揉糖了！
吃过晚饭，母亲将装糖稀的瓷罐搬出，尽管煤油灯的光不是太亮，但母亲仍看到糖稀浅了许多，她冲着我瞪了一眼，我马上装作抱柴禾，用眼角的余光，我偷偷地打量了母亲一眼，看到母亲继续干着她自己的事，就知道母亲不想追究，那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揉糖跟炒米一样，是个技术活，会做的人不少，但做得好的人不多。炒米少糖多，糖不泡；炒米多糖少，容易碎。要恰到好处全凭经验，奶奶就是揉糖的高手，每年别人家揉糖的时候，经常请她去当师父。今天烧火终于换了主角，奶奶从灶下换到灶上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奶奶仿佛挂帅的老太君，神闲气定，她一边将麦芽糖倒进锅里醒（溶化），一边嘱咐母亲：“火烧小些。”然后斜靠在灶台边，拿起围裙擦擦手，我问奶奶：“奶奶，用大火不是能醒得快些吗？”但是奶奶说火大了会焦糖。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锅，不住地吞着口水，奶奶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今天的糖稀不能吃，要不揉糖不够。”奶奶刮刮我的鼻子。
为了防止糖稀粘锅烧焦，奶奶不住地用锅铲搅动，锅里的糖开始冒泡了，一个个大泡从锅底向上鼓，“扑哧”一下就破了，这里破那里鼓，此起彼伏，如同数只蛤蟆轮番向上吐气，锅里热闹极了。奶奶舀了几瓢炒米，撒点炒熟的黑芝麻，拿着锅铲迅速翻动，然后把手打湿，抓了一把，放在手里捏了捏，说声：“好了。”我赶紧递过木盆，奶奶把锅里的糖拌米全部铲起，母亲赶快接过去端到堂屋，等在堂屋请奶奶去揉糖的荣娘，赶紧跟母亲一起，把它倒进早已铺好干净床单的大脚盆里，荣娘用筷子把它扒平，又把床单折回来包好，母亲拿一条麻袋铺在上面，叫父亲在上面踩。在脚盆里踩糖，对于身材高大的父亲来说，好像在过独木桥上，他左右摇摆，站立不稳，仿佛一不留心就会摔倒，但这天父亲却特别专注，一直踩得很认真，还总是笑嘻嘻的。踩实后，母亲跟荣娘一起把它倒扣在八仙桌上，荣娘趁热把它切成若干个长条，然后再切成片。母亲和荣娘都是刀功了得，切的每一块糖的厚薄几乎都是一样的，那散发着香气、方方正正的糖粑，无时不在挑逗着我的味觉，母亲一边切，我一边在砧板边拿糖吃，全然不怕手被刀切着，“好吃鬼投胎，你哪是五十年出世的呀？”母亲笑着骂我。这又香又脆的糖粑，就是过路人闻到了也不一定能抵得住诱惑，何况是我。母亲说母亲的，我照吃不误。
奶奶洗完锅灶后，从厨房出来跟荣娘去她家帮忙揉糖，母亲捧了一大捧糖粑，让荣娘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荣娘推辞道：“不要， 过会儿不就有了吗？”母亲牵起荣娘的围裙放在里面：“你这会儿不是没有吗？各是各屋的味，就是几块糖也是我的心。”荣娘兜起糖粑，拿着她自己带来的砧板和菜刀跟着奶奶走了。母亲继续切没切完的糖粑，切完后，用碗装着，让我端给邻居们品尝，如果碰到别家在炒花生或者做其它的东西，就会顺带换回一碗。
揉好的糖冷却后，被母亲装进瓷器坛里，坛口用塑料纸封着，防止走气不脆，那是留着过年待客的。可是自从糖粑放入瓷器坛后，我的眼睛就经常围着瓷器坛打转，有时候奶奶趁母亲不在，拿两块给我解馋，可是肚子里的馋虫却越吃越馋，只要家里没人，我就搬个凳子垫脚，迅速地打开坛子抓出几块，然后跑到柴堆边美美地吃起来。
转眼就要过年了，眼看着那糖粑也快见底了，我告诉自己不能再偷了。新年来客的时候，我正担心着，母亲却变戏法似地又拿出一坛糖粑来，原来母亲早就知道我会偷吃，已提前藏了一坛。
如今，家乡人几乎没有人自己揉糖了，但每年我仍会想起它，想起它就会想起我快乐的童年生活，想起我敬爱的奶奶，想起乡邻间那种温馨和谐的乡情，那些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如一坛陈年老酒，弥久留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