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沙古道,凄风苦雨。一辆破陋的牛车,载着衣裹箱装的一尊跪姿菩萨塑像及其他文物,在衰草连天的茫茫戈壁上吱吱呀呀地缓慢前行。车后跟随着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与三两个中国人,一个个面容不修,衣衫不整,疲倦但却顽强地在风尘中艰难地中跋涉行进。这是美国人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劫掠文物得手后返程中的一个“镜头”。与姜君译完华氏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后,上述情景一直在我的脑际久久拂之不去。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存贷文化成果,而且将其中一些成果或有意或无意地遗存了下来,成为我们至今也可以引为骄傲、足以睥睨西方诸国文化的底蕴。别的不说,仅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引起了一门世界性学科敦煌学的诞生,使古镇敦煌又闪射出惊耀世界的光芒,足以使曾在19世纪考古学家如蚁麇集的古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相形失色。近一个世纪来,敦煌已成为国内外莘莘学子、芸芸众生皆欲一游为快的胜地,乃至圣地。
正如洒蜜汁的地上有蚁聚,有鲜花的地方多蜂舞一样,敦煌遗书于本世纪初出世的同时,也伴生了一场惨遭浩劫的文化灾难。从那时起,陆续有英、法、德、俄、日、美等各国的“考察团”、“探险队”前来敦煌,名为考察,实为劫掠,使敦煌遗书痛失万余卷。华尔纳是1923年岁末来中国的,历时八个多月。雪夜冰昼,冷月寒风,或登攀于沙海高丘,或辗转于河床古道,备受冻馁之苦,以至于他的一位同事冻坏双脚,无法行走,不得不赍恨中道回返。华氏行到黑城(在今额济纳),所获无多,遂转敦煌。这时敦煌遗书残部已转移北京,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石窟壁画,采用预先准备的化学胶粘剂,切割剥离,粘取了26幅壁画的局部画面,使我们今天站在那些壁画残缺不全的洞窟里,犹如面对美丽无比但却臂缺肢残的维纳斯塑像一样,顿生怜香惜玉的无限遗憾。
在这场文化灾难中,劫掠者除了外盗,还有家贼。在当时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呼吁敦促下,政府当局指令地方将余剩的遗书运往北京保存。途次,许多地方官员趁火打劫,恣行挑拣,择其珍贵者秘为私有。比及抵京,又遭京都官员鲸吞,所余无多。
外盗劫掠,缘于国家不强,无力御之于国门之外;家贼乘机,主要是厘治腐败,难以使贪官贼氓之流慑于纲纪。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贼之为害比外盗更甚。外盗一般只能得计于一时,为害区域范围也有限。如华尔纳,首次来华,踌躇满志,重载而返;再次来时,徒劳无功,空手而归。但家贼却不然,平时良恶不显,莫可辨分;遇机蠢而动,难于防范;流窜四处为害,无分地域。因此,御外之心固不可无,防内之策更宜急筹。
而且,从文化劫掠的诸多行径可以看到,为金钱利欲所驱动的文化盗贼与主要以文化占有为目的的劫掠者相比,前者对文化遗存的破坏性更大。华尔纳在赴敦煌 ,曾发现一个湮埋于黄沙之中的古塑像群,开气之后,由于无法搬运,重又掩埋,并且预想也许中国以后会在这里建起一个博物馆。但当他翌年再次来华时,发现这里已被盗挖,塑像的残段碎片俯拾皆是,满目狼藉,好羰羰一群塑像已被毁坏净尽了。我们没有理由宽宥外国的文化劫掠行径,但到国外的,诸如敦煌遗书等,现在我们仍然可从复制件一窥其貌,而被家贼堂而皇之“拿”去据为私有的,或被毁灭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再一睹真颜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更没有理由宽宥内窃者。
如今,国家已强盛,钢铁长城,海关锁钥,外盗对我国比比皆是的璀璨的古文化明珠虽有觊觎之心,但不敢妄生行劫之念,但治不严,家贼犹存,屡有案例。文物馆库遭劫,珍贵文物乃至国家级文物被窃的消息迭见报端。更有甚者,,仅据报道,墓群私掘,倾村出动,文物流失,无人问津的怪事休止一二桩。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中国民间有敬惜字纸的古俗。这种行为固然带有愚昧的意味,但也折射出中国老百姓尊重文化的心态。那么连字纸都敬惜的老百姓,为何会对墓葬(通常忌讳颇深)等文化呈上升趋势大事掘挖摧残呢?答案无他,金钱故也。文物可以卖大钱,这是那些为重利驱动铤而走险的文物贩子们教给有得到文物之便的的老百姓的新思维。而文物不但可以卖而且能够卖大价钱,使目前那些还处在贫困线上的农民转瞬间手中有一沓人民币,这是一些墓葬区附近的部分人们乍惊又喜的新实践。于是乎,墓葬群被抢挖,恐龙蛋被偷掏……如此种种,出现了许多人争先恐后,乱哄哄你抢我夺地盗窃文物的丑恶现象。如果字纸也能卖大钱,,那么老百姓就岂止敬惜,甚至要不惜偷抢地贪婪以求了,所以,治理之道,在于断源截流。一方面,坚决禁止私自盗掘古墓等文物遗藏地,另一方面,死死堵住文物流向境外的通道,让文物像字纸一样,在人们手中变不成金钱。这样,人们才会将文物奉若神明,视为圣物,不敢亵渎、毁损,并且去敬惜它、保护它。当然,这只是消极意义上的防范。治本之道是,努力发展经济,充分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到那时,所有文物才可能不是私有之宝,不贩卖赚钱,不被无知地破坏毁损,而是供公众共享的精神财富。
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