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影河声话碑林

塔影河声话碑林

悠悠华夏历史上,石刻是传统文化传承工具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著名的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历数千年而遗物犹存，让我们能够有幸从中领略当时的人文信息。石刻中广泛使用的当数石碑。我国历史上建有不少碑林，其中西安碑林、孔庙碑林、西昌碑林和高雄碑林，世称“四大碑林”，它们各领风骚，以其特有的丰富内涵蜚声遐迩，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为适应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碑林。公元2000年，一座以显要的地理位置、恢宏的传统建筑、丰富的碑刻内容吸引八方游客接踵而至的新碑林跻身于碑林之列。这就是兰州碑林。

从浓荫如织的滨河南路中山桥西侧纵目北望，兰州碑林巍然耸立在对岸濒河雄居的山顶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木环拱中，飞阁溢彩，黄瓦涌金，玲珑中透发出粗犷，幽静里蕴蓄着灵动，为数百年来一直由一座白塔独领风骚的金城北山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兰州碑林特有的自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登临送目，欣赏兰州全景的最佳地点之一。站在碑林南坡上骋目俯视，主城区景色尽收眼底。黄河翻卷着浪花，滔滔东流而去。河对岸，新建的高楼鳞次栉比，拔地而起，延伸向目光渐不可及的远方。滨河南路似一条长长的绿色丝带，为参差错落的楼脚镶嵌了一道齐整的边缘。河的北岸，滨河北路如沉沉一线，横贯东西。在它的环抱里，白塔山轻岚笼翠，与城南巍峨雄立、郁郁苍苍的皋兰山遥遥相对，构成了两道天然的屏障。

碑林的总体设计和建筑风格给人一种恬静恢宏的美感。造型古朴典雅的北大门上方，悬挂着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的匾额。进门迎面影壁上,刻有“海不扬波”四个大字，这是甘肃秦安人胡缵宗所书。他是明朝正德三年进士，初任翰林院检讨，后历任嘉定州判官，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抚。公元1534年罢官归里，开阁著书，有多部著作传世。缵宗为官爱民礼士，廉洁刚正；作诗激昂悲壮，立志高远；书法遒健雄浑，苍劲有力，颇得时人赞誉。转过影壁，站在平台上，居高临下，碑林全景映入眼帘，一片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致令人心旷神怡。整个院落里是绿茵茵的草坪，卵石铺成的甬道曲曲弯弯地将草坪分割成几块不规则的图案，看上去自然生动，全没有人为的矫揉。一尊用花岗岩雕刻的老人，伫立在院落西北角的草坪上，似乎正在凝神沉思。他就是我国书法史上颇负盛名的东汉书法家张芝。他是甘肃敦煌人。一生潜心书法，不图仕进。长于行隶，尤精章草，创立今草，时人称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极为推崇，认为“汉魏书迹，独钟（繇）张（芝）两家”。在书法界，张芝无疑是一位大师，在这座碑林里，他是核心人物。可他的雕像没有当立院落的中央，而是偏处碑林院落的一角，与张芝一生的处世哲学浑然一体，极相吻符，表现出设计者对碑林风格与中国厚重的文化传统相统一的追求。

镶嵌着一面面黑色石碑的环廊圆柱根根，猩红欲滴，筒瓦条条，桔黄可掬。最吸引我们视线的，是凌空耸起于院落南边的一幢五层楼阁。这是兰州碑林的主体建筑草圣阁，仿古重檐，金碧辉煌。二楼前檐悬挂着赵朴初题写的“兰州碑林”，五楼檐下是蓝底金字的“草圣阁”匾额，这三字是因启功染病未能如约题写，后来从他的书法作品中集字而成的。草圣阁主体左右两边各建有二层陪阁，左边悬挂着朱乃正题写的“翰墨流芳”，右边陪阁上悬挂着赵朴初题写的“塔影河声”。整个建筑叠檐飞角，溢翠流丹，错落参差，造型精美，具传统之形而兼有现代之韵，映衬着大片碧草和修剪成坡状的矮树，如诗如画，美不胜收，使人恍如置身南国园林中。     

移步进入碑廊，一个琳琅满目的书法世界呈现于面前。碑林西廊里是甘肃历代书法家的作品碑刻。仔细数去，有68位，其中有张芝、梁鹄、索靖、胡缵宗、邹应龙、米万仲、王了望、吴缜、邢澍、张澍、安维俊等颇有声望的书法大家，也有我未闻其名的甘肃各地历代书法英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李世民和李白的书法作品。李世民和李白的祖籍都是陇西成纪。前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极有天赋和造诣的文学家、书法家。他兼善行、草，尤擅临古。晚年所书诏敕有魏晋之风。碑林收入了他的《温泉铭》。这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原石早佚，1900年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宋拓本，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我注意到，碑林刻本与网上拓本相比，风格气势相去甚远，是刻工刻技所致还是所取版本有别，不得而知。后者是我国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的诗名太盛，掩住了书法的名气。其实他也是一位行、草不减古人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不拘章法，神态放逸，飞舞自得，而能得书法之神妙。碑林里收有李白的《上阳台帖》和《送贺八诗》，通篇雄浑劲健而又气势飘逸，一如他豪放俊逸的诗风。此刻，面对一通通石碑，我似乎看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书法家迎面走来，他们在精雕细琢的石碑上笔走龙蛇，以惊世的书法绝技展示人类智慧的结晶，引起我们对这片书界热土的瞻仰崇肃之情。碑林东廊也有少数甘肃籍名家，但所见大多是曾在甘肃任职的非甘肃籍书法名家的作品碑刻。他们在甘肃这片土地上，几十年如一日，挥洒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为甘肃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力量，而且也为甘肃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想到这儿，对这些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书法名人们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走进草圣阁，一楼，陈列中国传世书法集萃，真、草、隶、篆、行诸种书体，历代名家名作，琳琅满目。二楼，陈列兰州碑林镇馆之宝——淳化阁帖、敦煌写经和秦汉简牍，其中敦煌写经、秦汉简牍是首次勒於贞石。三楼，存放碑林的拓片和相关资料。四楼，陈列陶渊明、林则徐、左宗棠、于右任、张大千、梅兰芳、丰子恺、郭沫若、舒同、赵朴初、启功等人的书法碑刻。五楼，陈列毛泽东和孙中山的书法碑刻。静静地站立在秦汉简牍、敦煌写经、淳化阁帖碑室里，在那些历百千年而仍鲜活如初的文化遗产面前，我们仿佛面对的不是书法作品，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正在凝神构思，一部又一部书法精品在瞬间就会如电光石火般从他们笔底产生出来，墨酣书香激扬社会，铁划银钩指点江山。那龙翔凤舞的字迹就是他们腾挪跌宕的人生，我们可以清楚地从那似连若断的笔意中感觉到他们脉搏的律动，聆听到他们气息的声韵。

对于现在各地纷纷修建碑林的现象，有人持有异议。有文章说，在对现有碑林进行考察后认为，除西安等碑林由于历史渊源和综合旅游资源的原因效益可观外，其他许多碑林文化艺术特色不突出，导致建成后游人稀少，经济和社会效益不明显，所以不应当盲目跟风滥建。站在弘扬书法艺术和取得经济社会效益的角度上看，这种意见也许有它的道理。的确，现在有些碑林建造者的初衷本身就不是为了弘扬书法艺术，而是为了追求某种政绩或某种效应。但兰州碑林从选取作品的审慎，挑选刻工的严格，到设计风格的务实，视觉效果的精美，都无愧于艺术，无愧于入选的书法名家，无愧于前来欣赏的观众。况且，作为档案部门的一员，我并非纯粹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欣赏面前的一幅幅夺人心魂的杰作，也没有为游客稀少无法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忧心忡忡，而是试图从档案学的角度审视这座新型景点，探寻它的文化意义。兰州碑林的建成，不仅在于为兰州增添了一处传统文化景点，使人们在游乐之际，不知不觉地受到中国书法文化的濡染，将对兰州乃至甘肃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更在于它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加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留千古而不灭的安全系数。而正是从这一角度的切入，碑林所隐涵的档案文化意义，引起了我心灵上深深的震撼。一个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油然而生：书法、石碑、档案原来看起来 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其实，它们中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书法的功能主要是供人们欣赏，镌之碑石是为了坚固永存，而档案除了为当代人服务之外，还要为后世服务，就是说，要让它流传久远。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三者结合起来，选取现在的一些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当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情况的档案，或者也可以为此目的形成这样的一些能够与档案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字材料，将它们形成书法作品，勒于金石，以“碑林”的形式，集中陈列。这样，既可以将人们可能没有兴趣阅读的东西变成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吸引人们去阅读、鉴赏，又可以使以纸张等易损材料为载体的档案以其他坚固的形式存在，即使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也能够历数百千年而不灭，让未来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能够从存于地表或湮埋地下的金石碑刻上获取当今社会的信息，就如我们今天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上认读过去一样，而不必像今天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似的面对一大堆没有文字的什物器皿煞费苦心，呕心沥血；或偶遇一些虽有文字但却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旧简故纸便额首称庆，视为至宝。为历史计，我们应该这样做；假如这样做了，历史记载便会少一些断层，后世便会少一些悬疑。而现在我置身其中的“碑林”便是为现在计更为历史计的一项壮举，它所具有的功能，就其传世性来说，恐怕要胜于当今的任何一个博物馆或档案馆。站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碑林，我感到一个遗憾。因为，这座碑林收集的是书法艺术品，主要供游人来此欣赏书法艺术而非阅读档案、了解历史,虽然其中有些作品也兼有档案的成分在内。比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使我们在欣赏到精美绝伦的书法艺术的同时，似乎也身临其境地看到了作者本人与当地名士邀聚一起水边祭祀的情景。假如碑林里多一些这样的记实性文章，那么，其内涵便也多了一些“档案”的成分，我们从中对古代的了解相应地也会多一些。无奈我们的书法家们留给碑林创建者的此类作品实在是少了一些。   

我对碑林的筹建是早闻其事的。有一天，一位精神矍铄、颇富学者风度的长者来到我所在的单位，要开具介绍信，说是要到北京某单位去查阅档案，复制一份当代伟人的书法作品，目的是为他正在筹建的碑林收集资料。我闻听此事，心想，现在兴建碑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西安的碑林，那是历史的遗产，具有文物意义，可以吸引游人参观，而现在兴建新碑林，恐怕没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去游览赏玩的。如果有这笔资金，还不如用它来征集一些流散民间的档案资料。没想到，我对自己曾低估了其价值的碑林的一次造访，竟然给了我如此巨大的启示！看来，这位已经作古的老人不但为兰州人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而且也为如何让档案永久传世开辟了一扇启迪之窗。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抒发档人的杞忧，就是担心现在的纸质档案经不住时间的摧残，恐怕有朝一日终会灰飞烟灭，难觅迹踪。现在好了，碑林的建成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良好方法。我们档案界不妨也仿此建设自己的“碑林档案馆”，用更加耐久的材料，保存最为珍贵的档案，让更全面更可靠的社会信息永保无虞，流传千秋万世！