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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宏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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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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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墓归来话家谱

到乡下祭扫祖茔归来已数月过去了,而溯先怀祖的情感犹然未了于心者,是因了面前摆放的家谱的缘故。

岁月的长河大浪淘沙般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漂洗掉许多东西,但清明节祭祖扫墓的习俗却稳如磐石,仍牢牢地占据在城乡人们的心灵中。乡村祭扫的情景大抵是和城市相同的,不同的是,若非亲人近故,则似乎比城里多了几分轻松,少了几分沉重。这大概主要是因为祭奠对象有别之故:城里祭奠的多是近故的直系亲属。灵盒在捧,遗像栩然,自难免悲从中来。涕泗纵横者有之,嚎啕欲绝者有之,令人不忍卒睹。而乡村祭扫的坟茔,多是数辈同场。时间的推移已将人们心中的哀痛渐渐抚平,且荒冢枕山,衰草支离,所见唯此,无物勾思,一般是没有那种睹物思人、呼天抢地的情景的。

乡俗清明扫墓其实不在清明本日,而在前后数天。届时,同祖后裔,数家相约,携幼扶老,箪食壶浆,或骑车,或步行,率相到墓地祭扫。国家虽有禁令,许多乡民仍依旧俗,少不得黄钱灼灼,纸幡飘飘,乌蝶翻飞,香烟缭绕。成年默默怀悼,童稚尽兴跳闹,肃穆中带着几许轻松,使人依稀生疑:这哪里是祭奠先祖,分明是在踏青游山。

我是每年都要回去扫墓的。今年也是。祭罢将返时,同宗长兄将一册纸质发黄的线装家谱交给我,让我设法缀补其缺。回来后因事务倥偬,不暇顾及,遂置放书架上。近日得空,取下翻检,族史画卷,倏然入眼。我熟悉的不熟悉的,知其名未见其人的或不知其名更未见人的先祖列宗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使我想见其人,想闻其事,产生了比在喧闹的祭扫场合更为强烈的追怀之感。于是想,清明节期间蔚为大观的祭扫盛况固然是对先祖宗虔敬追怀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一谱在手,或昼寂闲暇,或夤夜响绝,独坐书室,摊谱案头,逐页披览,意兴浓浓,想闻謦欬,追念音容,这不也是一种祭奠,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祭奠吗?

我国是一个重史志的文明古国。这种人文特点,也莫能例外地反映在家庭和家族历史的记载上,形成了许多谱牒。考古发掘的文化遗物表明,我国谱牒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商朝甲骨档案中,就有记载帝王世系、贵族家史的,堪称最早的谱牒。嗣后,由于铨官选士的需要,在周朝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朝和盛唐时期,除了借以选官之外,"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就是说,家谱已经比较普遍地流行于上层社会,而且其功用已超出了铨选的范畴。晚唐及其以后,随着官修谱牒的日渐衰微,私修谱牒之风兴起并经久不衰,谱牒渐渐从豪门贵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家庭和家族记载其繁衍发展史的原始记录,即谱牒档案。

与我国所有的文化遗存一样,谱牒档案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未能幸免地被作为"四旧"遭到灭顶之灾。许多传留十数世乃至更早的家谱被查抄稽没,不知去向,有的保存者慑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将其偷偷的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也有一些人冒着很大的风险,将其全部或部分保存了下来。前面提及的那册,就是散失的整部家谱中的幸存者之一。

今天,家谱已经作为档案的一个种类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国家档案馆库,家谱的名誉已经得到应有的恢复。在这种大环境下,一些农村中,重修家谱之风又开始兴起。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在修谱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正常现象。有的杀猪宰羊,仪式隆重非凡,且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有的余悸未消,慎而又慎,秘之不宣,深恐在引祸端;有的宗亲挟隙,各执一辞,记载不确,等等。这说明,尽管在改革开发的大气候下,人们对家谱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如"文革"期间似的畏之如虎,但仍然有不少人,特别是比较偏远农村的农民群众对家谱的认识尚不十分明确,需要档案工作者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档案的方针、政策,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谱牒档案是国家全部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要保护和保持家谱的历史原貌,旧家谱不能随意更改,新家谱不能记载失真。在修谱过程中,不能将封建宗法和封建迷信的因素掺和进去。这样的家谱,才会对国家、社会和家族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这样的修谱行为,才能得到国家的容许和保护。

前人为我们留下许多可供研究的谱牒,我们也应当给后人留下类似的文化遗存,而且我们留下的,应当比前人更多更好,这就是祭扫归来后因家谱而生的一点强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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